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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的秦俑
侯德云
对小小说的阅读，几乎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不是用读者的眼光来涂满阅读的全程，而是用作者和批评者的眼光对那些作品进行反复的掂量。老实说，在持续多年的阅读历程中，我充满了迷惑，我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作者，把就事论事当成是小小说的使命？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作者，会在现实关怀的层面上踌躇不前？
在我看来，就事论事的写作是故事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它不是小说的，无论是长小说，还是小小说，都不是。现实层面的关怀当然是需要的，给凄凉以温暖，给不幸以同情，给离别以惆怅，给远方以思念，给幼小以父爱和母爱，等等，我毫不怀疑，所有这些都足以感动读者。但是不是仅仅通过感动就能树立小说的尊严？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小说还应该去探究永恒的、与人类长久共存的精神难题。换句话说，就是要关注人的内心。我们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颗真正和谐的心。我们怎么能对此视而不见。很多年前，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词中，毫不留情地指责了那种没有心灵的写作。他说：“它所描绘的不是人类的心灵，而是人类的内分泌。”看到这句话，我忍不住笑了，当然是苦笑。不必讳言，当代中国小说家，就有很多是依靠描绘内分泌而成名的。这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悲哀。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小小说创作领域，已经有人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尽管人数不是很多，但他们用自己日复一日的创作实践，对陈腐的创作观念进行了有效的拨乱反正，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果。由于他们的存在，小小说才得以面无愧色地跻身于文学的舞台。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支拨乱反正的队伍中，秦俑就是一个难得的亮点。
对秦俑小小说集《纪念日》的阅读和揣摩，断断续续大约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在小小说创作领域，秦俑是年轻的一员，虽然年轻，但他对小小说的痴迷和认真态度，却让很多“功成名就”的“老作家”都望尘莫及。看过他几篇创作谈之后，我对自己的看法更加深信不疑。总体来说，秦俑的小小说，很少直接描绘现实性的生活状况，更多的是，在时代的背景之下，把探究的目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一个年轻的作家，拥有了这样的创作自觉，实在是难能可贵。
秦俑还处在谈恋爱的年龄，对于爱情，对于网络时代的爱情，他一定产生过很多的迷惑，由此说来，爱情题材的小小说，在他的作品集中占据了比较多的篇幅，也就不奇怪了。对爱情的关注，我的理解，也是对当代青年的心灵关注。秦俑的迷惑，也绝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当代青年共同的迷惑。值得称道的是，秦俑从来没有企图给他的迷惑找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他只是想诱导读者去思考，跟他一起去思考。
语言无味平板化语言是小小说的一道重要关口。侯德云对小小说的语言有过多次感慨，认为“虽是常识，却非常重要”。这种感悟来自于丰富的创作实践和敏锐的艺术嗅觉。在小小说领域，能把语言操纵得特色鲜明的人物不少，如秦德龙、一冰、海飞、珠晶、刘国芳、蔡楠、高海涛、薛涛、侯德云、茨园等。在他们手中，语言就是个性化的标志，已经物化为质地、声音等，有硬度、有温度、有质感、有色彩。可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小小说的汪洋大海里，能把小小说语言摆弄得富于个性化的作家还不多，而更多的作家则像一些无所用心的厨师，炒出来的是一碟碟没有味道、无法调起人的胃口的菜。具体的表现试列举如下：
一是缺少个性，百人一腔，千人一面。小小说这种“体短式微”的文体，其内容与形式的构成要素实在联系得特别紧密，二者就像是一张过塑的铜版纸的两面，难剥难离。作为小小说作家“外壳”的语言，更是如此。语言是否有个性，往往关系到作品的成败。在小小说领域，语言缺少个性的主要表现是：作品风格难分张三李四，作品气韵雷同，作品面貌近似。结果就是，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百人一腔、千人一面的“局面”。按我的臆想，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贪多求快，不注意把握住语言的内在规律，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心志、情趣的语言，随波逐流，草率动手。这些年，小小说领域里出现了一些以数量为荣的“作家”。这些人创作数量惊人，质量却是良莠不齐。古人讲究“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到了部分小小说作家那里却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创作本是一个精神改造工程，却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缺少个性，就是缺少创造力；缺少个性，就是艺术上的无效劳动；缺少个性，就是对读者智力的漠视；缺少个性，也是对作家自己才华的最大浪费。有出息的作家应该追求作品在淋漓尽致透彻表达个人的情感思想的同时，能够打动读者。他应该如履薄冰一般精益求精，手里始终拿着一把放大镜，从生活的海里寻找最为精辟的语言来建筑自己的小小说大厦。
二是面黄肌瘦，营养严重不良。这是在“个性”基础上产生的新问题。一些小小说作家的语言虽然有个性，却是一种寒碜的、简陋的个性，精气神儿不足，透露着单薄、生硬的“气象”，显出营养不良、浮皮潦草的迹象。此“疾”无他，是作家缺少深厚的文学素养，误把小小说等同于一般的小故事、小段子所致。一些作家小看了小小说之“小”，以为它的总长度只有一二千字，十几分钟内就可以在电脑上轻松打完。“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缺少“诗外”的功夫，不管伪装得多么巧妙和高超，它由于营养不良带来的面黄肌瘦的那种气色是无法掩盖的。最近重读了一些小小说作家的作品，体会到了一种语言饱满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感。像尹全生的《借条》、侯德云的《二姑给过咱一袋面》、孙方友的《霸王别姬》等。这些作家下笔千钧，力透纸背。透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开阔、浑厚的积蕴。尹全生对于感情的张弛有致的把握，侯德云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孙方友对于世态的动情描摹，既刻下了他们在语言方面的深厚功力，更显示出他们深厚的文学素养。据说，侯德云就是在文学的殿堂“游荡”了差不多十年的时光，才在小小说世界里“如鱼得水”的。还有许多大师级的人物，我们没有把他们说成是“故事大师”、“结构大师”，而说成“语言大师”。“小说家”虽然不是由语言“惟一性”地构成的，却实在是“语言的艺术”。式是短篇小说式的：故事的开头详细地介绍了红岩知道了另一个红颜的过程，然后奢侈地铺叙了二人之间的故事。企图用短篇小说的方式完成小小说“小”的任务，就只有一个办法：不论是否合适，一味缩小这件衣服。——局促来了“一日，晨……”类似的句子，就是作者努力使其“小小说”合法化的第一个标记。这种叙述口吻并非是作者叙述链条中光滑的部分。在其他部分，我们读到的是这样的句子：“自那以后，崔红岩就总去遇到过朱红颜的那个酒店的门口。”像这样的叙述，自然、流畅，虽不如何漂亮，却也都顺。可是，“又一日，晨，两三点钟……”这一杠子插进来，好像走得不小心一下子从人行道跳到了机动车路上去了似的，不平衡。因为篇幅有限，所以，光有字数上的“精简”和压缩还不够，作者于是对情节进行处理——还不能称“精简”、“压缩”，只能用“干榨”来呼之了。作者采取了“干榨”叙述单元中的内容的办法，来争取“小小说”的合法身份：一个细节单元就是一次事件的积蕴，每一次都无法丰富，只好用交代性的句子一笔带过——很像一个应付作业的小学生。这种“压榨”过后的许多细节单元累积在那里，使小说显得很像一个故事简介。为了更快地结束故事，使其从篇幅上更像一个“小小说”家族中的一员，作者于是设计了一个结尾：一辆卡车撞死了崔红岩，原因是这位卡车司机看见了一个穿短裙的女人书中暗表：那正是朱红颜。这简直连短篇小说的规矩也不合了，因为这个细节单元并非是情节发展链条上合理的逻辑“节”，而是节外生出来的一个“枝”。“小小说”的“意外”结局理论上是这样的吗﹖那必须是发生在故事主人公身上的“事”。作者“借刀杀人”的手法，很有些拔苗助长的味道。
李利君的《种子粮》在“短篇化”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叙述的故事显然更是短篇小说式的，他从一个雪夜讲起，土匪们夜袭某镇。因为发现要劫的是种子粮，老大与老二发生争执。二人于是拔枪相向——作者没有再续写，却在稍事休息后以省略号为标记，煞有介事地只一句“第二年春天小玉米苗郁郁葱葱”收尾。字数大约在２０００字左右，却实在仓促得很，在应该展开、而且有必要展开的地方，作者眼望已接近小小说长度的“上限”，便主观地挥刀而下，将作品“腰斩”。
斥责小小说“短篇化”倾向，就是要维护小小说文体的独立性；而避免小小说短篇化，就是要使小小说以“小小说的方式”保持作品的完整性，使之胳膊腿齐全。杨晓敏曾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是一方天地。”——对，就是要在小小说的篇幅内使故事云舒云卷，伸缩自如；人物形象鲜明，特点突出；结构合理；行文完整。要想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要重点把握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掌握好小小说的叙述结构。“短篇化”最致命之处是结构要么残缺不全，要么求大求全，反致作品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二是控制住小小说叙述节奏。叙述节奏其实与音乐节奏一样。作家要想使自己的小小说更精致，就应该先定好已经被证实符合小小说规律的“拍子”。三是把握好小小说叙述语言的“硬度”。小小说语言的硬度当然是千姿百态的，但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有自己的一个“筐”，要选用一种与自己的情趣、内容相一致的硬度，使作品附丽上一种适中的质地。这里，想推荐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孙方友：简洁、刚硬，没有杂质，较少铺陈；海飞：迂回委婉，温润，晨雾氤氲；青春勃发的潘格；心乱如麻的珠晶；“玩”世不恭的袁炳发；优雅从容进退有据的邓洪卫……
故事生硬短篇化真正的小小说具有独立的内涵与独特的气质，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两千字”的小说这么简单。这里暂把“伪小小说”长度与小小说接近、内容却缺少小小说内韵放到一边，单说混迹于小小说中的“短篇”小说。
最近读到的《红颜》，我觉得是短篇化的一个“代表作”。“小”是要有原则的。不能因为片面追求“小”，就可以给一个身高一米七的人穿上一件三十公分的小衣服。事实上，谁都可以看出，那不是合适的“小”，是局促的“小”，是捉襟见肘的“小”。“小小说”指的是其在短小的篇幅里，整体上有其独特的完整意味的叙事文体。《红颜》的叙事方人物简陋单薄化小小说虽不以塑造人物见长，但写好一个人物，无疑可以为作品增辉添彩。仅就写过人物的小小说来看，人物形象简陋、单薄正在成为一种通病。表现为：人物只是一页单面的白纸，至于这纸的另一面的丰富内容，总是被忽略，因此，导致人的复杂性被抹杀，展现给读者的永远只是漫画式、无内核的、闪烁的人物形象。
漫画式的：人物被片面地夸张，一夸为全，点张为面。
无内核的：人物只是故事的道具，甚至连行为、语言、心理都只是面具，根本谈不上什么“特征”——如果说有特征，最突出的也就是：没思想、没情感——无内核。
闪烁的：作家对自己的人物没有完全的、深刻的把握，人物情感闪烁、跳动——不是起伏、矛盾，而是作家笔力不逮，没有捕捉到人物的思想、情感核心和基础。
反对人物简陋、单薄化，并非是提倡小小说在塑造人物时要大而全，而是要求人物特点要突出，形象要饱满、结实。
在爱情之外，秦俑当然还会关心另外一些问题。爱情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写作也应该是这样。我高兴地看到，秦俑用他日渐成熟的创作思维，循序渐进地探究了当代心灵更为广阔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方面，最值得赞美的作品，无疑是《化妆》和《榜样》。
《化妆》里写到了派系，写到了对美的渴望，写到了人与人之间距离，以及这种距离的转换，当然，最重要的，是写到了死亡，写到了死亡对爱美之心的摧残。相比之下，死亡对一个年轻生命的摧残倒退居其次了。“陆小璐”每次上手术台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但她对生命似乎没有过分的担心，她担心自己的美。她用整个上午的时间为自己化妆。她说：“我参加过别人的追悼会，殡仪馆的人化妆很差劲的，我可不想死得那么难看……”到底是生命重要还是美更重要？同宿舍的五个姐妹用化妆的方式为陆小璐送行，那不像是对生命的送行，更像是对美的送行。
《榜样》里写到了一颗热血沸腾的心在现实面前所遭遇的寒冷。“峰子”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家乡教书，他奇怪地发现，以往把他当成榜样的乡村娃娃，由于他的归来，绝大多数都辍学了。榜样的作用几乎烟消云散。仅仅一句轻轻的嘀咕，就“刺得峰子的心一阵阵地疼”。而几天后，有消息传来，县教委让峰子去领“扶贫助学志愿者”奖章，他成了全县教师的榜样。两个榜样，一个是火焰，一个是冰山，峰子面对这两个榜样，内心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在这内心冲突中，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会想到什么？
当然，秦俑的个别作品，如果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显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比如叙述，比如结构，比如细节或其它的什么地方。好在，作者本人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他曾经提醒过自己，“小心了，不要写出第二条红丝巾来”。这说明，在创作上，秦俑对自己的一举一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我确信，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有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为小小说文体，为小小说读者，不断提供意外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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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8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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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10 1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