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大国游戏

飘泊

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一个是儿子的平等继承权，使中国传统社会富不过三代。有钱人通常会多娶老婆，然后众多的儿子分家，就难以形成一个超级大富豪。当然现在不可能这样做了，只能通过高遗产税，劝人为善多捐款来解决。另一个是教育平等权和科举制度，给予任何有志向的穷苦人，一个奋斗的机制。在加上对外战争立军功，都给了人们一个向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体制，通常是在这些机制中，实在没有能力过关斩将，才会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个多次落第的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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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

而人类社会就是要有这样的制度，让所有青年洪秀全不会成为中年洪秀全，使沈万三儿子和孙子，不再是沈万三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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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其中一个最更本的基石是法制，只要程序合理，不求结果公平。在美国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考虑你到底如何得来的。比如卡耐基是盘剥工人得来的，布什是贩卖黑奴得来的，等等，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他们的财产，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你可不可以剥夺别人的财产呢？ 可以，只要你合法，按照法律程序。比如在美国，如果你看中了某位人士的地产，你可以跑到他的地盘上开派对，请客，进行野餐之类。如果那位主人太好客，不忍心来扫你的兴，阻止你以上的行为，你就可以正二八经的去法院递交申请，要求把这块地正式归于你，应为你已经行使了地主的权益，而没有人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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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当法官作出合法但不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估计中国人立马就会把这个法庭放火烧了。中国人重结果多于程序，重公平多于规矩，和重人情多于道理，都使法制的推行具有一定的难度。法不責众，和刑不上大夫，都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对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进行挑战，表现了中国人社会中的高于法律的更高理念，则是“人民的多数认同”高于法律精神，而且“精英思维”比法律要更有真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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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听起来似乎觉得中国人天生就是民主的料子，因为其对“民意”的重视似乎是一个终极的社会关注。而民意又代表了天意，天意决定天命，而天命决定谁当皇帝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似乎得罪老百姓的后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是不能不由当权者来负责的。那么为什么历史上，真正的民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导致历朝历代被剥夺了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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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问题不在皇帝那里，而在贪官那里。只要我们可以清洗贪官，这大宅子还是会高大光猛，富丽堂皇，和勃勃生机。所以说，中国的民意不是如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甚至不是选举三里屯屯长，而是为什么这个傻冒屯长为啥没有听听“俺”的说法。中国的民主最大的关注，不是官威（地方办事处的威信），而是吏治（地方办事处的诚信）。而西方选举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其决定的是关于办事处威信的问题，及为啥这个办事处具有合法性（因为俺三里屯人选了这几个蛤蟆），而不是这个办事处的施政合理性（为啥这些个蛤蟆晚上三点吵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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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指责游戏，就是怪罪于庞大的官僚系统。天子是要与民同乐的，而且芸芸众生也是出自内心爱戴万岁爷的。全国人民上下同心，但是中间却出了岔子。这房子的盖子很棒，基础也很扎实，可惜是中间的柱子被该死的蛀虫挖空了，搞得国家摇摇欲坠。看来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帮人民公仆们，黑了良心，把孔老爷子的教训吐进痰盂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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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科学院可以发明人工智能机器人，每个村子里放一个做村长，每天就把老百姓的想法按支持度排名，输进去，然后让机器人执行，不知中国的办事处效率和行政廉洁可以提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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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

对于这个机器人村长来说，其作为很象中国传统的技术官僚，要求对当地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派别，采取一种旁观和超然的态度。在中国的传统制度中，这个员员必须外派并代表中央办事处行管理地方的责任。但在操作实践中，当地方势力增长，比如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过度，由层层地方员员形成的强大体系，就自然削弱地方员员代表中央办事处的意愿，而衍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办事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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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体制中，一个来自岭南的员员来到洪洞县做县太爷，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是语言不通。因此他不得不依赖地方上的士绅来协助他的工作。这些士绅们通常是分成两类人士，一是退休后，告老还乡的老官僚，其中不乏曾出任高级京官如尚书之流，二是取得举人资格，在家等空缺外放。这两类人都是当地的有头有脸人物，在地方上具有影子办事处的角色，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估计所有的外来县太爷几乎是一筹莫展。当然发挥余热的老爷子们以动脑张口为主，随时可以传一两手绝活给动手跑腿的后生们，进行做官前的实习训练。在某种情况下，中央办事处与地方是建立在一种灵活而多变的契约关系下，根据形势而年年调整。中国的历史上中央办事处对地方上的事务通常涉及极少，只要钱粮（税收）顺畅，刑名（社会稳定）不乱，地方上的事务通常通过血缘联姻的同宗会，商业上的同业会，宗教团体等非办事处的社会协调组织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