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大国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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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平等的互动，其实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埋下不稳定因素。当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更加密切，获利非浅的时候，其他意识形态的目标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了空口白话。当中国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影响越来越大，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来越小。而中国在应对压力上也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在人权问题上提出生存权的观念，使美国企业完全退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使美国办事处不再把人权作为中美关系的最优先考量。至于令美国国防工业收益最大的围堵政策，同样面临困境，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围堵中国的提议并不是很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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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国转变成美国傀儡，围堵只会令中国变成美国强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埋头苦干和小心翼翼，国力变得越来越强，使美国影响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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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几个主要的事件决定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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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西方国家试图在维也纳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推行其“人权大于主权”的理念，以此彻底颠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宪章中尊重会员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基础的国际次序。本来在这一原则下，任何国家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当然这个世界仍然是大国横行，但最起码在联合国宪章下，受到一些限制，对弱小国家具有保护作用。一旦“人权大于主权”这一“人权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法，所有大国都会以此为借口，对弱小国家利用借口，进行武装侵略，把这个世界重新带回炮舰政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而大国如美国或者中国，小国家却没有本事去干涉其主权。可想而知，这一政治企图遭到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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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为报复中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的领导作用，西方挫败了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显示了西方的政治实力和对中国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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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声称要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在亚洲各国和美国商界的压力下，宣布中国最惠国待遇同人权脱钩，开始了美国办事处对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手段的退却。但同时，克林顿建议美国国会大幅度增加对中央情报局的代理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并创立了以美国办事处操纵的非办事处组织，在全世界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要点上，以民间组织的名义，通过支持目标国反对派力量，以非军事手段的方式，开展利于美国的颜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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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美国允许台湾的李登辉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增加了台湾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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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然后以台湾选举为契机，开始了中国和美国双方在台湾海域里的军事对抗，并引发了中美为台湾而战，可能会引发局部核战争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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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使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加强。同年，以美国风险家索罗斯领头的西方金融资本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合谋下，对金融政策失误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动了经济掠夺战。而中国以全国之力为后盾，在香港击退西方风险基金，并通过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亚洲经济，使受重创各国能够苟延残喘，从此确定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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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美军在南斯拉夫“误炸”中国大使馆，给了中国一个下马威。这一事件刺激了中国队伍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以及明白了美国（至少在国防工业和军界）开始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