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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16 13:15 | 显示全部楼层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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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16 13:1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如被林贤治指出的“没落士大夫情调”)!但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超时代的,也不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易。至少,他们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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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16 13:15 | 显示全部楼层
六 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

    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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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16 13:15 | 显示全部楼层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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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16 13:16 | 显示全部楼层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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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16 13: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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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16 13: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唯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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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16 13:16 | 显示全部楼层
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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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16 13:16 | 显示全部楼层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的。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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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16 13:16 | 显示全部楼层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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