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在于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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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的差异真的好大。就像打篮球NBA，黑人绝对统治。

夢蝶兒

这早，有进步。{:soso_e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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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事。昨天我发了这些图以后再进不了论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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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好几台电脑都不能进，感觉是被封了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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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睡了一觉就又可以了。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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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 的文章

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

七月十五日，和一位在巴黎高等商学院任教的朋友相聚，自然便谈起了中国刚刚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数字。由于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对全球的影响已是“北京跺脚，世界摇晃”。所以当中国增长率三年来第一次降到了8%以下，全球无不忧心忡忡，胆战心惊。莫斯(Trefor Moss)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的大作《中国经济灾难的五个迹象》这样写道：全球化是什么？就是一个中国人关掉空调，世界经济就会感冒。
我略带嘲讽的口吻对这位朋友讲：“你知道吗？中国有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一位是复旦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孔爱国，这两位名字中都有‘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增速下降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这位同样是经济界的朋友先是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然后问了一个很出乎我意料的问题：“他们是在法国吗？”
在法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我当然明白其弦外之意。他不相信中国有这样的言论自由环境，就是在法国，也没有人敢这样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制度。当然就是他们这样讲了，并不会有牢狱之灾，但却会失去工作，排挤出主流社会，很可能也就无法在本国立足。而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收留他们，更不会有什么奖可颁以及巨额的奖金可拿。
我笑道：“不，他们就在中国。而且他们的观点许多媒体还都在突出刊登。”我的回答显然更出乎他的意料。他沉默片刻，又问了一句：“他们真的是经济学家？”这一次我犹豫了，我当然明白这一问的话外音。我突然感到有些许耻辱，我怎么好意思承认这样的国人竟然可以称为经济学家呢。虽然我和这些自由派立场不同，但毕竟都是中国人，就是他们，我也不想在外国人面前丢脸。但我无法回避。只能如实的说道：“是，他们还都是教授”。
这下，这位法国朋友无语了。因为他也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三年来第一次降到8%以下，但却已经是当今世界最高的增长速度了。欧元区预计上半年要负增长0.3%，美国一季度的折年率也有下调，下降了1.6%左右。就是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金砖五国中，二季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但通货膨胀却高达7%（中国是2.2%），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在1.2%左右，通货膨胀接近5%，南非的经济增长率也比较低，不到3%，通货膨胀却高达6%。，俄罗斯增长率不到4%，通货膨胀率2%。
无论是对比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中国都是表现最佳的。如果表现最好的中国问题出在政治制度，哪么这些国家问题又出在哪呢？
其实，中国增长速度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是所称的“大数规律”。意指一个经济体的总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其速度必然下降。最近耶鲁大学出版的《中国梦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HINESE DREAM，作者GERARD LEMOS），就在最后的结论提到，中国如此高速的增长不可能持续，原因很简单，就是“大数规律”。一个小经济体增长10%算不了什么，但一个大经济体增长2%就非同寻常。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更是奇迹。要知道，金砖五国中，中国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至少五倍（是南非的三十五倍），在如此巨大规模的前提下，竟然速度还远远高于它们。
一个国家的成功，自然和它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如果和美国、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相比的话，中国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民主制度。或许这才是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国家破产，代价和后果最后还是国民来承担的）。我想这些经济学家们不管是什么政治信仰，应该不会连世界上基本的经济数据都不知道吧？应该不会连这个最基本的逻辑都不清楚吧？

最近，还有一位民间经济学家也很出位。这就是刚刚获得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的茅于轼。当然，我这里谈的不是他得的这个和经济无关的奖项，而是他提出的一个非常“震撼性”的观点：爱国有哪么重要吗？其原文不长，便全方引述如下：
“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过去皇上教育我们则相反。”
别看茅于轼先生绕了这么大弯，其实就一个意思：人权高于主权。为了人权，一个国家可以解体、分裂，或者被他国占领。然而，人类的事实却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也就根本不会有人权。我们看看以色列，没有祖国是一千年来犹太人所蒙受的苦难的根源！所以他们拼了命也要建国！拼了命也要保住自己的国家。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多次割地或者国土被占，如日本占领台湾、东北，英国占领香港。请问，被占领的这些地方可否有人权？哪一个不是二等公民？就是被认为最自由的香港来论，可否实现港人治港？政治上可否平等和自由？国外的例子更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在欧洲所向披靡，传播共和思想。何以被占领国家的人民仍然起来反抗争取独立，甚至重建王权？当年美国打着自由的大旗吞并菲律宾不也是遇到激烈反抗吗？美国时任总统麦金利声明：“我们在菲律宾的旗帜既不是帝国主义的大旗，也不是压迫的象征，而是自由的旗帜，是希望和文明的旗帜”。茅先生对美国如此心仪，这点历史还应该是知道的吧。还是哪句话，没有主权，何谈人权。
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权和主权是两码事。我们知道西方一向被认为是人权的楷模，但爱尔兰非要从英国独立出去，巴斯克也非要从西班牙独立出去，魁北克也非要从加拿大独立出去，阿尔及利亚以及科西嘉非要从法国独立出去。既然这些人已经这么自由了，为什么还要寻求独立？更离奇的是，阿拉伯革命成功之后，反而有大量的难民离开这些刚刚获得自由的国家，奔向异域他国，何也？
我很难相信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连这个常识也不会有。假设他把这套言词拿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讲，可否有一个国家会接受？不过从法国的角度讲，没有常识的人固然有，但却绝没有人拿国家主权做如是论。我不好对茅于轼先生的主观动机妄加猜测，但我知道西方就是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而且是双重标准。比如可以放任巴林镇压民众革命，但却不惜动用武力推翻卡扎菲。我也知道，中国一直被西方视为威胁，他们最希望中国分裂成众多规模不大而又比较富裕的国家：由于富裕便会稳定，不会成为西方的包袱。分裂成小的国家，则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我不好说茅于轼先生是否受命于西方，但至少他的言论客观上是配合西方企图的。
巧合的是，就在茅先生抛出这套理论后，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前亚太副助卿薛福瑞所成立的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最近发表报告强调，台湾问题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其霸道、蛮横、对国际准则的践踏无出其右。而它的理由竟然也是“美国应该维持能力，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它形式的威胁，避免危害台湾人民安全或台湾社会、经济制度”。假如中国也声明夏威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呢？
在西方生活久了，才发现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无论是强度还是广度都远逊之。“九一一”之后，为拉抬美国受到重创的经济，小布什办事处大力提倡“消费就是爱国”。后来又出台了阻止恐怖主义但又严重侵犯人权的法案。这个法案的名称竟然也是“爱国者法案”。2008年总统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口号就是“国家利益置上”。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在即，中国制造的美国代表团队服竟然引发轩然大波。美国参院多数党领袖雷德在记者会上砲轰：“我觉得奥委会应该感到羞愧难堪。我觉得他们应该把所有制服堆在一起放火烧掉，重新来过。”众院民主党领袖皮洛西（Nancy Pelosi）说，美国的奥运选手应该穿美国制的制服。共和党籍的众院议长伯纳也批评美奥委会没有头脑。民主党籍众议员伊色列尔说：“那不只是品牌问题，这关乎经济。今天美国有60万个制造业工作空着，奥委会却把制服外包给中国制造。这不只是可恶，更蠢得可以。”他要求今后所有的美国队奥运制服均应由美国工人生产。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奥运代表队与其他国家不同，是由民间资助，需要企业赞助，也包括提供服饰的这家企业。
我们很难想像，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治群体竟然会发出如此的言论。也难怪美国衰落了，因为一个国家的衰落就是从自我封闭开始的。还记得中国的伟人邓小平去世的时候，灵车是日本制造。上个月神九上天，使用的照像机也是日本制造。这样如此重大的事件，国人也并没有因为使用了日本产品而有美国式的反应。要知道日本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世仇，今天的领土争端方，中国广泛存在着仇日情绪。道理很简单，全球化，已经很难分出你我。虽然是日本的品牌，但也可能是中国制造或者第三国制造，真正无国界的应该就是产品。中国如此包容，如此自信，这才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民族性原因。
再说说法国。它们的历史教课书一向“隐恶扬善”、甚至“改恶扬善”。比如你找不到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的任何记录。至于法国的殖民行为，也说是“为了传播文明、挥扬基督教”而已。对二战期间迫害犹太人的罪行长期隐而不发，反而时常推出一两个保护犹太人的事迹。这不由得令我想起香港，香港教育局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竟然引发各界反对，其理由是“隐恶扬善”，会带给香港下一代片面信息。且不说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隐恶扬善”，凡是去过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到处都是针对中央办事处的“隐善扬恶”的出版物，也从来没有人指责这会带给下一代片面信息，怎么多了一本“隐恶扬善”的书就会带给下一代片面信息？
现在法国经济陷入困境，要对富裕阶层征收75%的税。但其经济部长却声明说这是爱国税，不是惩罚。真是什么事都要和爱国挂上钩，因为只有这样，任何行为就有了正当性。今年是奥运年，历届奥运会，只要有法国运动员获得金牌，总统立即单独发贺电，回国后立即接见。媒体也纷纷称之为“民族英雄”。中国参加奥运会也次数不少了，可把体育操纵到这个程度？
中国有个流行语：没有最好，只有好好。自由派的表现则是：没有最无知，只有更无知。来自南方报系的著名时评人笑蜀最近去了台湾。在跟台湾一批学者喝茶时，他身边有一个从大陆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非常新锐、先锋。当谈到“二二八”惨案，谈到国民党怎么给二二八死难者平反、赔偿。那个作家想不通，他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共，不杀他们杀谁？杀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平反？此语一出，台湾的学者非常惊讶，没想到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会有这样的言论。我看到这个消息后，第一个感觉也是羞愧。道理还是如上：虽然和自由派立场不同，但他们丢脸丢到境外，还是令我这个多次去过台湾的大陆人倍感耻辱。我十分不解的是，何以一个自由派人士竟然是一个“史盲”，居然如此人权观。
凡是稍微了解一下台湾历史的人都知道，二二八惨案虽然共共也参加了，但既非主流，更非领导者。只不过是全台湾各界都参与的一员罢了。而事件的起因也和共共无关。是由于国民党光复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腐败带到台湾、舞弊營私、中飽私囊、任人唯亲、军纪败坏（军人乘车不付钱、吃饭不付钱、低价强买、仗势赊借，乃至偷窃、抢劫、诈欺、开枪伤人、奸污妇女、许多公共建筑、学校的设备，以及工厂的生产机具被军人洗劫一空，拆卸后以低价卖往上海谋利，造成工厂无法生产而关门，以及工人失业），歧视本地人并霸占了绝大多数政经资源（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九个重要处会的十八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位副处长是台湾本省人，十七位县市长中，仅有四名台湾本省人，且均为自重庆返台的“半山”），更为了支持发生在大陆的内战而拼命搜刮，致使台湾物价飞涨，粮食短缺。短短一年多台北市零售米价涨了四百倍，台湾开始出现饥荒，路有饿莩，盗贼横行，百姓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据统计，国民办事处管辖台湾的第一年，刑事案件较前一年增加了二十八倍。由于物资的短缺与人祸，国民办事处管辖台湾的第二年（1946年），台湾的生产指数竟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年（1944年）的一半。面对这样的恶政、暴政，谁----不管是百姓还是共共----都有权利反抗它。而大陆的自由派居然还为国民党的镇压叫好！
民变爆发后，国民党立即派兵镇压，台湾本土精英死伤惨重，许多民意代表、教授、医师、律师、作家、记者等几乎同时在此时被捕遇害。全台各地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死伤惨重，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的伯父也夺此事件被枪杀。参与镇压的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在二二八绥靖清乡会议上曾说：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直到后来他仍然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的。事后，台湾省主席陈仪向蒋介石列举了二二八事件要犯共20人，也无一人是共共。只不过国民党为了给镇压寻找借口，才指是共共煽动所致。这个当初为掩盖罪证编造的谎言和强加于台湾人民的结论，竟然被这位大陆自由派人士全盘接受。
半个世纪过去后，在李登辉时代，二二八才开始平反和赔偿。当然二二八事件也由此变了味，成为台独力量的精神资源（事实上和台独毫无关联，更无台湾独立诉求）。可在这位自由派人士的认知中，这些惨死的平民和精英竟然都成了共共，应该杀，不应该平反和赔偿。这真令台湾百姓情何以堪？这样的自由派在台湾的表现真令大陆百姓情何以堪？这恐怕不仅是缺乏常识，更缺乏良知。
更令人好笑的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人士胡星斗先生研究一番历史后竟然提出这样的观点：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说他立德立功立言，成就超过他的老师王阳明、曾国藩。别的不说，他难道不知道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鲁迅想出版文集，却连《阿Q正传》也不允许收录其中吗？原因是有损中华民国形象(在台湾,都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必须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才能出版，因为射雕会让人想起毛泽东。而美籍华人江南就因为一本书得罪了蒋家，情治部门竟然联合黑社会远赴重洋，在美国将之暗杀)。
行文最后，突然想到中国伟人邓小平的一件逸事：他在苏联解体后曾直言不讳的嘲笑戈尔巴乔夫是傻瓜。面对这样的自由派群体，我们是不是就也应该效仿一下邓小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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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自由派学者，既缺常识，又缺良知。他们甚至不配学者这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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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幼稚得可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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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想想自己年轻时候，似乎看问题也很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