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黑暗中的人性苏醒——《窃听风暴》影评（文/李萌）

君雅

黑暗中的人性苏醒——《窃听风暴》影评
作者：李萌

（一）
      故事开始于1984年，东西德之间壁垒分明，东德柏林的百姓被一百万国家秘密警察控制着，国家安全局时时刻刻的监视着人们的思想与言行，维斯勒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局中的一名情报窃听人员。
      电影一开始就是警察逼供的场面，40小时持续询问同样几个问题，不准吃饭、睡觉，被询问的嫌疑人已经开始歇斯底里地痛哭。维斯勒在课堂上回放自己的审讯录音，当有学生质问这种非人性的折磨的时，他说：“判读有罪或者无罪的最佳方法，就是重复不间断的询问”
      维斯勒有着深邃的眼窝，以及永远也面无表情的脸。他不苟言笑，业务熟练，动作机械，穿着一身呆板的夹克装或制服。此时的他，是一个忠于自己工作的人，让有罪的人认罪是他的工作，他并没有觉察到丝毫的不妥。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逼供酷刑，赵高为除去李斯这个眼中钉，诬陷他造反，酷刑拷打，一千余次，李斯认为自己建国有功，清白无辜，希望能够洗刷清白昭雪天下，所以迟迟不肯自杀。然而终究是抗不过佞臣的权术，自诬谋反。被处以五刑，屠杀三族。
      我总是不自觉的将那时的东德同中国联系起来，我不知道，这样非人道的形势逼供在中国是否不为人知的存在着，又有着怎样的规模。酷刑拷打可谓是刑讯史上一种最普遍的手段，就是在如今新世纪的国度中，在对犯人的肉体进行摧残的时候，谁还会考虑所谓的人权呢？又有着多少人打着国家的口号、主义的旗帜，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在黑暗中默默进行？

（二）
      文化局的古比兹邀维斯勒去看剧作家德莱曼的演出，古比兹介绍说，他是最忠心耿耿的艺术家，如果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我这个文化局长就没出路了。当维斯勒提出想要亲自监视这个清白的剧作家时，古比兹惊讶的说：“什么，教书让你判断失准了吗？他白纸一张……”
      然而当汉普部长问他觉得德莱曼如何时，古比兹察言观色道：“或许他不像表面那么清白”。汉普立即喜笑颜开的说，那些说德莱曼忠心的人都是些平庸的傻瓜，看来你正在往权力核心迈进啊，随后他嘱咐古比兹，“德莱曼下周会举行一个派对，届时你把机器装好，要是你真的抓到他的小辫子，我在中央就又多了一位好友，懂我的意思吧。”
      那些高官们为了做出点成绩，达到向中央迈进的目的，开始对一个清白而爱国的艺术家下手，查出一点过错就可以控诉他，并且得到提升进入中央的机会，而尚不知情的艺术家成为了高官们向中央迈进垫脚石。当汉普说：“其他傻瓜只会说，他很忠心之类”，我感觉这真是对古比兹一个莫大的讽刺。“我在中央又多了一名好友”则可以看出明显的“潜规则”暗示，若组织被如此之人操纵着，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在聚会上，汉普部长富有深意的说“党需要艺术家，而艺术家更依赖党。”那么汉普部长对德莱曼下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得以提升职位吗？不，他的真正目的则是希望除掉这个剧作家，得到他的爱人——演员克里斯塔。
      维斯勒作为监听人员，在窃听的过程中也逐渐发现了其中的黑暗和虚伪，他所截获的仅仅是剧作家和演员之间一段真挚的爱情。尽管中国和那时的德国有着种种的不同，但以权谋私的腐败在哪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不知多少无辜人士成为有钱有势有权之人，获得更大利益的垫脚石、敲门砖。而这一切普通百姓是不会知晓的，他们只知道艺术家被查出罪证，又有谁可以去查背后操纵者的罪证呢？

（三）
      在监听这对艺术家情侣生活的时候，维斯勒慢慢的爱上了热爱和崇尚自由的他们，也渐渐的厌恶了官场中的人们：文艺部长要求调查德莱曼的真正目的，是要得到他的爱人克里斯塔，在局中老同事作为上司变态的调侃恐吓一个年轻的职员……
他潜入作家的家中，拿了作家的一本诗集，静静的读着：
九月的这天，
　　洒下蓝色月光，
　　洋李树下一片静默。
　　轻拥着，苍白沉默的吾爱，
　　偎在我怀中，宛如美丽的梦。
　　夏夜晴空在我们之上，
　　一朵云攫住的我目光，
　　如此洁白，至高无上，
　　我再度仰望，却已不知去向……
      这些软软的文字，如同春风唤醒万物，轻轻地叩击着维斯勒僵化的生命，他读着那些温暖得如同阳光，柔软得如同月光的诗句，心灵一点点苏醒，爱与责任也悄然而生，人性就在这个瞬间复苏，他的立场开始动摇了。他开始思考这以前认为理所应当、毫无过错的所作所为，开始默默的同情并帮助着这一对苦命鸳鸯免受无谓的迫害。
      有人说：德莱曼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他有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很多礼物，还有理想。而更可悲的是维斯勒，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理想。他只是这个国家机制运行中的一个螺丝钉，没有自我，也不知晓自己正在进行中的罪恶。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行尸走肉的做着，为获得自己生存的酬劳而做着被托付给我们的那块任务，不思考，不质疑，不反抗，只作为螺丝钉活着。只是我们不知道，最终造成的这个现有制度，将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投入其中进行宰杀。
      就像是很多人都意识到有弊端的教育制度，以众人争过独木桥考大学为例，《新周刊》中的《可怕的大学》一文中曾指出：“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自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
      对于维斯勒来说，他是提出监听的布局者，是窃听的参与者，但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好在他已经开始懵懵懂懂的从中觉醒，更清晰的看清这个社会的本质，如果说那时的东德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如同遥无尽头的慢慢黑夜，那他的这点觉醒就是黎明前的一线光明。

（四）
      随后，德莱曼被告知他的好友——导演雅斯卡上吊自杀了。他本可以去西德歌剧院，但因为他这个国家而留下来，然而却被办事处列入黑名单，隔离数年不允许其创作。“没戏导的导演是什么，像个没胶卷的放映室，没稻谷的磨坊主，像个废物，什么都不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能做什么呢？人们已经渐渐习惯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他最后一次和德莱曼所说的话。
      德莱曼的爱人克里斯塔和他因为要不要赴汉普部长之约曾争执过：“不去？我不需要他吗？我不需要这个体制吗？你呢？你也不需要?或者只是比我少？你对做法不也像陪他们上床？那又是为什么呢？就算是再有才华和理念，他们还是可以毁了你，因为他们能够决定演什么，谁来演，谁来导戏。我不想落到和雅斯卡一样的下落，这就是我赴约的原因。”
      这是每个时代都会存在的悲剧，我们需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没有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出世，做到不需要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中存在着种种令我们无奈的潜规则，就像是克里斯塔所说，就算是再有才华，他们也可以毁了你。那么这就决定我们就无力了吗？也许一个人的力量是无力的，但很多人的力量则不容小觑。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了“去适应这个环境，不能让环境来适应你”，却没有思考过究竟怎样的环境是真正适应人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有种种的不足，难道我们就一定要屈服于妥协于他们吗？改变这制度上存在的缺陷，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是一味的妥协与容忍只会令美好的到来无限期的拖延，只会让这个社会没有底线的恶性发展下去。久而久之，人们会变的麻木，变的习惯了，这种看似很可笑的忍耐与习惯，难道不是缺陷的帮凶吗？
      当德莱曼为纪念死去的雅斯卡弹奏了一曲“好人奏鸣曲”时，维斯勒深深的被曲中的强烈感情所感动了，他泪流满面。列宁说，听这首曲子，永远也不可能革命成功。可用心听这个曲子的人，又怎么会是坏人呢？
      那一刻，德莱曼用心的弹奏，维斯勒也用心的倾听，一切都那么的安静，唯有那首奏鸣曲在聆听之人的心中盘旋回转着，默默无声的泪水，诉说着极大的悲哀与无奈……

（五）
      雅斯卡的死让德莱曼决定，通过写作揭露东德的现状，他秘密的将文稿送到了西德《明镜》周刊发表，引起了当局办事处的不满。
      “1977年起，民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如果你打电话到安全局去问，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被怀疑与西德有来往而自杀，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肯定会沉默，然后会详细记录你的名字，这是为了国家安全。”
      当自杀成为唯一反抗权力的方式的时候，当权者却以不公布自杀人数来掩饰他们的罪恶。知识分子时刻被人跟踪监听，他们渴望自由的言论被视为反动，当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为人们捍卫自己的人格提供条件时，这个社会无可避免地将陷于邪恶。
      维斯勒掌握了德莱曼写作的证据，去想古比兹回报，而古比兹的一番话却令他不寒而栗，望而却步了。古比兹得意洋洋地向老同学炫耀自己的学术成果：反动艺术家性格分类监禁法则。他将老友正监视的德瑞曼分为第四类：神经质人本主义人，对付他们不需要用审讯，只需要暂时羁押，不知何时出狱，完全孤立，禁止与人接触，不骚扰，不询问，让他们无法有感而发，十个月后，无预警释放，他再也惹不出任何麻烦。身穿警服的文化局长哈哈大笑着说被如此招待过的艺术家，多数都不再写任何东西，画画了。
      这正是维斯勒彻底发生转变的时刻，在听完古比兹是这段话后，他已经有了选择，他悄悄地将自己带来的报告藏进袖筒，转而请求老同学缩小规模，由他自己一个人来独立完成监听任务。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保护每一个有着独立创造力和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呼唤光明的巫师，维斯勒能做的就是去保护他们，哪怕对方对此一无所知。

君雅

（六）
      古比兹为了证明德莱曼就是写文揭露东德丑陋社会现状的作者，逮捕了德莱曼的爱人克里斯塔－玛丽亚•西兰德，她为了自己的演艺生涯招供了自己的丈夫。
      维斯勒为了保护这个剧作家，在古比兹到达德莱曼的公寓前，转移了至关重要的证据——打字机，使德莱曼免遭迫害。但她的爱人克里斯塔无法面对德莱曼愤怒的眼神，无法原谅自己对爱人的背叛，愧疚中冲到街道，被一辆卡车撞死，临死前她向不顾一切跑来的维斯勒忏悔自己的脆弱。这场窃听风暴最终以克里斯塔的死亡作为了结束。
       维斯勒却因此被降职，恼羞成怒的文化局长将他关进阴暗的地下室，让他负责拆封所有信件到老。维斯勒无怨无悔地做着，直到四年半之后，柏林墙被推倒，他终于可以走出地下室，成为一名投送信件的人。
      毫不知情的德瑞曼在和前文化部长的尴尬撞面后的交谈中才知道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在办事处的掌控之下，他调出自己的档案才发现代号“HGW XX/7”维斯勒对自己的保护。他在街头找到了正在分发信件的维斯勒却没有走出去向他道谢。
      两年后，维斯勒在书店发现德莱曼写的一本新书《写给好人的奏鸣曲》，书的扉页写着 “献给纪念 HGW XX/7”—致以最深切的感激。他买了这本书，书店的售货员问他要不要包上送人，维斯勒说：“不，这是给我的……”影片定格在维斯勒那张清澈平静的脸上。
      “不，这是给我的……”结尾的这处非常的感人，一股暖流涌入身体，我们看到了这场窃听风暴中的牺牲，也终于看到了人性的觉醒，全片因为这一出的细节而让整个灰色的氛围瞬间明朗了起来，细细品味，震撼人心。终于，柏林墙倒塌，一切专制与黑暗都已经成为了过往，民主与自由终于得到了释放，就像是太阳跃上地平线的那一瞬间，美好的阳光终于刺破了黑暗的天空，迎来的将是美好的一天。

（七）
      我总是想，中国什么时候能出一部电影，能够客观而公正的展现那些敏感的话题，如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公平、不公平、人性的丑恶与正义的纠葛。
      记得《霸王别姬》中，在文革时，段小楼被自己收养的孩子所陷害，并逼他诬陷自己的师弟蝶衣，段小楼不肯被拉去游街，此时蝶衣却突然以一身虞姬的装扮出现，甘愿同段小楼一同受辱，段小楼见蝶衣已经自投陷阱，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菊仙而在无奈中诬陷蝶衣，蝶衣听后痛不欲生，便将所有的愤懑发泄在菊仙身上，抖出菊仙曾为娼妓，段小楼因此被逼与菊仙划清界限，菊仙绝望中自杀。
      在这种利益的纠葛中，人人都变的丑恶甚至疯狂起来，相互着告发，就像是克里斯塔无奈中告发德莱曼，而无法面对爱人愤怒的眼神一样，最终以死告终。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下，更能突显人性的复杂，当所有的矛盾在一个时刻呈现出来时，为什么总是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
      记得余杰的《活着》里也有对那一时代的刻画与描写，如今的我们看来是多么的不可理喻，可当时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生活在社会中就像是温水煮青蛙，我们也许不知不觉的就习惯了，接受了他的荒唐，并不觉的奇怪了。等什么时候醒了过来，才会感叹一声，呀，真是荒唐的世界。
      这部影片是献给历史的一部巨作，一个深入探讨人性的故事，让我们看清了一个时代的面貌，但是更加讽刺的在影片之外，维斯勒的扮演者乌尔里希•穆埃，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妻子曾经就是一名斯塔西的告密者。而本片剧组去查阅相关资料时得知，当时东德近百万特工，没有一名曾保护过监视人员，无法提供相关资料。看来现实，远远比电影中讲述的更为残酷。

绫波月

看的心里很寒，现实与梦想，人性与社会，什么也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