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到淡时曲韵浓

江南铁鹰

盖棺定论

或者迫于婶子这番质疑的压力，或者因为团领导自感心存内疚？对于我代表婶子转达的几条后事处理要求，陈岚岭基本全盘接受了：

一、给他做一个全面结论。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给活着的人一个交代。包括他的二老、未婚妻、遗腹子，其实也包括了我这个发小。

二、遗体火化后，骨灰由他继母带回北京。

三、同意他继母将他未婚妻带回北京安置。户口的迁移十三师负责出具证明，北京落户问题由他家自行负责。

四、他的丧葬费用全部由十三师负责。其中包括他继母的往返费用和他未婚妻去北京的路费。

五、十三师一团另行发给他的未婚妻一笔一次性补贴，用来作为给他未婚妻和遗腹子的临时安置费用。

对于上面这些内容，虽然也多次反复，并有很大争议，但最终还是基本落实下来。其中，第二、三、四条，基本没有阻力，陈岚岭当场就代表团部同意了。争议最大的是给他下个什么样的结论？阻力最大是该不该给他媳妇儿一笔补贴？

其实，最后一条是我坚持要加上的。

按照婶子意见，给不给已经无所谓，张家不缺这笔钱。我是给嫂子争取一笔钱，为了她，也为腹中孩子。此去后不知道未来将是什么局面？嫂子要面对的困难，肯定比他父母亲要大得多。自己手里有笔钱总是有用的。

在我的努力下，嫂子终于得到了这笔钱。

因为那是个低工资时代，我们每个月也不过27、8元。那笔钱应该算不少了，具体数字因时隔久远实在记不起了。

最困难的还是他那份结论。

第一份结论是陈岚岭起草的。我虽然不可能一字不差的记得，大致内容是不会记错的。

陈岚岭在这份结论里大致这样写的：张国林自1965年参加十三师来宁后，一贯表现落后，不注重对自身的思想改造，对师、团、连三级组织的反复批评教育置若罔闻，致使个人在思想和行为上越走越远，屡犯错误又屡教不改。

尤为严重的是带着极为反动的思想，五次企图偷渡中苏国境。组织上还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考虑到本人的出身和未来出路，没有送交安安部门处理，也没有给予严肃的行政处罚，只是送回原连队，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但是，张国林被遣送回连后，继续抗拒改造，不服从管理，多次与连队领导发生冲突，甚至一再以服毒要挟。最终还是服用超剂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张国林的死亡，是他长期不注重思想改造的最终结果，是一种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表现。考虑到各种因素，张国林的死亡按人民内部矛盾定性，不再给予其他处理。

我看到这样一份结论的时候，当场就向陈岚岭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指着这份结论，对陈岚岭说：“指导员，给国林这样一份结论，别说国林的母亲不会同意，就是我也不能接受!”

陈岚岭反问：“这些难道不符合张国林这些年的表现？”

“我不能说不符合国林的表现。可是国林他已经死了！”也许是因为心中不满，也许有点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我竟然大声地反驳着，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其实，你明白，我明白，国林的母亲明白，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会不明白，给一个死人写一份什么样的结论都没有意义了。我们要求组织上给国林一个结论，就是为了活着的人。您可能准确写出了国林的表现，可是，这样一份结论，会给和国林相关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您的这份结论中，把张国林之所以走到今天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他本人身上。试问，在张国林的问题上，十三连、一团，甚至十三师各级组织和各位领导，真是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如果国林的母亲重新回到她提出的五个问题，要求组织上给个书面的答复，您打算怎么回答？特别是第五条，7年前，我们的父母，把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送到十三师，七年后他们却还给我们的父母一具具尸体，真的靠给个自杀结论就可以向世人有交代了吗？”

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敢于这样斥责我的老指导员，后来的团政治部主任？

陈岚岭被我问住了，半天不说话，后来看见我停了反而说：“继续说，把想法都说出来。”

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说：“指导员，我可不是冲您发牢骚。我是想，张国林的思想和行为也许没有代表性，可张国林的死，还是会在北京青年中引起震动，特别是我们的家长。我几乎可以肯定，张婶一定会在家长中谈论团领导在处理国林的方式和态度。他有没有想过，她会怎么说？”

陈岚岭有些意外地望着我，说：“*晓燕，我没有想到你很不简单啊。看起来倒真成熟了不少。好吧，倒说说看，组织给张国林的结论应该怎么写？”

我说“当然是尽可能把他说得好一点，让家属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陈岚岭想了想，拿出一叠纸和一支笔，朝我面前一推，说：“这样，来写一份看看。”

“我？”

“对。你来起草一份。”

陈岚岭很干脆。

我略微迟疑后，拿过纸笔。

……

半小时后，我把一份结论交给陈岚岭。

张国林自1965年参加十三师来宁后，为边疆建设做出过一些贡献，也取得过一定成绩。但是不注重自身的思想改造，对组织上的严格要求反而产生抵触情绪，致使个人在思想和行为上越走越远。

尤为严重的是，张国林以考察苏联现状为由，擅自五次企图偷渡中苏国境。组织上认真调查后，得出没有偷渡叛国的动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没有将他送交安安部门处理。

送回原连队，加强思想改造。但是，张国林回连后产生严重抵触情绪，多次与连队领导发生冲突，又以游戏人生的方式，服用超剂量安眠药，经抢救无效意外身亡。

张国林的不慎死亡，是他长期放松思想改造的最终结果，也是一种对自己极不负责任的表现。组织上根据周密调查得出结论——张国林的死亡，属于服用超剂量药物所致的意外死亡，不再给予其他处理。

陈岚岭仔仔细细看了几遍，微微一笑，很痛快地说：“好，就照这份定结论。臭小子真不简单。”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陈岚岭把打字后盖章的结论交给我，让我交给他的继母。

国林，兄弟我没有别的能耐了，能给他要这样一份说得过去的结论，也算可以给他双亲，特别他媳妇儿和腹中孩子一个交代。

（说明：结论只是大致内容，不可能与原文一模一样。但是基本没有错讹，情节也完全真实。）

江南铁鹰

并非圆满的句号

婶子接受了这份结论，并同意即可火化遗体。

当天黄昏我陪着婶子，嫂子捧着国林的骨灰，仍由团部派了一辆吉普车送到新城糖厂老李家。

他的后事总算划上一个句号，究竟是否圆满？我也只能说，作为他的发小，已经尽力而已。

当天夜里两个老太太一直在说话。具体是什么？我竟一句也没有听。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好好休息，现在事情全部办完了，我也松懈下来，在外面的小床上酣然入梦。

第二天上午，国林为我介绍的对象，李老太太的大女儿得到家里带信，从黄羊滩四团赶回来。

张老太太拉着她手端详半天，又把我拉过去，并排站在那里，然后转头对李老太太说：“老妹子，他们两个还挺般配。国林有点眼光啊。”

说到他，老太太眼神有些暗淡，却还是强颜欢笑对我说：“晓燕儿，国林可是临死还要促成这桩婚事。干妈看着挺好。我看你就正式答应下来，别叫国林地下不得安心吧。”

我有些感觉为难，又不愿意叫婶子扫兴，而且我也看出李老太太似乎也很喜欢我。再说，这桩婚事总是他生前做下的，的确算得上一片好意，我真是很难推脱。只是这么大一件事，我是必须得到父母同意的。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他自杀这件事，迫使我在这么短时间里，接连二三地来李家，我也许并不会这么快做出决定。只是到如今我也只好提前做出初步决定了。

于是，我对那个叫李莹的姑娘说：“我们能不能到街上去走走啊？”

两个老太太马上心领神会，一起鼓励她答应。

我们走到外面，我开门见山地问她“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

李莹看了我一眼，红着脸低下头去，轻声问“什么事？”

“我就不绕圈子了。咱们两个谈朋友，是张国林从中介绍的。咱们互相一点不了解，我本来打算先接触，交往一段时间，再明确两个人的关系。可是因为国林的死，把这件事也逼到了眼前。我要不表态也不行了，所以想知道你的态度。”

“干吗要我的态度？你什么态度我也不知道啊？”

我笑了，“对不起，怪我没有说清楚。我是说，我没有意见，觉得挺好的，愿意正式和你谈朋友。不知道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同意，我就要正式告诉家里了。”

李莹倒也十分爽气，她大大方方点点头说：“既然我妈挺喜欢他，我看着也不错。我同意了，你告诉家里吧。”

“那好，咱们回去告诉她们吧，省得两个老太太不放心。”

我们索性大大方方拉着手走回去。家里人看见我们的样子都很高兴。

第二天，我和李莹去火车站送张老太太和他媳妇儿。

临上车，婶子抓住我和李莹的手，眼泪汪汪地祝福我们。

“孩子，你们两个的事是国林这个死人促成的，不忌讳吧？”

“婶子，您说什么啊？国林再不好，对我是真心的。他给我们做媒可没有什么坏心眼。我们干吗要有忌讳？”

“那就好，婶子就代表国林，祝福你们白头到老了。记得回北京一定来看看婶子，别把婶子忘记了。”

“不会的，婶子。等我们结婚那天，一定给婶子送喜糖。”

列车开了，我正在月台上望着远去的列车。李莹站在我身边。

我突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尽管从此我的 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变，我身边有了个女孩子，在新城还有了个家。可我丝毫没有感到愉快。

因为这一切毕竟和张国林有关，而他却是在促成我这桩婚事后服药自杀了。

从此，我和发小张国林永远阴阳两隔……

江南铁鹰

再进李家大院

我不想藏着掖着，带着父母亲这两封长信，又走进了李家大院。
那是个周末，挺巧，我那未来老婆，现在的“准女友”居然也获假在家。看见我突然出现在小院门口，一家人都高兴。
很准确的日子肯定记不住了，那毕竟不同于第一次相识。大致是9月中旬，就是我的生日前后，应该不会错的。

最高兴的当然是老太太，其次是两个妹子和兄弟。反而是我那位恋爱对象，表现得十分平淡。倒似乎我不是为她而来。
老太太第一件事，张罗上街买肉，准备给我包饺子吃。那是啥时候？1972年的9月，是过来人肯定知道，那是计划供应的时代。无论是粮食、油，还是肉，都是凭票供应。二两油、半斤肉，再加28斤粮食，好像是普通人每个月的定量？哪个家庭想吃顿肉馅饺子，难上难！

老太太张罗的时候，从屋里拿出几张肉票。
二姑娘一面上去接过来，一面对着我快言快语地说：“晓燕，你好福气。才进李家大院的门，就享受特级待遇。告诉你，我们一个多月没见肉腥味儿了。一说想吃肉，老太太就说先攒着吧。等哪天燕儿来了再吃，看这孩子有多瘦！看着叫人心疼。”
老太太站在门帘儿下面，乐呵着说：“就是你嘴快。那不是也为等你们大姐回来一起吃？”
谁知“她”却白了我一眼，一点不领老太太情，说：“得了，我这个闺女现在可没有人家金贵。我半个月前不是也回来看您？咋没有给我包顿肉馅饺子？”
“看你这傻丫头。我疼女婿为谁啊？再说，不是给你擀面条了？”
准女友还是不领情，瞪了我一眼，拉着妹妹一起上街买肉，临出门对老太太说：“老太太，我还没有认他，他怎么就成您女婿啦？您还是认个干儿子算啦。”
说完，两姐妹笑着跑出院子。
老太太对我招呼着，说：“燕儿，跟我进屋。别搭理这两个疯丫头。”

随便详细描述一下这个李家大院的概貌。
李家大院不过是我行文方便，起了这么个名字。其实当初李家住在新城糖厂，具体位置在一片矮小的住宿区，是一排很老旧的土坯窑洞建筑。院子不大，一共只有两眼连体窑洞，还有一间自己后造的小厨房。厨房靠近院门，在窑洞对面。
很多年以后，在原来位置上，李家大院翻新改造了，才成为一座真正的大院。新盖了一连六间青砖大瓦房，一个整齐的院子，院子里还有葡萄架。厨房还是在正房对面，靠着院门。在院角又修了一间卫生间。这个时候才真成了一座亮堂堂的李家大院。

窑洞分成内外两眼：内窑洞有张大通炕，炕下面靠着南窗户下面，摆着一张老红木的八仙桌，炕头上还有一溜红木炕柜，柜上是几层叠放整整齐齐的被子。外窑洞没有造炕，摆着一张小方桌和一张单人床。在以后一年左右时间里，这张小床便是专属于我的卧榻。
太冷的冬季，我还是和李家的兄弟姐妹，同睡一张火炕。总是我睡最里面，然后是兄弟。老太太睡在兄弟旁边，接下来是她们三姐妹。一直到我们结婚后，回到新的真正的李家大院，我们才有属于我们的一间房，一张床。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怀疑这些细节的真实性？因为老妻都记不清那些细节了。可是对于我，一定不会发生错讹！因为在那个难忘的时代，所有发生的一切，都牢牢铭刻在我的心底。

江南铁鹰

如此定亲

就是我和老太太两个，在这间窑洞里带来很久。老太太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来信，又沉思了很久都没有说话。我当然更加不便先开口。

也许是老李家的家规，也或者他们已经预感我和老太太在谈重要的事儿。很长久的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进来打扰。

最后，还是老太太先说话。

“晓燕儿。”老太太开口了。

我有个女性化名字晓燕，不过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加上儿化音来喊我名字，李老太太是独一份。

“晓燕儿，我看你爹妈说的有道理。我也不想让老李家影响你的前途。这婚事咱们是不是先搁下？你要喜欢大妈这儿，就有空来玩玩？你看，你妈不是给你在南方老家给你找了姑娘？那是水乡姑娘，看到比我们新新漂亮多了。再不，你就考虑国林的妹子？张老太太不是说了，让你做她儿子？这样你也可以回到北京父母身边去了。”

老太太这番话，显然深思熟虑，说话的语气虽然很平和，慢条斯理的，可份量不轻，句句砸在我心口上。我抬头看着老太太，很坚定的说“伯母，我不知道这番话是不是您的本意？可我今天想说几句自己想说的话。我爸妈的信上说的是他们的想法，不是我的。自从我听您讲述了老李家的遭遇，还有伯父秦达远的情况后，我还没有说过自己的看法。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听听我这个小辈儿的观点？”

老太太扬起眉头，说：“好啊。我倒真想听听一个局外的年轻人，怎么看待秦达远这段历史？”

我端起面前的茶杯连喝几口，清了清嗓子，说：“我的党内斗争历史知识有限，不过，我回去以后，很仔细地根据您的叙述，写信向二老做过汇报。我看伯父被判刑这个事儿上，很明显是有点讲不通的。秦达远被判刑的依据是什么？判的又是什么罪？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吧？依据是四几年在东北大学发表灰色反共文章，对不对？这就怪了。当时伯父秦达远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队伍中校无线电情报官。秘密身份是共共在东北的情报员。一个共共秘密特工，为了掩护身份，发表一些所谓反共言论，怎么会在解放后打成历史反革命？其他我不说了，就凭这条判刑理由，足以说明，真正原因绝非为此！那是为什么？当然是其他无法立罪的原因。可见这个案子一定有其他背景，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反革命案。所以我不同意我父亲的观点：我们两家肯定属于同一个阶级，也是同一个阶层！其实他也暗示了这个案子有复杂性。既然有复杂性，就是存在案子的不真实性，就可能完全是冤假错案。否则我的爸爸妈妈，凭他们多年的党性原则，不可能答应为伯父秦达远向法院和中央上递申诉材料！……”

我滔滔不绝在阐述自己的观点，连屋子里多了几个人都没有注意。可能因为有些激动，这番话说到后面有些慷慨激昂了。

“伯母，我政治思想觉悟只有这么高，对很多事儿不理解。就不说您和伯父的案子，说我爸妈吧。他们都是37年干部，新四军出身，还是延安陕北公学培养的政工干部，都是干政委的出身。从来不曾在国统区工作过，也从来没有被捕过，现在居然也会以历史问题不清被打倒了。我妈还竟会成了‘特嫌’。就是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见现在共共专自己人的政，一点不稀奇！”

“看不出来啊，你口才这么好，居然一套一套的。”老太太有点吃惊。

悄悄进来听的秦氏姐妹也说话了。

“我说，你到底对我姐啥意思？说半天我也没听见一句实在的。都是大道理。”二姑娘直来直去。

我的“准女友”却满不在乎地说：“反正我没有让你们帮我找男朋友。现在谈恋爱影响我进步，他怎么想我不管。我可不想谈。”

老太太说话了。

“看你们这俩孩子。听不明白就别进来听。都给我出去，别打搅我们娘俩说正事儿。”

“我说，老太太，您讲不讲理？我们俩是您亲闺女，他是啥？”

“你们说是啥？”

“现在可啥也不是。”

“谁说啥也不是？晓燕儿是我李老太太钦点的女婿。”

“妈呀，您给谁点下的女婿？”

“当然是我大闺女。”

“妈，我啥时候正式答应过？承认了？”

“不用你。我老太太承认的。晓燕儿就是我大女婿。”

……

她们母女三人你一言我一语，把我晾在当地尴尬之极。二姑娘还不肯放过我，居然拉住我直截了当逼问：“老太太，我不和您斗嘴，现在我就问他一句话，到底跟不跟我大姐谈朋友？”

我一愣神，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

我那当年还是准女朋友的老婆，却横了我一眼，说：“他？我说不定还不稀罕找他谈！”

“大姐，你别瞎捣乱。我就要他说句话。”

老太太出面给我打圆场了。

“你们就不会听话。晓燕儿刚才白说半天，你们一点没有听明白。”

“我们咋没有听明白？他一句也没提这件事儿。尽说我爸的事儿了。”

老太太摇摇头说“我那傻闺女啊。你爸的事儿，就是晓燕儿和新的恋爱能不能谈的事儿！这都不明白？”

二姑娘摇头，准女友也摇头，愣是不明白。

李老太太无言了叹口气对我说：“燕儿，没办法了，我刚才就对你说了，我们家闺女实在，不会绕弯子。实在得有点傻了。还是你自己说明白吧。”

我不好意思地看了准女友一眼，有看看她二妹，说：“我已经答应了国林妈妈，接受国林保的媒，我自己肯定是想谈啊。可是我必须得到爸爸妈妈批准，现在他们回信的态度很明白。要结这门亲，就看伯父的案子最后怎么定性。”

“说了半天，还是白说。我爸爸不能平反，你打算怎么办？”

准女友耐不住性子了，终于自己问出口。

我干干脆脆回答：“我刚才已经对伯父的问题表态了。我现在开始和老李家一起为秦达远翻案！”

“你……”

“对。我！我会通过爸爸妈妈递送秦达远申诉材料，我也可以回北京去跑各种关系，我帮伯母写材料！我爸爸妈妈也答应帮忙了。”

“那要是最后我爸爸还是平不了反，你又怎么办？”

“我就不信！是非总会有明辨那一天！伯父的案子一定可以平反！你们有这个信心，我也有这个信心！”

“不一样！他是我爸爸！我当然相信他不是历史反革命，是老革命！”

我的一根筋又上来了。话赶话，我脱口而出：“要是你同意了，我今天就改口叫爸爸妈妈。”

她这回愣住了，二妹反应过来了，马上对她说：“大姐，你就让他叫。”

李老太太坐在那里一个劲笑。

我心一横，上前一步给老太太鞠了一躬，说：“妈，我今天开始就是老李家成员，请您接受我。”

这一回，她臊红了脸，转身就朝外面走。

老太太笑着对我说：“傻儿子，你还不追上去？”

绿衣清荷

辛苦了楼主，那么长啊，有时间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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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铁鹰

派了个“特使”去北京

为了让这桩恋爱，可以得到我父母的认可，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先派一名“亲善大使”出使北京。这个亲善大使要肩负多项任务，还真是有点难度。当然第一个要务，就是要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二老答应这门亲事。第二个重任，递交一份完整的秦达远案件申诉书。第三件，寻找秦李老家所有在京关系，千方百计将申诉书送达有关部门：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xx中央秘书处、国务院办公厅、安安部等多家单位和部门。

我的准女友肯定是不能承担这项重任的。真要是她去，岂不是真成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兄弟和小妹妹年龄尚幼，还是中学生，肯定也是难当大任。老太太自己当时还是没有“改造好的黑五类家属”，正在监督劳动改造，更不可能擅自离开糖厂。剩下唯一一个各方面条件合适的，只有二妹一人。她目前中学已经毕业又没有工作，本来闲在家中，年龄与她姐姐相仿，只小一岁，又是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委派她担此重任，可谓正当其人。

不几天后，二妹带着重任启程去了北京。我给了她家中地址，当然也提前告知了母亲。母亲对李老太太派遣特使来京，专门说明情况的做法大为赞赏。二妹到我家，受到母亲热情款待。

二妹在京期间，基本住在我家。此行的三大使命可以算是圆满完成了。第二件和第三件任务，在二妹尚未返回时，大家已经从我家老太太，二妹的来信，以及长途电话得到通报：递交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申诉书，已经在我父母亲提前运筹下，顺利送达相关部门和主要负责人。此外需要送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的材料，也在李老太太遥控指挥，北京老太太的前方协助下顺利上递。不过具体到最关键的第一项使命，老太太和二妹竟然串通一气，来电话和来信中只字不提。只有这样一句话“关于燕儿和新新的婚事，由二闺女当面传达我们的意见和决定。”

如此的卖关子，真不是我们家老太太的风格。我当时就怀疑是二妹搞怪。不过母命难违，我只好老老实实等待二妹回宁了。

二妹在我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还替我完成了一桩大事。

在她暂居我家期间，我的祖母因病故世了。享年77岁，算不上高寿，恐怕也和当时环境不无关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这些年我都不愿意提及。祖母是最疼爱我的人，自从我离开了北京去宁夏之后，一直有些犹豫，再加上母亲单位的造反派以她是地主婆为由，要扫地出门驱赶会老家去。这些打击对老人来说，是无力承受的。拖到1972年的冬月里，还是与世长辞了。

母亲没有告诉我，我直到二妹返回宁夏，才得知这个情况。老人家去世时，竟没有一个儿孙在身旁！我父亲那时在苏州，也是尚未解放的老干部，自然不能回京奔丧。两个弟弟已经下乡，分别在山西和山西，大姐在广州，三姐在承德，二姐在前一年患白血病去世了。结果是母亲和她的二妹处理了祖母的后事，二妹带我承担了长孙之责。对此，我始终感激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