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我为什么不给学生列书单？（文/梁晓声）

君雅

我为什么不给学生列书单？（文/梁晓声）

　　梁晓声，1949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68年参加黑龙江建设兵团，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先后就职于北影厂、童影厂，2002年3月起调入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梁晓声主要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雪城》、《年轮》，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短篇小说《父亲》，小说集《天若有情》、《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烟火》、《白桦树皮灯罩》、《黑纽扣》等。1982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获得了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1984年《今夜有暴风雪》获得了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双琴记》、中篇小说《民选》分别获第九、第十届小说百花奖。

　　记者：听说调入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之后，从去年春季学期开始您先后讲授了文学与影视作品欣赏、写作、当代文艺思潮等课程。是不是可以说，以作家和教师的双重身份任教正是您的独特之处？目前为学生开列书单或参考书目这种做法为大多数学校所倡导，以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为例，这两所学校的大部分教师都会给学生开参考书单，大大甚至将署有具体教师名字的推荐书目列在图书馆的相关检索书目之后。您给自己的学生开书目吗？您对自己的学生以及当今大学生的阅读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梁：我觉得列书单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可笑性。我不给学生开书目。
　　我有一个观点，知和识应当拆开来看，知是知道，识是产生自己的思想，不是知道很多就有思想，知道再多而没有自己的见解，一本字典而已。列书单这种行为的可笑性在于，老师要面向古今中外的书籍，博览群书，从中再挑选，经过挑选就有个体差异，老师能够读多少？他所读的就一定是学生必读的吗？就是说，老师所挑选的书能不能满足学生的个体差异？
　　关于史的部分是其他老师的课，不在我教的范畴。我不是反对从宏观上给学生做那种地图式的指导。我觉得我的任务是引导学生思考和养成一种探究的热情。
　　比如，我在课堂上讲到雨果、大仲马，我会引导学生思考两者的差别，在我看来，从讲故事来说，大仲马是高手，雨果是圣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希望学生看到，从小说的故事性来说，两者同样是高手，但论及人文质量，雨果显然高于大仲马。
　　或许我不是一个引导学生读书的好老师。我更注重通过学生在课堂上临时提出的问题，捕捉学生的思想状况。哪怕在课堂上只从一本书、一个情节引导学生展开，一直联系到当今问题，进行讨论，我更注重训练思想的方法。我不能忍受将中文教学的思想方法最后划定在文学的圈子里，我的教学一定要突破“文学”这个框架。
　　通过思想方法的激发和训练，学生可以有能力对现有的作品进行分析。在我的课堂上会讲一些看起来也许与中文无关的东西。我在中文课堂上就中文问题展开讨论，是对思想方法的一种训练。比如一个学生只读了金庸，毕业论文想评论金庸武侠小说，那么我就会告诉他，这不是一篇论文，这只是金庸小说读后感。你应该去看：在金庸之前，《聊斋》里面写到的侠女，民间传说中的十三妹、吕四娘、昆仑奴，还有“三侠”、“五义”，等等，中国的武侠小说从唐宋年间就开始盛行了。同时你要看侠与绿林好汉、与《水浒传》里的人物，与瓦岗寨的英雄，与日本和韩国的武士，与西方的骑士有什么区别，这种差异背后在国情方面又有什么区别。中国有金庸，英国有克里斯蒂，两个人是同时代的，金庸写武侠小说，克里斯蒂写侦探小说，都有很多读者，为什么在中国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在英国却是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呢？
　　这个过程中不在于这么梳理，给出A或B，而在于视野不断拓展。关键在于经由此事，能养成一种思维方式，以后到社会上遇到各类现象都能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谈出自己的观点。
　　记者：您的这种方式和期望是否为学生认同？在阅读观念上您同您的学生是否存在“代沟”？
　　梁：与别的老师不一样，我并不希望我的学生很多，有的学生上课只是为了学分或者走形式。我希望听自己课的人少一点，但是要纯一点。
　　无论大本还是研究生，阅读量之少，是令我震惊的。近现代欧洲文学巨匠雨果、巴尔扎克、哈代、托尔斯泰、劳伦斯等人的作品有好多学生没有读过。我原以为是读过的、分析能产生互动、讨论十分热烈。新时期文学作品，学生几乎毫无所知，这课怎么讲？为什么“中文”(教学)成了这样？
　　应试教育有很大弊端。由国情决定，我国教育现在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害处是使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堕入极功利的知识状态。小学五六年级参与竞争，中学以后高考竞争使得孩子没有时间进行课外阅读，与应试教育没有关系的阅读受到家长与孩子的排斥。
　　我们那一代人与现在的学生有很大不同。中学时代是我真正开始接受文学作品熏陶的时代。在小学五六年级，我已读过许多长篇小说，我开始知道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外国伟大作家的名字，并开始喜爱上了他们的作品。在我的同学中，不分男女，大多数都开始喜欢读长篇小说了，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读。一个同学借到一本或者买到一本好小说，首先会在几个亲密的同学之间传看，传看的圈子往往无法限制，有时几乎扩大到全班。
　　青年永远是文学最真挚的朋友，中学时代正是人的崭新的青年时代，他们通过拥抱文学拥抱生活，是最容易被文学作品感动的最广大的读者群。与我的中学时代相比，现在的中学生似乎太受学业压迫了，我的中学时代是苦于无书可读，买书是买不起的，尽管那时书价比现在便宜得多，几个同学凑了七八分钱，到小人书铺去看小人书，是永远值得回忆的往事。
　　现在大部分孩子初高中顾不上课外阅读，上大学读一点，但状态也不理想。
　　大学生阅读存在这三种状况：第一是兴趣阅读，为了放松学业压力。第二种是时尚阅读，受出版业炒作影响。第三种是考试阅读。现在很多学生受传媒影响而读书，传媒阴盛阳衰，思想少，娱乐多，时尚多。
　　写作课上讲什么样的“范文”，我与学生也有过分歧。举一个例子。我教的班上有一个来自湖南潇湘贫困山区的女同学，她是侗家女儿，在外婆的背篓中长大的，她的一些文章《阿婆谣》、《秋菊》、《男人女人》写的都是她从小生活的小村庄里的人和事，我把它们推荐给一些杂志发表。我觉得，她写的这些东西很可贵，自身贫困，成为大学生心中牵挂的仍旧是邻家女孩，心中牵挂的还是别人。我在课堂上把她的作文当作范文让学生来分析，一些学生觉得没有必要，他们说，这种学生写的“苦情”文章，跟考试没关系，对将来考研也没有帮助。我觉得人文学院还是要有一点人文情愫，对他人的关注和关怀。但是现在发表这样文本的园地非常少，报刊要求有趣的，好玩的，能够满足阅读兴趣的。假如走出校门谁来接受她的写作？现在中国传媒处在空前娱乐化的时代。
　　从学生阅读角度看，功利与人文常常是矛盾的。有一些学生希望教师只讲考研有可能涉及的那些作家、作品。这些知识，随便几本教材通论类的书上都能找得到。我坚决不同意大学讲坛就是传授知识而不是能力。教师应当教的主要是思想方法，学中文的学生阅读中对任何现象应当一问再问，写作应当有个人的发现。
　　教师一方面教给学生基础修养，一方面要注重培养学生能力。“中文”应当是一种开阔的思想方法，我希望学生通过在中文系学习成为具有真能力的人才。这样讲课比较累。我曾经在课堂上跟学生说，希望听课的人少，但是纯一些。我的课更适合那些不是为了进一步考试，而是毕业后一脚迈出校门去工作，要去面对各行各业与文学大观念有关的职业的学生。
　　这是我理想中的“中文”状况。
　　记：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您作了哪些努力？您特别提到学生应当有“一问再问”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求知欲望，您在课堂上是怎么引起学生求知欲望的？
　　梁：今天这样的时代知识更新、更替很快，一生的工作所要求的绝不是大学当中学的那点死的知识，一定是在大学所学知识基础上的附加、转型。知识是一生的，不是几天的。(一般老师)强调传授给学生知性的内容是重要的，我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求知欲望和他们使“知性”变成“识性”的能动性。我认为我的“中文”一定是附加的，一定要加上(关于)新闻采访的、关于感性创作的、关于二维或三维广告艺术的。我是在乎学生择业和十年之后他们在这么激烈竞争的社会上的地位的。
　　“中文”教学到今天很大程度上与教师知识不更新有关系。中文的教与学分赏、想、评、创四个方面的能力，它们是互动的。我最后强调的是想、创能力。只强调知识、欣赏，本末倒置。这也是我反对列书单的原因之一。我有意在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上下功夫。
　　我的一些课，看起来极其“儿童化”。比如我在谈到诗词欣赏时会讲到电影蒙太奇。“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传统的赏析方法是解释字、词、句，我觉得用电影蒙太奇方法解析更有新意。这些诗句像是一台摄影机在运作，像镜头的切换、组合。这恐怕正是我们的唐诗宋词不同于其他国家诗歌的地方。“窗含西岭千秋雪”，这是镜头从窗口推出去。这种方法不完全是欣赏，在这里我把“想、创”放在第一位，强调的是“想、创”。将来学生如果到电视台工作，(在需要拍摄的时候)回想起在学习唐诗宋词时讲到的摄像机的运动，能够把唐诗宋词和摄影联在一起。
　　电影蒙太奇就是把不同事物单独拍摄然后剪辑在一起，会产生奇特的效果。比如拍一个吃剩的汤盆、一个摇篮里的孩子、一只瘦骨嶙峋的狗、一口棺材，把它们剪辑在一起，有人看了就会落泪，有人会联想到贫穷、饥饿、父爱、儿童的无助，等等。我有一些课恐怕是极其“儿童化”的。在一堂课上，几十个学生，我让他们随便想词、想意境，我也想。我把大家想的词写满一黑板，这些词彼此不连贯，它们产生于不同人的脑海之中。学生们会想到各种各样的词，比如：蓝毛巾、雨、雪、雾，仇恨……然后让学生做有意识的蒙太奇组合。一个人可以随意挑出若干词，组合成有意义的、传达主观色彩的一组镜头讲述给大家听。以此训练学生的实际能力。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想像创作的能力，将来他们连好的广告创意也想不出来。
　　我希望我的学生会是这样的，他们离开学校，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由于学了中文，得到了我教的思想方法，从事其他工作也能触类旁通。比如到电视台做法治栏目、经济栏目也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