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的成长期
大约从1973年开始,也就是从离开宁夏十三师,进入长江起重机厂开始,我的创作生活走进一个新阶段。还是无师的自我探索,只是我的创作内容开始集中,集中在用曾经的知青生活为蓝本,撰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再就是类似的应用文:思想汇报、学习体会、工作总结、宣传稿件,还有就是为厂里工会宣传队撰写的曲艺:对口词、快板书、小话剧剧本。
仅仅那部所谓长篇小说,我就在1973——1977的三四年内数易其稿。第一稿定名《火红的青春》,一年后完稿,共计34万字。第二稿更名《独柳滩》,大约在1974年完成,总计75万字。74年底,我携带这部长篇小说到成都的四川人民出版社投稿。75年初,应四川人民出版社要求前往成都,为这部长篇小说最后修改明确方向。一年后,再次更名的长篇励志小说《红柳滩》正式完稿。共计文字105万,插图58幅。所有插图都是我一位同厂朋友创作的铅笔素描,可惜这笔宝贵的财富,在一次火灾中付之一炬。
这部长篇小说被按照当时的创作原则做了一次面目全非的修改。因为当初的文学创作原则是非常清楚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要宣传工农兵英雄人物,塑造的艺术形象必须符合“高大全”的标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就是范本。
那个时期,我算有了专业老师的指导,他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部二处的李老师。他是一位责任编辑,也是二处的副主编,年龄大约有40多,戴个眼镜。当年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吧?因为是四川人,又有些才气,毕业不久被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回来。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叫李翔吧?是这位李老师看中了我这部处女作,也是他一直通过书信方式指导我。以后也是他的推荐,这部作品列入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度的出版计划。
然而,风云突变。1976年10月初,中国政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年浩劫终于宣告结束。中华大地百废待举,文化战线的所有既定内容全部被否决,四川人民出版社当年的出版计划自然也在其内。我很快接到了李老师的退稿信,短短几行字决定了《红柳滩》的命运:“……您的这部作品,由于已经不符合新的出版政策,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出版,现将原稿退还。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坚持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
“不符合新的出版政策”,九个字枪毙了一部三易其稿,累计两百万字的作品。这是一个文学青年呕心沥血整整五年的结果。那时候,自己还是个28岁的年轻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打击,因为这个打击,我有差不多整整一年多,没有写过一个字。
如果知道这两百万文字,我是用什么方式写下来,就一定会理解为什么对我打击会有这么大?
当初我是一名炉前工,除去休息日,每天工作平均大约8小时,住集体宿舍。为了不影响工友休息,我改装了一只方靠椅,椅背上装了一只小吊灯,每天端一个小板凳,在这个土制的“写字台”前面工作到深更半夜。
如今这些都变得一文不值、毫无意义。
很快我就发现,这五年的辛勤创作,并非毫无意义。由于我不断的写作与修改,尤其后期又得到李老师的指导,自己的写作水平,创作技巧,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的文字开始走向成熟,词汇逐步丰富起来,文章在写作技法和谋篇布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不知不觉的进步,才使得我具备了次年,以一个初中生的资格,去参加恢复后的高考,而且可以从录取率不足2%的几千万高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文科专业的新生。我想没有这五年来在文学创作之路上的不懈努力,我完全不可能在77年的恢复高考中获得如此好的成绩。关于参考的内容,已经不属于这篇文字,就省略了。
这个阶段还是保留下来部分文字,《红柳滩》原稿虽然已经不完整,还是保留了一部分下来。如今这些发黄发霉的纸片,已经如同珍贵的历史文物,我一定会继续保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