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大国游戏

飘泊

中国最好的位置应该是在西方阵营和反西方国家之间摇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扮演一个中介的角色，既让西方国家忙于应付这些所谓“捣蛋”国家的挑战，而无暇思考对付中国的阴招，又可以令中国在他们的冲突中，通过两边施压或施援，来化解冲突的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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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危机上，中国的处理是一旦美国摆出强硬姿态使对抗恶化，中国就需要增加和伊朗的合作来减低美国的压力。而一旦伊朗的强硬派向美国挑衅，中国就警告伊朗使其行为避免过激。总之，中国的对策是不和任何一方势力结盟，但就不排除和任何一方势力有限度的合作，使自己的利益在各种冲突中最佳化，通过灵活的变化，不断化解各种冲突，使之不至于失控，造成整个国际体系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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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2008年的形式来看，中国已经无法躲过西方的关注。逼迫中国表态，支持西方统治的现有国际体系，并利用中国的特殊身份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为西方利益服务，当是西方的首要选择。在这种形式下，以资源争夺为契机的运作，在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与其说是真正的为资源，不如说以此为契机，来恶化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阻碍中国和这些国家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以打击中国在这些地区日增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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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内部，所有的对策都是削弱中国办事处的权威为目的，以三个T和两个X作为操作平台，企图增强中国因为改革开放向地方放权，引致的中央权威下降的趋势，通过对民主，地方自治，民族自决的鼓吹，在中国内部各地域中，支持分裂，分离和离心势力，对所有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引起政策争吵，以挑动高姿态的爱国主义势力和西方支持的颠覆势力的对抗，来压缩中国在国际外交上的斡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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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上，则是施加压力，逼使中国办事处开展政治改革，试图再次上演前苏联解体的一幕，令中国办事处在各种内部公开化的争论中，分崩离析，令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地区差异，在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不同的族群之间，形成公开的争利斗争，一旦失去了大家都认可的中央权威的仲裁功能，就可以把中国分裂成一大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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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

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普通民众对中央办事处的不可动摇的信心。这种信心是许多西方学者非常困惑和不解的。从他们的政治经验里，他们不会对其国家领导人有这种信任（当然除了美国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只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长而已），但却对他们的最高法院具有不可怀疑的信任，而绝对服从最高法院作出的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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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中央办事处在民众的心目中，也起了这个作用，当人们对这个信仰发生怀疑的话，中国传统中的改天换地就开始起作用，人民用暴力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办事处就会发生，正如发生在1911年和1949年的革命一样。在中国进行任何的政治改革，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任何以削弱中央办事处在人民中的权威的改革方案，对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自杀行为。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办事处的权威，并结束了帝制，但新建立的共和国试图用加强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来构建新的中央权威却失败了，造成了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事实上独立的状态。当日本在这个时候入侵中国时，正如汪精卫所描述，中国只有各省的省防，但却没有国防。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没有统一政治力量的国家，当然无法应对外强的挑战。反之，当中国在1949年后，再次建立起中央办事处的权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以当时的微薄之力，居然可以顶住美国及其同盟在朝鲜的军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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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以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可否成功崛起和应付西方的挑战。笔者曾用了一个比喻，即中国人今天那种发自心底的自信心，那种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态度，与美国在1950年代的“无事不可为（Can Do）”的自信非常相象，只是在规模上乘上10而已。而以美国当年的政治制度，只要知道在1940年，还有数百万黑人被美国地方办事处公开做奴隶一事，就知道中国的今天比美国当年不知要进步多少。如果美国当年可以成功的在世界崛起，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以今天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做到同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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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取决于人民到底抱怨的问题是在体制上面，还是在机构上面，中国办事处才可以对症下药，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来提升现在普遍过于低下的办事处管治能力。在提高对办事处员员监督方面，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机构，其运作方面，颇似中国明朝时的东厂，在人员构成，组织关系，和财政来源，都独立于其监督的办事处机构之后，对监督的政界和商界，具有极大的阻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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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

但是廉政公署的作用只是一方面，其特点在于秘密行动，因此在信息公开和舆论导向上具有滞后性。另一个特点是“秋后算账”，只能对办事处的腐败行为和商业犯罪起追讨效应。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对办事处部门的施政过程就必须有超前，放患于未然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