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洲震荡，洪水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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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氏家族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开始”家族在大陆生意的“民族资本家”。在笔者的数据库里，虽然这样的个案只有1个，但大量公开的报道显示，未上榜的富豪还有很多（比如王光英家族、王征家族）。此外，虽然有一些人的祖父辈并没有荣氏家族那样显赫，但在1949年之前，也仍然属于富裕家庭。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故事可能要数陈丽华。满族人陈丽华，是正黄旗后裔，但读到高中便因家境贫困而被迫辍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宗庆后的故事则代表了另外一种类别：民国时期非共共背景的公务员家庭。宗庆后的爷爷是张作霖的财政部长。父亲在国民党办事处当过职员。1949年后，家庭非常贫困，父亲找不到工作，全家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宗庆后到一个农场工作，一直到1978年，33岁的他才回到省会，在一家校办企业做销售员。1987年，宗庆后带着两名退休老师，靠着“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这才走上了创业的道路。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运良-华丰集团董事长任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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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一些精英虽然拥有“博士”头衔，却从没有真正地修过博士的课程。而类似MBA、EMBA这样的课程，则被认为更主要是一种“社交”手段。因此，笔者们统计了真实教育水平，也就是脱产接受的全日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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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之高，超出了笔者之前的预期。有33.2%的富豪至少接受过全日制的大学本科或以上教育。如果将“大专学历”也算作大学毕业，则上升到50.2%。其中有17名富豪攻读了研究生学位，更有3人是货真价实的博士：邵秋根、张朝阳、施正荣。张朝阳和施正荣还是“海归”。大学生富豪里有40.6%毕业自“精英大学”，占到了全部富豪人数的20.4%。此外，“先驱”和“后来者”的学历有着显著差异。1992年之后创业的富豪里，大专以上文凭的比例（73.8%）要比之前创业的（42.4%）明显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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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职业不同，确实会对子女是否能够上大学产生显著影响。中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12人，有9人上了大学。其中，高级干部子女里王健林虽然没有上“精英大学”，但那是因为他很早就进了部队，后来的大学文凭也是部队时在职读取的。但低级党政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没有都上大学，21人中，就有7人未能上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文革”的冲击，一些干部家庭的子女同样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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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阶层出身的人中上大学的比例也较高。比如，城乡中产中的27人里，有12人上了大学。知识分子家庭的19人中，有15人上了大学，其中8人是重点大学。其中一些富豪的回忆告诉笔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对教育重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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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许多人设想的不同，也有相当比例的工农子弟上了大学。比如，城市工人家庭出身的26人中，有12人上了大学，占46.2%，其中有4人上的是重点大学。农民家庭出身的58人中，有16人上了大学，占27.6%。正如其他关于教育分层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出身相对低下的人当年能够考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高考制度还比较公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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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名
　　在211名被调查企业家中，至少有46名企业家不是中国大陆身份，占到了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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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至少有10%的“第一代富豪”来自现有体制中的上层家庭，或者因为“革命”而“被中断”的前富裕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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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对口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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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富豪”里，理工科占绝大多数（约60%）：有7人学习理科（其中6人学医或学药学）、49人学习各类工科（其中1人军校，12人学习计算机或电子类专业，6人学习生物、生物工程或化学工程类专业，2人学习建筑学类专业，26人其他工科专业）。第二大主要学科是社会科学类，主要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共21人（其中包括了金融财政类、经济学、经济管理类）；另有两人学习社会科学，其中1人法学（修涞贵），1人国际政治（叶澄海）。最后是人文学科，共14人，包括中文、哲学、外文、美术等。这种专业的分布与1980年代的“工程师治国”的氛围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