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洲震荡，洪水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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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行业的专业对口也很明显。6人中，有4人从事医药制造业，只有1人从事房地产业，还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但生产的也是医疗设备（明金星）。因此可以认为6人中有5人都在从事医药相关类产业。此外，其中有一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头衔（吴以岭）。可见这个行业对“技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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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学与初始行业的关系也很密切。4人中，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农业机械），2人从事食品制造业，1人从事木材加工业，均为专业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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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化学类也是如此。6人中，除1人从事批发与零售业以及1人从事商业服务业（唐万里）之外，1人从事食品制造业，3人从事医药业。也是高度的专业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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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学人文、经济、管理的企业家的创业部门，大多与所学专业的联系并不紧密。37名这些专业毕业的企业家中，几乎没有从事与本科专业相关行业的。例如，学习人文学科的15人中，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1人从事建筑业、1人从事计算机、1人从事批发零售、1人服务业、1人制药业、3人从事批发零售业、6人从事房地产，非常地分散。学习经济和管理的21人，3人食品工业、1人装备制造、2人计算机、1人住宿餐饮、1人商业服务、1人石化业、5人批发零售、2人金融业、5人房地产。与专业最没关系的，是房地产业。有21人的创业部门是房地产业，其中仅有1人学习的是建筑学，而学习人文学科和经管类学科的，则分别有6人和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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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专业与初始职业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得到解释。事实上。本科所学专业与创始部门之间的关联，即便是“强关联”，很多情况下毋宁说是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之间的强关联；而创业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往往与创业的部门之间存在强关联。比如，学医的明金星，1980年毕业于山东省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当了12年医生后决定下海。1993年他成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从欧洲进口二手医疗器械，经由香港倒卖给国内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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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金星的故事，仅仅是众多类似故事中的一个。这提示笔者注意到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尤其是体制内工作，对于创业路径的重要性。是否拥有大学文凭，对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是什么而言，有着显著区别。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体制内”的，绝大多数都有大学或大专学历。比如，“事业机关”下海的24人，几乎全部拥有大学或大专文凭（23人）；有26人创业前在党政军群机关工作，其中18人上过大学或大专，占69.2%；42人在国有企业工作，30人接受过大学或大专教育（71.4%）——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则发现，其中12名没有大学或大专文凭的，均为蓝领工人。此外，创业前在外资企业工作的9人，8人有大学或大专文凭（其实甚至包括博士）；在自己家族企业工作的4人，有2人也是如此。另外还有6人是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创业（或海外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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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资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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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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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考察了企业家在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的情况。党政军群组织26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42人，事业单位24人。这三类人的工作单位可以被认为是“体制内”，合计占到了总人数的43.6%。从这些单位辞职去创业，也就是所谓的“下海”。集体企业或机构32人，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9人，私营企业主自身的企业（一般家族企业为多）4人，其他私营企业或机构12人，个体工商户50人，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6人。虽然集体企业带有一定的“体制内”色彩，但在1980年代之后实际上已经很多被“承包”出去，或者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同后面的五个范畴一样被视为“体制外”工作，它们合计占到了总体的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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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照“先驱”和“后来者”区分的话，则在“先驱中”，“下海”的人数有57，占“先驱”总人数的39.6%；而“后来者”中“下海”的有35人，占57.4%。“下海”者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里面的差别，主要来自于1992年之后，从国有企业“下海”的比例有了较大提高，将近翻了一番（从16.7%到29.5%）。此外，笔者发现，1992年之后，从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离职自主创业的比例，“后来者”（11.5%）明显高于“先驱”(1.4%)。而“先驱”中从集体企业（19.4%）或个体工商户（31.3%）创业的比例，则明显高于他们在“后来者”中的同类（分别为6.6%和8.2%）。“先驱”与“后来者”之间的差别，是整个中国私营经济创业环境变化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