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北京法源寺（小说连载）（文/李敖）【完毕】

君雅

    康有为突然一惊，两眼茫然地望着李十力，专心听李十力继续说。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只比你大二十三岁，一辈子罩住你，使你那一面硬币永远朝地朝下。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比你去得快，你是落幕的十九世纪里最后一个先知，但二十世纪一来，你就变成了活古董。

    “你命运注定要为时代殉难，你超不过你的时代；谭嗣同精神和身体都早为时代殉难了，你身体活下来，但你的精神却早已同谭嗣同一块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为茫然不语，想了很久，只说了六个字：

    “那么，梁启超呢？”

    “梁启超不同。梁启超不算是先知，他不代表时代，但他离先知最近，所以他能老是花样翻新：他十六岁前是神童式的小学究，碰到你，大梦初醒，摇身一变变成维新派，然后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开，拥护民国，变成共和派，比革命党还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变、绝不顽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号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一点都不难为情。尤其在你和张勋复辟那段日子里，他公然‘当仁不让于师’，骂你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这种气魄，真是直追孔子呢！基本上，梁启超和你不同，严格说来，他和西太后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而你，你却跟西太后同一个时代。他从那个时代变出来，你却陷在那个时代。我无法说这是宿命，但这真像是一种孽缘，就好像我们中国神话里愚公移山故事，愚公想移这座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他生命里正好碰到这座挡住他的大山，则是一种孽缘。我说你和西太后同一个时代，她就像那座挡在愚公眼前的大山，终生在你眼前拦路。你的整个青春都浪费在开路找路上面，这是你的大不幸。如果没有这条拦路虎、这块绊脚石，你们的青春与才干一开始就可以用来为中国建国，不会浪费。

君雅

    “你的不幸也许是跟他们相见恨早，所以你的青春就在抢滩时消磨掉了，像是接力赛跑，你跑起步的人，就不可能跑到终点，你只能跑四分之一，就交棒出场。你生来就不是看到最后胜利的人。

    “戊戌政变本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那边西太后知道、荣禄知道、袁世凯知道，这边谭嗣同知道、王五知道，但只有光绪和你不知道。所以理论上，除非奇迹，政变一定失败，政变失败，你一定死，最后光绪知道了，逼你出京，你本人九死一生，在你本人生死上出了奇迹，你没死，但并非说明你不该死，所以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溅血时候一起结束。你命中注定要在接力跑中跑的是那一段、那第一段，而不是以后的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所以，事实上你没死，但在感觉上和理论上，你早已是古人。人们看到你，是看到历史，你并不比戏台上的你更真，报上说南边演戊戌政变的戏，你也去看了，看到台上的自己，你康先生泪洒戏院。其实，戏台上的你，才是真的你；而真的你，却已经变成了活古董。康先生啊，我是你的小兄弟，我们古刹结缘，近四十年后又再续前缘于古刹，今天以后，可能劳燕分飞，此生相会，恐已无多，我一定要讲出我心里的真话，来给你康先生做历史定位。佛门里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如今四十年前的‘因’与‘地’，生下今天我们重逢的‘果’，让我们最后以‘无情’道别，也算是一种古今罕见的因缘。也许多年以后，康先生和我都归骨于法源之寺，那时候，我们再来相会，也应了谭嗣同‘直到化泥方是聚’的指点，康先生说是吗？”

    康有为面容悲戚，无奈地点了点头。他走出法源寺的时候，谭嗣同的旧句，一直在他嘴边：

    柳花夙有何冤业，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只今堕水尚成离……

君雅

   在人世的沧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堕水成离了，近四十年后，还在今天补上当年的小普净！普净今天的一席话，使他突然顿悟到：他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在三十年前，人们说他是洪水猛兽；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同意他已迟于时代。他深信他的救国方法，“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们呢？他们要千万人头落地，落地以后，还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国陆沉鱼烂之惨，才能有个眉目。当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运。中国三十年前在旧一代的祸国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祸国者手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来救国，救国者要打倒祸国者，像普净这种人，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勇于牺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会如其所愿？设计未来是容易的，从设计角度看，他不相信时代跑得比他快。他现在还是先知，他写的《大同书》，二十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二十一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在这次来菜市口、莽苍苍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广东义园，凭吊了袁崇焕的墓，凭吊“有明袁大将军”，表达他对当年到北京救国而牺牲的广东前辈的敬意。他登上广渠门，面朝北，左右望着。广渠门左边是袁崇焕的墓地，广渠门右边就是袁崇焕为保护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战的旧沙场。谁能想到，当年拼命在沙场上保护皇帝、人民的人，却在八个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剐而死。而在执行千刀万剐之时，人民误以为他是卖国贼，争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只不过一墙之隔，却隔掉了多少人间的情义与是非！记得余法师说过：“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自戊戌以来，他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是无人可及的。可是，他见解日新、人却日老，没人再听他的了，普净是他最后一个听众，也是最好的，但普净不是追随者。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普净送他到了门口，站在法源寺门前，他转过身，面朝着寂静的古刹，朱红的大门半开着，正衬出人的庄严和庙的庄严。“再见了，普净；再见了，法源寺。”他有一点哽咽，但还是说完了内心的自语：“你们曾看到我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梦碎，却未必看到我老年的梦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会再来了。”

    转过身来，他没有回头，但却挥手告别。普净眼眶湿了，静静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净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

君雅

尾声　掘坟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康有为离开法源寺后七个月，在梁启超带头为他庆祝七十大寿后二十三天，死于青岛。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死后两个月，张作霖绞死李大钊、李十力等共共员二十一人于北京。其中李十力移柩法源寺。他临上绞架前抬头望天，含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康先生，虽然绞刑使血流不出来，我也算先流了我们的血。”消息传出，大家不知“康先生”何所指。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孙殿英为了盗墓，掘了西大后坟于北京。事后蒋介石扬言要查办，但是，当蒋介石的新婚夫人宋美龄收了赃品，并把西太后凤冠上的珠子装在自己鞋上的时候，查办之说，也就不了了之了。

    ……（略——编者）

    所有地面上活动的，都化为尘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静止的古刹，在寒风中、在北国里，悲沧的仁立着。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多少悲怆因你而起、因你而止、因你而留下串连、血证与碑痕。虽然，从悯忠台残留的石础上，知道你也不在静止，也在衰亡。你的仁立，也因你曾倾倒。但是，比起短暂的人生来，你是长远的、永恒的。你带我们走进历史，也走出历史，只有从你的“法海真源”里，我们才看到中国的“血海真源”。

    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我们不配向你再会，是你向我们道别、向我们一代一代道别。我们一代一代都倾倒了，只有你仁立。不过，我们乐见你的仁立，我们一代一代，把中国人民的血泪寄存在你那里——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台北。

　

    我写《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国民党办事处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太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X15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君雅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一九七六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一九七九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耽误的原因其实不全在时间不够，而是我心理上的一个求全故障。伏尔泰（Voltaire）说过一句话：“最好是好的敌人。”（Le mieux est l’ennemi du bien.The best is theenemy of the good.）正因为我要写得“最好”，结果连“好”都踌躇下笔了。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艾维林渥（Evelyn Waugh）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完稿，我这部书，恰如其说。由于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的，只在四百个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了。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大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君雅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例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三十六年？）。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例如根据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质《戊戌闻见录》，谭嗣同在狱中，不可能再写信给康、梁），而存真实。不过，为了配合小说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关键性的可疑文献（例如谭嗣同狱中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事，我在《历史与人像》中早有考证，但这是历史学的范围，不是小说的范围，在小说中，我另做处理），甚至还有将错就错之处（例如谭嗣同孙子谭训聪写《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说“亲赴法源寺访袁”，但照袁世凯《戊戌日记》，他住的是法华寺。但我为了强调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谱将错就错处理）。大体说来，书中史事都尽量与历史符合，历史以外，当然有大量本着历史背景而出来的小说情节，但小说情节也时时与史事挂钩，其精确度，别有奇趣（例如书中描写谭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馆“那一大排方形木窗”，事实上，是我根据一九00年的一张日本公使馆的照片做蓝本写出来的。又如整个有关法源寺的现状，是许以祺亲在北京为我照相画图的；有关袁崇焕坟墓资料，是潘君密托北京作家出版社李荣胜代我找的；有关康有为、谭嗣同故居现状，是陈兆基亲自代我查访的……）。清朝史学家说“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大率类此。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样。能确有此人、真有其事的，无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当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尽量要求不凭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净，他是三个人的合并化身，就参加两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为共共献身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钊。我把他定名为“李十力”，并在李大刽等二十人被绞名额中加上一名，就是因此而来。又如在美国公使馆中与康有为对话的史迪威，他确是中文又好又同情中国的人物，我把他提前来到中国，跟康有为结了前缘）。这类“苦心”与“调剂”，书中亦复不少。

君雅

    总之，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G.B.Shaw）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正宗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后己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的矮丛中，我高兴我完成了以大人物为主角的这部《北京法源寺》。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书中大人物之一谭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属敢死”（章大炎语），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语。）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学》一书。写成之后，他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借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四十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