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洲震荡，洪水滔滔

飘泊

认同民主是普世价值的群体可能会感到脸红的是，领导这场要求推翻民选领导人运动或者“二次革命”的人竟然是一个资深的自由派、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参与这场违宪运动的主体也是埃及国内的自由派。巴拉迪甚至主动呼吁军方采取行动——也就是政变推翻合法办事处。从而上演了自由派亲手绞杀民主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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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自由派都如此视游戏规则如儿戏，怎么可能还指望伊斯兰主义者去遵守呢？面对军方，难道自由派真的不明白，他们是在引狼入室吗？今天军方可以推翻穆斯林兄弟会，明天不就会推翻他们吗？看来，把民主挂在嘴上、实际上却毫无民主素养、民主意识的伪自由派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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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革命很自然地令人想到十八世纪的法国。专制引发革命，而革命的后果却是加强了专制。正如宪政学者张千帆在《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一文中所说的：“一次革命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很难走出革命的阴影。”这恰是今天埃及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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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对自由派还有一问。你们不是一直宣称民主是解决不同政见的最好方式吗？是化解社会分歧、进行利益分配的最佳模式吗？那么，埃及的现实是不是对他们宣传的否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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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出人意料的还有号称民主捍卫者、输出者的西方。政变发生后，没有一个西方大国反对和谴责，而过去甚至选举出现争议都会引得西方纷纷引颈介入，何以现在就完全是另一幅面孔？更为夸张的是，美国不但不反对和谴责，反而在最后关头要求穆尔西辞职。政变发生后，CNN主持人电话采访美国驻埃及大使，询问是否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这位大使竟然如此回答：“绝对没有”。原来美国一人身兼推翻民主和输出民主的重任——前提自然是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华尔街以及军火商、石油巨头等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每日电讯报的一个留言这样评论：致埃及以最好的祝愿，祝愿他们有一个宽容、言论自由的民主和自决权。然而，不要相信西方能够给你这些。因为我们的领导者并不能给我们自由，还对我们监听。我认为我们的办事处为了他们的目的正在努力把原教旨主义强加给你们。不要相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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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埃及诞生之后却结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果实，本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埃及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在民主已经占据垄断性一元化话语权的今天，当埃及民主悲剧再一次鲜活上演时，还是令世人极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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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此次民众大规模抗议的直接原因还是经济问题：革命成功以来，埃及人面对的是经常停电和汽油短缺，供水不足，物价上扬，失业率飙升至13%。此外社会治安持续恶化，甚至不及革命前——没有安全何来自由？看来，不管什么制度，其共性都是只要民生搞不好，就必然面临危机，甚至合法性危机。从这一点来看，任何制度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绩效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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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埃及的经济问题的责任显然不能都归罪于执政仅一年的穆尔西。我们不妨放眼伊斯兰世界，除了石油国家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之外，除了一个地处欧洲、进行了较为彻底的世俗化变革的土耳其之外，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进入到富裕国家行列。这应该是和伊斯兰文明与现代化的冲突有关。比如政教分离、男女平等、商业化及市场规则的尊重（比如产业利润分摊，银行要收利息）、宗教团体放弃对土地等资源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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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埃及自身，则还有其特殊性。一是埃及有95%土地为沙漠，尼罗河两岸4%的土地上，聚居着全国99%人口——假如美国99%的人口也聚集在4%的区域，什么制度也救不了美国。而埃及人口在25年内成长近三分之二，从1985年的五千万人，增加到今日约八千三百万人，平均年龄二十四岁。人口成长给住房和粮食生产带来巨大压力，而埃及每年小麦总消费量约一千两百万吨，其中半数仰赖进口，为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沙漠地形导致生活和粮食几乎全仰赖日渐退缩的尼罗河。2008年经济危机后，倍受重创的西方内需减少，旅游人数剧减。造成埃及外派工作减少、旅游收入下滑，从而产生大批愤怒的失业青年，这就是为什么埃及发生以青年为主体的革命。革命发生后的埃及，政局持续动荡，不仅外来游客继续大幅减少，甚至在埃及的外国投资也纷纷抽逃。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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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埃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经济改革，走向全面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包括提高税收、减少工资、货币贬值，削减办事处开支如福利支出、电、油、食品补贴，以积累资金加大投资。这场外来力量主导的改革虽然一度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债减少和外汇储备增加，但却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贫富分化。特别埃及粮食无法自给，近几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办事处又减少粮食补贴，可谓火上浇油。而这个错误政策的后果并没有因为穆巴拉克的下台而消失，反而由于政局动荡而更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