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所大学

江南铁鹰

　显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刚刚抓了“四人帮”，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其快捷的传播速度，在电视还很不普遍的年月，显得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则是xx中央机关报，是中国舆论界的“带头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当时，不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人民日报》，都在“舆论总管”姚文元的严密管辖之下。在这些重要的新闻传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尽管姚文元已经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帮”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获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只消几分钟，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

　　须知，当时仅仅拘捕了“四人帮”以及毛远新，“四人帮”还有众多的帮派骨干在各地，还在各个部门。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那里的“四人帮”帮派骨干，正在摩拳擦掌、调兵遣将，要求“江青同志担任中国共共主席”……

　　叶剑英最初的打算是严密封锁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先保密两个月，不让外界知道。先保密两个月，显然是为了争取时间，逐步解决各地、各部门的“四人帮”的帮派骨干。

　　叶剑英说，这是按照“林彪跑时的办法办”。所谓“林彪跑时”是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毛泽东当时封锁了消息，实行严格保密。叶剑英这时打算采用毛泽东当年的办法。

　　叶剑英选择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去完成这两项重大使命──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江南铁鹰

张根生遗稿：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等大事

　　地点：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华国锋家中

 

　　问：从上次(1997年11月)见面至今已有二年多没有见面了，再来看你，身体怎么样？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书，专门写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有的是有事实根据；有的是互相传抄；有的则是胡编乱造、歪曲事实、添油加醋，弄的真假难辨、混淆听闻。特来看看你，并澄清一些重要事实，以正听闻。我并从书店买了两三本书送给你看看，就可看出这方面情况。去冬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以来，有些书讲的比较符合实际了，例如于光远写的这本专讲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经过，是从实际出发的，特送你一本看看。当然，他对你也有批评，但基本上是肯定的。

　　华国锋(以下简称华)：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天天打针吧，高血压好了，但心脏有些问题，有时心绞痛，所以不能多外出了。毛主席1976年因病逝世，我们全党都很悲痛，但是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在这一时期他们更疯狂地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这一年周总理去世了，朱总司令去世了，邓小平又被打倒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拉又打。我心中很明确，绝对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

　　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在七六年(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他(指叶帅——编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上述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1970年林彪搞的第一号命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广东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专门叫我去参加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9月10日，先找先念同志交谈当前形势、四人帮动向，认为与他们的斗争要早日解决，这是没法避免的，早比晚好。请他去看看叶帅交换交换看法。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顺便去西山看叶帅，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敢多说。二人互相问候后，便说到院中走走，看看园林。边走边说，回到屋中交谈，主要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没深谈(有的出版物上竟说叶帅在10日曾到华国锋处商谈粉碎四人帮问题，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已)。

　　华：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的。乔冠华要在联合国大会上(9月2日)发言，稿子上也有这句话。我在审查稿子时，改为“照过去方针办”的原话了。张春桥不让向下传达，怕引起震动。实际是怕暴露他们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阴谋。

　　这以后我亲自和叶帅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吴忠(卫戍区司令员)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叶帅和聂帅、王震、杨成武等部队同志，也有酝酿准备。

　　后来发现张春桥的弟弟张××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到坦克六师进行活动，促使我们早下决心，在10月6日，通知晚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通知姚文元也参加。坐在怀仁堂内会议室中的只有我和叶帅，汪东兴具体指挥行动。抓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时，是我亲自分别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隔离审查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起来的。同时抓了毛远新，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谢静宜。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叫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且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宣传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的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可采取的办法。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青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后来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江南铁鹰

　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怎么确定的？

　　华：1977年11月10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根据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发展状况提出的。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更明确地宣布“把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是认为揭批四人帮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应该结束了。还有工农生产和整个经济建设急需加强，人民生活必须改善，吃饭问题要早日解决。所以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工作重心的转移。

　　问：建立特区是怎么决定的？

　　华：当时，先是中央几位同志商定，派一个由谷牧为团长，七八个部长参加的去西欧几个国家考察的“国务院经济考察团”。大概是1978年6月底。考察回来向中央汇报时提出，有的国家建立加工区，把周围封闭起来，吸引外商投资办工厂，不收税，产品直接出口，可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大家听完汇报后，就议论办加工区的事。赵紫阳、谷牧、登奎等都赞成。就确定由谷牧进一步研究考虑此事。此后征求广东、福建省委意见。习仲勋、项南都很积极。由谷牧牵头酝酿提出建立特区，经政治局讨论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四个特区。

　　这事以后，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主动提出要求把大连建成特区。日本专家大赖也提出要对外开放、大连搞特区的建议。我叫谷牧去沈阳与仲夷商量，并到大连看看。都同意了，正准备提交中央讨论决定。这时胡乔木从深圳回来说，深圳什么都变白色了，只有国旗还是红色的，因而只好暂时缓办。

 

　　问：洋跃进是怎么回事？

　　华：1978年9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报告，决定再追加48亿元基建投资，到年底共完成投资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在出国考察团汇报后，整个精神是搞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引进技术设备，石油部提出再建十来个大庆，电力部、煤炭部提高了指标，加快了引进国外设备。当时是新建上海宝钢参照日本鹿儿岛建钢铁厂的做法，可以进口澳大利亚的富铁矿，因为鞍钢等铁矿多是贫矿。

　　再是新建江苏仪征大化纤厂。只8000万亩棉花不能解决全国穿衣问题。

　　现在这两个企业都建起来了，还是成功的，还有一些进口较大的项目，自动化采煤机组、电力设备、大化肥厂设备，就是余秋里负责引进的那一批设备项目，现在看大部分是好的。12套大化肥还是周总理生前定的。当然也有不成功项目，主要原因是考察、论证不够，有盲目性。

　　1976年7月计划座谈会上四人帮猖狂进攻，目标是想攻击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和我。是王洪文、张春桥幕后指挥，黄涛为主要活动者，觉得光批“条条专政”不能解决问题，直接提出国务院务虚会、计划会有问题。

 

　　问：许多问题你是比较清楚的，为什么不写写以澄清原来的情况？

　　华：我这里还有原来的报告、简报、文件，是要弄清楚的。看时机吧。

　　北京对出版控制很严，李先念文集的序言中，写了我和他谈话找叶帅的事，人民日报还不让写，要改为小注才发表。

 

　　(作者系吉林省前省长)

红影

看得糊涂了，很多人名不那么熟，比如张根生，都不知道是谁呢。

江南铁鹰

红影 发表于 2013-8-11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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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糊涂了，很多人名不那么熟，比如张根生，都不知道是谁呢。

张根生是前吉林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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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施政理念与邓小平的核心冲突

华国锋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不仅对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他的信置之不理，而且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xx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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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xx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xx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xx中央设有宣传部。毛泽东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xx中央宣传部在“文革”中被“砸烂”。xx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毛泽东对xx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xx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xx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xx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xx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xx中央机关工作，担任xx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做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xx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xx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xx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xx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地，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xx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汪东兴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xx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xx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xx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江南铁鹰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泽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

　　“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平反。

 

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

　　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认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一、突出宣传华主席；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论的核心。

　　6天之后，1976年11月30日，四届大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部长。吴德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xx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讲话。

　　吴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吴德用这么奇特的逻辑谈及“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拘捕“四人帮”也是“错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反“四人帮”！

 

　　吴德还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样，吴德硬是要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搅在一起──尽管邓小平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无非想既批倒“四人帮”，也批倒邓小平。

　　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华国锋说：“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吴德，他们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讲话，无非是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对xx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所说的四点“施政纲领”。

 

红影

我对华国锋也没什么印象，他好像在位时间比较短吧。

江南铁鹰

大起大伏的1976年终于过去。

　　197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一个新的难题又横亘在华国锋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恩来的热流。要不要隆重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华国锋颇为踌躇。这是因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股热流，显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休戚相关。因为在1976年清明节之际，人们怀念周恩来，却遭到“四人帮”的强制迫害。这种受压抑的感情，由于周恩来逝世周年忌日的临近，又要喷发出来。

　　不言而喻，人们这一回悼念周恩来，隐含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要求。因为“天安门事件”是被“四人帮”镇压下去的，如今“四人帮”倒台，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借助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当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为邓小平平反。

 

　　这么一来，纪念周恩来成了当时敏感的话题——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紧紧相连。华国锋可以用“两个凡是”来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却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人们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人民日报》抓住这个机会，打算隆重地、大规模地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不过，《人民日报》毕竟是xx中央机关报，必须向中央请示关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口径。

 

　　当时，主管宣传的xx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作了这样的答复：只发四五篇纪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要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纪念展览不要对外开放；《人民日报》不要发社论。

　　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当时，一部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片中，解说词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持要删去。汪东兴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经过毛泽东三次审看过的。

　　听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纪念周恩来的社论，汪东兴质问道：“你们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人民日报》反映，周恩来逝世时，由于受“四人帮”压制，许多纪念文章写了登不出来。如今已经粉碎“四人帮”，报社收到许多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东兴答复说，不能多登，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

　　《人民日报》就查了一下，毛泽东逝世时，《人民日报》总共发了66个版的纪念文章。既然汪东兴要求“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那就登50多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