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所大学

红影

江南铁鹰 发表于 2013-7-16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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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这个叫法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当时政治局常委了。政治局最多11人，其中有四人结成了小帮派，所以 ...

原来是这样啊，政治局才那么点人啊，如此说来，4个人是挺大的力量了。
四人帮听到过，他们都是上海的倒是头一次听到呢。长知识了。

江南铁鹰

红影 发表于 2013-7-16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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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啊，政治局才那么点人啊，如此说来，4个人是挺大的力量了。
四人帮听到过，他们都是上海的倒是 ...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从上海进入中央的。

江南铁鹰

扭转乾坤

　  毛泽东主席他生前安排的接班人，是时任xx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在毛泽东逝世后参与治丧后事中，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问题困扰苦恼着，便劝华国锋“站出来，和他们斗”。华没有表态，继续在思考。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叶还劝华国锋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并告诉他找谁先打个招呼。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涨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队伍撑腰，就好办。他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华国锋曾回忆说：9月10日（应为11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李先念的秘书、《李先念传》作者之一程振声的文章印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李先念怀着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

 

　　以上说明，华国锋是发动这场斗争的首倡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华国锋就已经在考虑这场斗争，并考虑到了解决的时间和方式，态度积极而坚决。事实上，只有华才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格。因为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xx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逝世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和最后决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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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同样起了决定性作用：以他在党和国家及队伍中的长期威望和广泛人脉，产生巨大威慑力，保证了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顺利进行及党和国家、队伍的稳定，所以时称“红花（华）绿叶”。粉碎“四人帮”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向队伍将领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

 

　　除了华国锋、叶剑英之外，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参与和预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这里按时间先后来排序参与决策者。

　　第一个是李先念。还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李提出要去外地养病。华国锋对他说，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希望不要离开北京。9月11日，华向李交底。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

　　第二个是汪东兴。据吴德回忆，华国锋“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是毛去世前能够随时见到毛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又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个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第三个是吴德。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吴德认为，当时华国锋是想了解他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但是，因为互相不摸底，开会没有深谈。华国锋决定搞“个别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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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映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吴德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的决心，此后并与华、叶进行了多次具体商议。此外，吴德在粉碎“四人帮”的具体部署中，还起到了控制北京卫戍区部队采取行动和防御北京外围的重要作用。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五人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其他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这一行动，也有间接的支持和与闻。

　　陈锡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当时中央军委实际负责人，队伍的调动必须由他下达命令。据吴德回忆，华国锋曾经对他讲，毛泽东逝世后，华曾先后四次与陈锡联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说陈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纪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负责中央组织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迟浩田控制《人民日报》、杨贵控制安安部的行动。

　　陈永贵是农民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料证实他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在9月16日那次会议上，华国锋实际上已经向他明白地预报了将要采取行动。粉碎“四人帮”那天，陈永贵坐立不安，不时问有没有电话；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开会的电话通知，立即要车出发。

　　苏振华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国锋对吴德说，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苏振华打了招呼。苏振华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2日，吴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倪志福和苏振华一起，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纺织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没有预知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在京的xx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中，除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经没有思维能力的刘伯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8人，全部领导、参与、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预知了这一行动，占整个政治局在京成员的三分之二。没有投票权的在京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中，除吴桂贤外，苏振华、倪志福两人也预先知道。

　　所以，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明这一行动时说：“政治局全体同志除了‘四人帮’之外，同‘四人帮’作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准确地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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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还有几个人物对这一行动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陈云当时是全国大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党内职务仅是一名中央委员，并无实权，但却是在世xx元老中资格最老的——xx八大即当选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见具有很大影响。姚依林晚年回忆说，毛泽东逝世后，他到陈云家去送一份关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陈云在家里琢磨：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泽东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自己回忆说：同叶帅谈过一次解决“四人帮”问题，时间在1976年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帅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我家里来找我，然后由他带领到北京西山叶帅住地谈的。到叶帅住地，叶帅同邓大姐正在一间屋子里谈话。邓大姐走后，我进去，叶帅给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份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主席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后叶帅问我，把他们几个人抓起来，你看怎么样？我说，赞成。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问叶帅，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叶帅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

　　据陈云的儿子陈元回忆，见面后，“叶帅又跟他（指陈云）讨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如何处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非常手段处置问题……两个人很深入地交换了意见”。10月3日，谷牧去看望陈云，陈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控制二擀子（谷牧理解是不要轻举妄动、等待高层的行动）”、“守住阵地”、“等待时机，要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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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斗争真复杂。好像华没做多长时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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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毛泽东在纸上写下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只传达了前两句，后一句没有讲。华国锋传达这两句话时，江青、王洪文都作了记录，没有提出异议。

　　然而，毛泽东逝世后的9月16日，经姚文元修改审定，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社论，用黑体字推出了一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社论写道：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姚文元于9月17日、19日、20日、23日连续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姚文元在电话里特别交代：“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之后，“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气氛在中央报刊全面铺展开来，特别是上海的《解放日报》，通栏标题是《遵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下设四个小标题，分别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xx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副总理这一级的老干部，当时只剩下叶剑英、李先念二人还算在位(实际上也已“靠边站”)。

　同年2月2日xx中央通过毛泽东批准下发文件还宣布，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这时的“四人帮”已经夺取了党和国家相当一部分权力，特别是掌握了宣传和文化领域的控制权，而且江青还想觊觎党中央主席这一最高权力地位。如果让这一伙奸人得手，中国共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真是不堪设想。虽然最后党内的健康力量和正义的人民肯定会将这些倒行逆施的家伙推翻，不过国家要走更长的弯路，民族必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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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和国家面临着巨大危险的时刻，经过叶剑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运筹，在当时接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主持下，一举抓捕了万恶的“四人帮”。后来xx中央对叶剑英的评价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党、国家和队伍化险为夷”。

　　华国锋对于粉碎“四人帮”也建有重大功绩，这一点在他辞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后，党中央所通过的决议仍给予充分肯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直接指挥了抓捕任务，在这一点上也做出了贡献。当然，毛泽东生前一再痛斥“四人帮”，对此还是留下了有益的影响。另外，出于共共人最基本的良知，中南海内担负保卫工作的同志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对江青一贯的胡作非为也早都积愤在胸，忍无可忍。何况，当时“四人帮”要夺取最高权力，也直接威胁到华国锋、汪东兴和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文化大革命”后期直接由劳模提升到中央的陈永贵等人，虽然深受极左影响，也对江青等人的丑恶行径气愤不已。平时骄狂不可一世且不知收敛的江青一伙，正如毛泽东此前评价的那样“积怨甚多”，此刻真是到了孤家寡人、千夫所指的地步。

　　江青一伙当时极为孤立、极为虚弱的处境，这充分说明了他们与中国共共内受“左”的思想影响的领导人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区别。后者主要是思想认识出现偏差和受历史局限的党内矛盾，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却是一伙想颠覆人民共和国、旨在建立封建法西斯式的“女皇”王朝的反革命集团。由于这一集团在中国共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带有敌对性质，而且“四人帮”在上海还建立有“第二武装”，在北方也积极伸手想拉拢队伍，对这批人已经不能用正常的党内斗争来解决，只有采取抓捕办法。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共内的老一代革命家和虽犯有“左”的错误却仍保持着正义感和基本党性的一些领导同志联合起来，一致对付万恶的“四人帮”。江青一伙的可悲下场，就此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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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

　　粉碎“四人帮”的筹划，在毛泽东病重后便已经开始。据聂荣臻元帅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的回忆，都提到他们此时便向xx中央副主席中仅剩下的老帅叶剑英提出此事。聂荣臻还提到，此时在总参主持工作的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联络作用。萧劲光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说：

　　为此，我曾两次找到叶剑英同志。第一次是在得知毛泽东同志病危的消息以后，我预料江青、张春桥一伙在毛主席身后会有动作，他们会借毛主席的名义干不可告人的篡权勾当。我到叶剑英同志处，与他深谈过这件事。叶剑英同志比我更知底细，他肯定了我的判断。我说，得想个办法把这些家伙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让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叶剑英同志深深地点了点头，他也正在考虑着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我还向叶剑英同志建议说，下命令调集队伍，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同志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

　　十月六日上午，我又一次驱车来到叶剑英同志家里，诉说了自己看了近两天来报纸上宣传的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文章后夜不能寐的心情，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盘托出。我说，事不宜迟，如果再不动手，江青、张春桥等人就要动手。如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落到他们手里，就要走大弯路了。叶剑英同志坚毅地告诉我说，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他当即拿起电话要通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说萧劲光同志对解决江青、张春桥他们的问题有一些很重要的看法，请你抽时间当面与他谈一谈。估计华国锋同志当时正忙得脱不开身，叶剑英同志让我在他处等一等。十几分钟后，叶剑英同志再次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华国锋同志还是没有时间。临近中午，叶剑英同志留我吃饭，我没吃，就告辞了。

 

　　当时的叶剑英，的确是队伍中广大干部的希望所寄。这一年2月间毛泽东在病重中批发的中央文件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不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由两年前从沈阳军区调来的陈锡联主持。由于当时毛泽东已病重且言语不清，从辽宁来的毛远新担任了对外的联络员。这份文件的意思，明显是想让毛远新对队伍施加影响。尽管如此，可是叶帅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干部。

　　这种用中央文件形式，异乎寻常地发出叶剑英“生病”的通知，在队伍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严重的反响。有些队伍领导同志以为叶剑英病情严重，纷纷写信或打电话询问，当他们知道叶剑英身体仍健康时，便恍然大悟，方知所谓“生病”通知的特殊用意。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带着忧虑经常不约而同地来到叶剑英家里，尽管这时叶帅已经“靠边站”。

 

　　在这种被宣布“生病”交权的情况下，叶剑英仍分别接见了粟裕、宋时轮、韩先楚、萧华等高级将领。他分别嘱托他们要严密注意形势，特别是要在各自的岗位上，注意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防范万一。在毛泽东去世前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也服从叶剑英指挥，并与推荐他到中央来的毛远新实际上划清了界限，对于粉碎“四人帮”也起到了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锡联在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受那个“东北太上皇”毛远新的驱使，干了不少错事，由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到众多批评并为此而辞职，不过在1976年那个关键时刻，他还是站对了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后来在提出要陈锡联检讨的同时，还是肯定了他过去的功绩，中央顾问委员会仍安排他担任了常委。陈锡联在暮年发表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邓小平对他的评价，那就是知道他是“没有野心的”，“是不会造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