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洲震荡，洪水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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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富豪乐于公开自己的外籍身份甚至深受其益（尤其是华人华侨的身份所带来的便利，比如黄世再），另一些富豪的“海外身份”的曝光则非常的戏剧化，且往往引发激烈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许多富豪的海外关系都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大多数公开的版本都很类似：一个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跑到海外（非法地或合法地，或半合法的），并在若干次失败和成功之后站稳了脚跟。这些人出境的方式如何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沿海地区与境外的联系和走动就很频繁。真正有意思的是通过利用海外关系发家，是中国富豪相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富豪们的另外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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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便利的考虑，我们只试图搜寻富豪们父亲的信息。有些富豪的父亲的信息清晰明了，甚至还非常详细，有的则不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因自然灾难原因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如张祥青），有父母感情不和或离婚实际上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如黄宏生），有政治运动中父母双亡的（如黄怒波），也有父亲早逝的（如沈国军）。对于这些情况，笔者只能按照其母亲的情况或实际的家庭经济情况计入。尽管如此，仍然有16.7%的企业家的父亲的信息完全无法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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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划分出八种类型的职业。“城市普通工人”（57人）和 “农民或工匠” （26人）属于一个范畴，都是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下层。其中一些人的家庭，按照公开材料所述，是极端贫苦。他们合起来83人，占到了39.3%，是所有类别中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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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几项，则或多或少带有“精英再生产”的影子。城市或农村中间阶层（12.9%）、知识分子（9%）、私企企业主（6.2%）属于一个范畴。“知识分子”包括了教师、科研人员、工程师、医生以及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一些这些家庭出身的企业家将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庭的教导，尤其是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或者父母职业对他们的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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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私营企业主单独被作为一个类别。当初创建这个类别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反映第二代企业家的父辈的职业。但在数据收集之后，笔者却惊诧地发现，有不少被认为是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的父亲也是成功的商人。其中不少人实际上是与其父共同创业（比如姚巨货-姚俊良父子、潘政民-吴春媛夫妇与潘的父亲）。有一些则是在自己开始创业之前，其父亲就通过非正规市场或地下经济为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如魏建军、黄茂如家族），也直接对子女的商业行为产生了影响（比如戴皓、何巧女），还有人则从家族企业创办伊始就担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并最终在父辈隐退之后成为企业的“掌门人”（比如马建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第一代企业家中的第二代”。他们与那些靠遗产继承成为富豪的“第二代”的区别是，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自己获得的，属于“创业”的一代而不是“守业”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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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军群企事业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基层干部都属于公权力部门这个范畴。父亲曾经担任过党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总人数是33，占总比例是15.6%，其中绝大多数（21人）是基层干部。其中只有两名企业家的父亲可以被算作是高级干部：恰好一名是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后代荣智健，另一位是所谓的“红色贵族”王健林。荣智健父亲荣毅仁曾于1993到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王健林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另外有10人的父亲是中级干部，他们是陈宁宁、潘石屹（夫妇）、马化腾、朱保国、张涌、黄茂如（夫妇）、戴皓、黄怒波、张克强和刘长乐。虽然这些人的创业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明显地受到其家庭背景的优惠。另一方面，即便将这些父亲是高级和中级干部的企业家算上，也一共只有12人，不到总体的6%。大多数企业家的父亲，如果是在党政军群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是基层干部。符合这一范畴的，有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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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辈的塞翁失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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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是考察父亲的职业，另外一些重要的家庭背景会被遮蔽掉。比如陈宁宁的父亲就曾是一名中级员员。但她更为重要的家庭背景，却来自于母系。她的母亲吕慧是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吕东的女儿。而陈得以发家的钢铁进出口生意，或多或少也与这个家庭背景有关。所以,陈宁宁也可以视为高级干部家庭出身——事实上，陈宁宁在富豪榜上一直是与其母亲吕慧合并在一起的，而吕慧掌握着他们公司5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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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许多私营企业主的祖父辈都曾在社会主义时期之前从事商业活动，只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引入，他们的私营经济活动被中断了，成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经理人甚至“普通群众”，有的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中国，尤其是对那些在民国时期曾是显赫家族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来说，特殊的家庭背景或早或晚地给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压迫甚至灾难；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被中断”的背景反而变成了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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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智健的故事最为典型。如果只是考虑其创业时父亲的职业，他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出身于共共的高级干部家庭。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民族资本家”。而在1949年之后，也很长时间被视为“红色资本家”的典型，受到党和办事处的重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红色资本家及其子女，又开始了家族的财富积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