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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追忆——祭奠父亲故世九周年2005年7月31日16时10分,父亲久病不愈在苏州与世长辞。今天是父亲的忌日,转眼之间父亲辞世已经九年了,父亲慈爱、严肃、认真的形象,却还是如此鲜活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父亲去世九周年的纪念日里,仅以此文来祭奠我的父亲。 1917年1月,浙江南浔镇外的辑里村严家,诞下一个男婴,做父亲的严佩承给自己儿子起了一个颇响亮的名字——治中。严治中,他显然渴望自己这个儿子可以成为治理中华的栋梁之才。 严治中,我的父亲,出生在南浔古镇的一户名门望族,我的曾祖父是南浔颇具名望的十八太公。相传严氏曾是南浔大户,曾祖父在族中排行十八。祖父一直在上海经商,我的父亲是在曾祖父的严厉管教下长大的,父亲4岁开始在族中的私塾启蒙,7岁进入南浔一家私立小学读书,13岁考进国立南浔中学。在此期间父亲接受了进步思想的重大影响,积极参加了各种进步活动。19岁中学毕业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家乡从事妇女扫盲运动,结识了丝厂女工马莲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8月13日爆发了淞沪抗战。民族危亡之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不断践踏祖国的土地,从东北到华北,眼看战火已经燃烧到了江南家乡的土地。1937年8月下旬父亲,不顾封建礼教和家族的反对,与丝绸女工马莲珍结为连理,并一起离开家乡南浔,投身抗日运动。同年9月父亲和母亲抵达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得到指示前往延安。1938年2月,父母亲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正式参加革命。 从此以后,我的父亲和母亲并肩走进革命行列。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父亲逐渐成为身经百战、驰骋沙场的将军。解放以后曾先后担任华东军区警备十旅和安安17师领导工作。1954年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学、时政学教授。1966年转业至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苏州市丝绸研究所、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市博物馆、苏州市园林局、苏州市办事处等领导工作。 父亲一生忠于中国共共,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廉洁奉公、兢兢业业。父亲生前要求我们,在他去世后,丧事简办不立坟碑。我遵循父亲的遗言,将他葬在太湖之滨的吴山岭南麓。父亲曾经说过,他的一生大部时间战斗和工作在江南的土地,太湖之滨的父老乡亲养育了他,只望自己百年之后,还可以看看太湖,看看家乡的土地,听听吴语乡音。我满足了父亲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做坟,没有立碑,仅在父亲的骸骨旁边栽下了一棵青松,并在置放父亲的骨灰盒上,覆盖了一面鲜红的党旗。然后,盖上一块大理石。在那块黑色的大理石上,镌刻了这样几个字“这里长眠着一位普通的老共共员”。每年的清明,我都会带着妻儿为父亲扫墓,用清水洗净那块大理石,然后供奉一束鲜花。每年的今天,我也会在家中父亲的遗像前,点上三支清香,奉上一篇祭文。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慈祥而严肃,他总是不苟言笑,把自己对儿女山一般厚重的父爱藏得很深、很深…… 在我大约4岁的时候,爬出了幼儿园老师的办公室,然后私自溜出去。整整一个下午,我坐在有轨电车的后排睡觉,一直到那辆有轨电车收了末班车,售票员在清理车厢时才发现…… 家里早已天翻地覆,远在部队驻地的父亲,也赶了回来。直到我被派出所警察送回家,一家人才松了一口气。我很快就有躺在床上睡着了,等我一觉醒来,却看见父亲独自坐在我的小床前。我喊了一声“爸爸”,朝他张开小手。父亲把我抱起来,亲吻个不停,一种这样抱着我直到天明。 在我8岁那一年,第一次挨了父亲的打。 那时候,父亲已经在政治学院工作。暑假里,我跑进父亲学生的宿舍。般了一只板凳,站在上面,用肥皂盒舀水,试图在一顶蚊帐上面,构筑起一个水池。当我用肥皂盒把一脸盆又一脸盆的水,倒进蚊帐顶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蚊帐顶,不是洗脸盆,它是盛不住一滴水的。结果可想而知了。 所有的水都通过蚊帐顶流到下面床铺上,床上的被褥吃饱以后,那些水又透过床铺流到地板上。一直到我爬下板凳,准备再弄一脸盆水上去的时候,才发现地板上已经在演出“水漫金山寺”。我终于搞明白了这个蚊帐顶上为什么就盛不住水。只是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不仅用几脸盆的水,浇湿了一顶蚊帐,而是整整泡了一条被子,一条褥子。 这一下我小脸吓得煞白,扔下“作案工具”,撒腿就朝外跑。不敢回家,跑到大院花房里面,躲在一个大花盆后面。不一会就睡着了,也许因为太辛苦了。 案情很快通报到了父亲,很少发脾气的父亲雷霆大怒,赶回家中却不见我的踪影,而且一直到晚上不见我回来,家里所有人,包括父亲的几个学生,就是几个“受害者”都开始着急起来,只有父亲稳如泰山,坐在书房里扳着铁青的脸。很多人都出去找我,我却还在花房睡大觉,直到被花匠发现,送回家里。 父亲一言不发,把我提到房间里,按在床上,顺手抄起床边一把长柄刷子,找准我屁股就是一下,不料那只长柄刷子的柄,竟被打断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祖母赶来抱着我说:“你看你,下手这么狠。板刷都打断了。” 父亲看着自己手中半截板刷,素手无策。祖母把我领出去了。 半夜里,我睡的迷迷糊糊,感觉屁股冰凉,听见说话的声音。 “你看看你,下手没有轻重。小孩子皮肤嫩,你这一把刷,把孩子小屁股打起紫血印。难怪老太太心疼死了,一直在责怪你。” 这是母亲的声音。 接着我听见父亲在说:“这个儿子是在太淘气了。我当时气极了,下手没有意识到。板刷断了,才意识下手重了。” 我感觉到父亲的手在轻轻抚摸我,接着感觉到几点眼泪。有听见母亲在说话了。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打过又舍不得了?” 父亲很懊悔,说:“真没有想到这么重。小屁股肿了,要不要去医院吧?” 母亲嘲笑他:“好意思吗?你去对医生说,儿子是你打的。一个堂堂大将军,把儿子打到送医院。不丢人?” 父亲一点不在乎,说:“这怎么丢人?还是去看看医生。” 母亲说:“不用,这是皮外伤,又没有打断骨头?不会有事。就是今天夜里只好趴着睡,再做做热敷,把皮下淤血化开就好了。” 父亲说:“孩子趴着睡一晚上怎么行?太累了。我来抱着他。” 说完父亲把我抱起来,回到他和母亲的房间。母亲给我做了热敷,我感觉舒服多了。就这样在父亲怀里睡着了…… 自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 成年之后有几件事让我终生不会忘记。 第一件事是我已经上山下乡之后。 1965年,我意气风发地去了宁夏十三师。第二年的夏天,父亲在专业前去了宁夏。他就是专门来看望我。 父亲在师团首长的陪同下到了我所在的连队,给我带来很多礼物。一大木箱的书籍,有毛选、刘少奇的论修养和其他政治书籍,也有农林牧业知识类书籍。一个针线包、一副垫肩、一个袜板。父亲还把我带到军区招待所住了几天,在那些天里,父亲尽量满足了我的要求,同时也谈了很多。正如指导员的总结,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在边疆过好思想、劳动、生活“三关”。 第二件,是我擅自出国到了抗美援越的前线要求参战。前线部队首长给我父亲拍电报,征求他的意见。父亲的回电是:“儿子必须听主席的话回国闹革命。”说心里话,我当时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这样做? 第三件事,是1984年我主动离职要求下海经商。当时改革正在开始,大批国营企业职工下岗,机关事业单位也要大规模精兵简政。父亲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紫砂壶,让我拿去变现。父亲一生清廉,几乎没有储蓄。这一件事对我倾力支持了。 父亲一生对自己严格要求几近苛刻。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来不用公家分给他的专车做私事。比如我们家的孩子,从来没有坐他的车上过学。有一次他要回北京探亲,我让他请单位派车送一下,他却坚持自己要了出租。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到局里要了一辆车,他非常生气,回到家后狠狠地批评了我。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共共的高官不是享福的职位,而是只能更多为人民考虑。父亲说:国家和人民给自己的权力,不是用来为自己谋福利的,而是为国家和人民办事的。 父亲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无论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那场十年浩劫中。父亲一直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同时也一直教育我们,相信党相信人民。在改革开放中他同样是以身作则的模范。 如今的人们开始不齿“官二代”,我却以做父母亲这种官的后代骄傲。因为他们的一生历经都在告诉我,他们从来不曾愧对共共人的伟大称号。因为他们做到了自己的入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共共人! 浩渺的南太湖之滨是我家祖居之处。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上数数代都在南太湖之滨栖息、生存。祖父、曾祖父祖居的老屋,就在傍南太湖的吉村。几十年前,我大约17、8岁,曾经由婶娘陪着去辑里村看过那间老屋。 老屋占地面积挺大,只是早已破落得不成样子,有点摇摇欲坠的意思。婶娘阻止了我打算进去看看的念头,许是担心那些虚浮在椽子上的小瓦,会被一阵风吹落,砸到我的头上。她只是领着我,绕着屋子转了一圈。 一边转,一边叹气,嘴里唠唠叨叨的。 “唉,严氏的祖业竟败落成这副田地了,真是作孽!” 那时,我似还有些懵懵懂懂,毕竟不过一个17、8的大孩子而已。 便问了一句:“婶娘,这个院子为什么不住人?也没有人修理一下吗?” “唉……”婶娘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这座院子是你曾祖父的遗产,分在你祖父名下。你祖父就是在这座宅子里结婚生子。你的祖父新婚不久,大约你父亲刚刚满过周岁就去了上海,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住过。那时候常住在这里是你的祖母,还有就是你的父亲了。到了你父亲读中学的时候,他考上了南浔中学。为了照顾他读书方便,你祖母把家搬到了南浔镇上,你们家在百间楼原本是有屋子的。自从你祖母搬走以后,这座老屋就再也没有人住过了。现在算算也有好几十年了。你想,住都不住的屋子,谁有闲钱去收拾它?” 说到这里,我看见婶娘的眼圈有些红起来,便故意把话题岔开,说:“婶娘,叔叔是我爸表弟,那叔叔的老娘,就是我爷爷的妹妹吧?” 婶娘回过神,拭去眼角泪痕,说:“对啊,你祖父是老大,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你父亲也是老大。所以,你就是严氏的长房、长子、长孙……” 那时的我对这些很不以为然。只是脑海里保存在残留的记忆。对严氏辑里村的老屋,我再没有其它鲜明的记忆了。据说,村上还是一直给严氏保留着那块宅基地…… 我对故乡的情感在南浔镇,在南太湖。虽然只是每年回去看看,却对那里充满了眷恋。因为我知道,在南浔镇的每一座古桥,每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大街小巷,都曾经留下过母亲和父亲年轻时的足迹。我还知道,也许南太湖的某一处芦苇荡,就曾经是他们浴血奋战,抗击日本鬼子的战场!还有,南浔镇那些门前门后的小河,河边的杨柳树下,说不一定就是他们畅谈革命理想,展望未来的场所。 我知道,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对江南,尤其是对太湖,有着很深的感情。父亲临终的遗愿,就是要葬在太湖之滨。我也将母亲的遗骸接回江南,埋葬在父亲身边。我想他们两袖清风,清廉一生,长眠在太湖之滨,一定会非常安详与满足。 父亲去世时,家乡的父老乡亲纷纷赶来送葬,带来了南太湖的哀思。母亲在北京辞世,我们兄弟姐妹不想惊动那些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母亲大殓前没有通知他们,是我从北京回来后,才陆陆续续通知了他们的后人,便开始不停接到关怀的唁电与问候…… 这些年他们的英魂已经与太湖的土地融为一体,所有的记忆自然格外的厚重起来。父亲与母亲是太湖的儿女,只有太湖水,太湖的土地,还有祖祖辈辈生活在太湖的父老乡亲,才会与父亲和母亲心心相印,血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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