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的恐惧》——世上最让人恐惧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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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没爬？没办法啊。必须爬，要不就要不回钱。”王大根喝了一大口茶，道：“那天，我和张振江背着一个写着‘还我血汗钱’的条幅，爬到了吊塔顶上。那吊塔有多高呢？我这么给你说吧，我们建的那房子是十五层的，那吊塔怎么也比房子高吧。我们站在上面，看下面的汽车就跟玩具似的。因为高，那风也大，呼呼的。”
　　“那可真够可怕的。”司马子鉴叹道。
　　“可不是！”王大根摇摇头，长叹一声，道：“站在上面，我俩的脚都在哆嗦。风一吹，那吊塔还直晃悠。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爬上了吊塔，也挂了横幅，工友也通知了老板，可老板仍然不松口。还说，要是爬吊塔就给钱，他早破产了。你说，这种时候，我们是跳，还是不跳？不跳，分文没有。跳，连命也没有了。我们在塔吊上面，整整一天一夜，整个人都快虚脱了。却依然不知道这件事该如何结束，这才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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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最难熬的时候，我们就聊天分散注意力。我问张振江，他小时候被吓着那次是怎么回事。他说，为了看个电影，就丢了一条命。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恐惧，而且恐惧到整整三个月无法说一句话。但是，正是有了那次经历，才让他下决心要离开那个穷山沟。可见，这人的胆子是吓大的。没有小时候那次惊吓，张振江可能也不会跟我去城里打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王大根问道。
　　司马子鉴没有回答，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得问道：“那你们后来拿到钱没有？”
　　“拿到了。可惜不是全部工钱。”王大根说：“有工友通知了记者，记者来采访，又惊动了办事处。办事处派人来劝说老板给我们工钱。但老板还是不同意，说钱给了，被小包工头卷走，和他没关系，他不可能为同一个工程付两次钱。办事处的人后来反复劝说，建筑公司的老板才答应付给我们全部工钱的三分之一。我们那时已经在塔吊上快撑不住了，打算不给钱也下去了。所以，他一答应给三分之一，我们赶紧就下去了。唉，三分之一就三分之一吧，总比一分没有强。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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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钱回家的路上，我和张振江还议论这事。你看，那包工头胆大吧，敢把我们所有人的血汗钱卷跑；老板也胆大，我们在上面要真跳下来可就是大事了，可人家不怕你跳；我们俩也算胆大，敢去爬塔吊。你看，胆子越大，越得好处。那些连塔吊都不敢爬的工友早就灰溜溜回家去了，一分钱没要回来。可见，胆子大，不是什么坏事！我想，这次事情后，他的胆子肯定又变大了一些。”王大根说着，站起身来：“那次事情后，我就不在工地上干了。没办法，玩不过他们。我去一家餐馆打工，慢慢学了点手艺，回来自己办小吃店了。没多久，张振江也回芜山镇了，那时人家已经是建筑老板了。我和他没啥接触。至于跳塔吊那件事后，他是怎么发迹的。我就不知道了。”
　　正在这时，王大根的老婆叫道：“别吹牛了。客人都来了，忙你的吧！”
　　司马子鉴看到，街上，薛晓松正朝火锅店走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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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这天下午，颜月因为要在卫生院值班，没到诊所来。
　　中途，薛晓松接到司马子鉴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今天晚上喝酒的地点定在半面街的 “大根火锅”。还说，除了他们俩，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要来。薛晓松一下想到司马子鉴说的那个朋友会不会就是颜月呢？如果是颜月，他们俩认识了多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薛晓松觉得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个下午都有些心不在焉。
　　不到六点，薛晓松急急忙忙送走最后一个病人，早早关上诊所的大门，拧着两瓶白酒就往半面街走去。在经过卫生院门口的时候，他朝里望了望，没有看到颜月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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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大根火锅”外，薛晓松看到司马子鉴正在和王大根聊天。薛晓松来过这个小店很多次，早就和王大根是老熟人了。他和王大根打了个招呼，走到司马子鉴跟前，问道：“不是还有个人吗？”
　　司马子鉴看了看表：“这不刚六点吗？人家下午要上班，不像你自己开诊所当老板，想走就走。”薛晓松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一下，连忙问答：“是谁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这不，来了！”司马子鉴往外一指，只见不远处，身穿红色羊绒大衣的颜月一路小跑着往这边来。
　　颜月跑到司马子鉴跟前，这才看清他身边站着的竟然是薛晓松，顿时吃了一惊，脸一红，愣了片刻，叫道：“薛医生，你也认识司马老师？”说着，又拍拍脑袋，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道：“对了，你不是也经常看他的微博吗？你一定也是他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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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粉丝啊？薛晓松是我中学同学！”司马子鉴笑道。
　　“原来你是司马老师的同学，我怎么没听你说过？”颜月对薛晓松道。
　　薛晓松反击道：“你也没说过认识司马子鉴啊！”
　　“行了，你俩别争了。咱们里面去坐着说话。”司马子鉴招呼两人进了里面的单间。
　　里间的桌上，火锅盆里红彤彤的汤料翻滚着，一股辣香味扑鼻而来。桌旁的菜架上重重叠叠堆放着各色荤素菜品。桌上已经摆着几瓶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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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晓松一坐下，便提议，两瓶白酒，他和司马子鉴咱一人一瓶。说着，也不等司马子鉴表态，直接拿过两个酒杯，一字码开，然后启开两个瓶盖，一瓶倒一个杯子，分别将两个杯子斟满，又道：“咱们老同学这么久没见，今晚一定不醉不归！”
　　司马子鉴没想到，薛晓松这家伙当了医生后不但继续喝酒，而且看上去酒量还不小！他似乎又看到了当年西城二中的那个豪情万丈的少年。
　　颜月忙着将摆在桌上的菜品倒入火锅盆，又将烫好的鹅肠、毛肚、牛肉分到各人的盘中。司马子鉴和薛晓松也不客气，举杯就先干了两杯。
　　几杯酒下肚，薛晓松主动问司马子鉴：“听说你现在当作家了？”
　　“我算什么作家？”司马子鉴摇摇头，苦笑道：“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有靠码字为生。哪像你们学医的，悬壶济世，祛邪扶正，强健国民，干的才是大事。对了，你一个海归博士，怎么会跑到芜山镇来开诊所呢？”
　　薛晓松看了看坐在旁边的颜月，道：“小颜知道我的情况。我回国后，在附属医院干过一段时间。但是，时间一长，我发现我在那里呆不下去了。”
　　“呆不下去？”司马子鉴有点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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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薛晓松道：“当然，呆不下去不是因为我技术不行或者和同事处不好关系，而是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你知道，我是个有抱负的人……”
　　“对，你不是要当世界上最伟大的医生吗？”司马子鉴发现薛晓松的眼睛中突然闪现出一丝光亮，他一下想起薛晓松曾经说过无数次的他的那个理想。
　　听到这话，薛晓松瞟了颜月，然后有些羞涩地低下头，不好意思地道：“年轻时说的那些傻话你就别再拿出来惹人笑话了。什么样的医生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医生？我自己到今天也不知道，我不过是想为我们这个社会多做些有用的事情……”
　　薛晓松说，虽然在大医院里，每天也是干着救死扶伤的工作，可是他发现，真正最需要自己的人是那些偏远地区的老百姓。
　　“我经常在医院外看到，有很多偏远地区的病人由家属陪着，千里迢迢赶到省城。来之前，他们可能已经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可是，当他们赶到大医院的时候，却发现要想挂上哪个专家的号，比登天还难。”薛晓松述说着，陷入了沉思：“他们在城里没有关系，也没有钱。就算挂上了号，要想住院，又还得等。而这些大大多都是凑够了看病的钱，就没有住宿吃饭的钱。为了等待看病，病员和家属往往住在条件简陋的旅店里，甚至露宿街头。吃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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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晓松说，有一次他在医院外吃早餐时，看到一个削瘦黝黑的中年男子正在向小吃店老板要面汤，原来他是想用面汤泡捡来的馒头当早餐。薛晓松见他掏出来的馒头已经有些发霉了，就告诉他，馒头不能再吃了，自己请他吃了顿馄饨。
　　中年男子吃完馄饨向薛晓松道谢。薛晓松便问他是从哪里来的。那男子说，自己叫冉树林，是从陕西来的。因为十岁的儿子患上了白血病，听人说临海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能治这病，所以两口子卖了家里的牛和房子，又向亲戚借了一些，一路风餐露宿赶到临海市。可没想到，他们刚到临海医学院门口，就遇到了一伙假冒专家的骗子，稀里糊涂就被人骗去了所有的钱。为了挣钱给孩子治病，两口子在城里四处找活干。可活也不好找，两人只得去捡废品卖。前两天，他老婆在街上为了捡一个空的易拉罐，又被疾驶而过的车给撞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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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树林说，有人劝过他，说这孩子已经没救了，就放弃吧。趁早再生一个。可是他觉得，哪怕是小猫小狗，那也是一条命，更何况那是自己养了十多年的孩子。他怎么忍心放弃重病的儿子呢？
　　薛晓松说，冉树林最后哭着对他说：“医生啊，你不知道，我现在真的非常害怕。我怕儿子的命救不了，家也没了，我和老婆也垮了，不能再生了。我怕自己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了！”
　　“那最后怎么样了呢？”颜月已经听得泪眼婆娑，她禁不住擦了擦眼泪，问道。
　　薛晓松道：“我跟着冉树林去看了看他的儿子，那孩子的情况确实已经非常严重了。高烧几乎一直不退，他两口子捡破烂挣的那点钱，只够断断续续地买退烧针药。我回到医院后，一边发动大家给那个孩子捐款，一边请求医院让他先住进来进行治疗。可那孩子住进医院没两天，就过世了。”薛晓松说着，叹了口气，道：“冉树林和他老婆离开临海的时候，我把同事们捐的款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要，要我帮他退给大家。最后，两口子用个布袋提着儿子的骨灰回陕西去了。”
　　薛晓松的话，让三人都沉默了半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