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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江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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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读到的古诗是写在一把芭蕉扇上的。那时空调机好像还没有发明，电扇也尚未走进寻常百姓家，每逢挥汗如雨的季节，芭蕉扇便是人们惟一的消暑用品。我家虽穷，也配备了好几把芭蕉扇，夏夜乘凉时人手一把，既用它扇风，也用它打蚊子。为了让扇子更耐用一些，母亲用碎布把扇子沿上一道边，以防它开裂。于是我家的芭蕉扇镶着各种颜色的布边，物各有主，很容易辨认。父亲的那把扇子更是与众不同，它的边上镶着蓝布，中间还熏着几行字。那些字是父亲的手迹，他先用毛笔蘸了浓墨在扇面上写字，然后把扇面凑近煤油灯的火苗把它熏黑，最后用抹布蘸了水一擦，一块黑底白字的镶嵌物便出现在扇面上，样子很像我们临摹用的小楷碑帖。扇面上的那几行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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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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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不大明白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更不知它们就是一首“唐诗”。我和弟妹们渐渐长大了，便羡慕起父亲手里的扇子来，纷纷央求父亲在我们的扇面上也熏上字。再往后，我便与父亲合作，他题字，我配画。后来我家的芭蕉扇上总题着几句诗，背景则是一座亭子或一株垂柳，再加上一钩月亮。于是我又读到了“但得暑光如寇退，不辞老景似潮来”、“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等诗句，但我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欣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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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古诗相识虽早，却多年未能发展为深交。一来我家根本没有多少藏书，而且只有《红楼梦》里有几首诗词，其馀的书都与古诗无关；二来我在中学里一直迷恋数学和物理，对诗歌则敬而远之。然而，在我高中毕业的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心中珍藏了多年的关于清华园的梦想破灭了。两年以后，我来到长江岸边的赵浜村插队务农。又过了一年，我把所有与数理化有关的书本一古脑儿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从此一心只读文科书了。插队十年，生活相当艰苦，最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那年头图书馆根本不对我们开放，书店里也买不到我想读的书，我千方百计从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处借点书来读，但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解我的饥渴。就在此时，我渐渐地迷上了古典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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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上读诗的表面原因是诗很耐读，好诗更是百读不厌。一册薄薄的《唐诗三百首》，就伴随我度过了无数个霜晨月夕。还有，诗易于背诵，我虽然并不想做诗人，也不相信“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但翻来复去的把手头所有的几本诗选、词选读了又读，也就把它们全都背诵出来了。苏东坡说：“暂将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他那是在玉堂值夜，明灯高照，持卷而读。我没有足够的煤油来点灯，有时甚至摸黑吃晚饭，这时背诗的好处便凸显出来了。记不清有多少个风雨凄凄的夜晚，我躺在床上默默地背诗，再细细地回味，几十首背下来，寂寞的长夜便熬过大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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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上读诗的深层原因是诗歌使我感动，给我安慰。我通过读诗先后结识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他们可都是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杰出人物。他们屈尊走进我的茅屋，与我朝夕相伴，还敞开心扉向我细诉衷肠。相处久了，我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伟人都是与我同样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中有同样的坎坷挫折，他们的心中也有同样的喜怒哀乐。甚至那位亡国之君李后主也不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异类，我曾在雨声淅沥的春夜默诵他的词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尽管我知道他那天潢贵胄的身份与我这个插队知青有着天壤之别，我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了。文革前的学者们曾为李后主词有无“人民性”争得不可开交，在我看来，只要能感动普通的读者，那就是人民性。正如金圣叹所说：“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凡是好诗，一定是人人心头都有的某种情思的自然流露，诗人的本领在于把它说得细致入微、回肠荡气。当我读诗时，往往觉得诗人就是我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就是为我而写的，那样的诗当然会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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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在茅檐底下与诗人们结下的因缘在冥冥之中引导着我，十多年后，当我以安徽大学外语系二年级学生的身份报考研究生时，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指导的“唐宋诗歌”方向竟成了我的首选志愿。考进南大后，读诗成了我的专业，后来又成了我的本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决心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古典诗歌研究，来报答诗人们对我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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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读诗者其实是很辛苦的，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只读自己喜爱的作品，也不能任意停留在欣赏、玩味的阅读阶段，他必须服从现行体制的规定，从古诗中读出一篇又一篇的论文来。于是我耐着性子逐字逐句地读完了《全唐诗》，其中有不少“恶诗”我再也不想读第二遍，怪不得孟郊曾抱怨唐人“恶诗皆得官”。于是我从《唐诗三百首》中读出了一首混进去的宋诗，我考证出嫁名张旭的《桃花溪》其实是北宋蔡襄写的《度南涧》，这项“研究成果”实在有点杀风景。当我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心里一直有点遗憾，又有几分歉疚。遗憾的是我在论文中无法充分表达我读诗时所受到的感动，因为那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歉疚的是我写的文字尽管浅薄，却都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它们与大学围墙外面的人们毫无关系。我很想与所有喜爱古典诗词的朋友（不限于学术圈子）谈谈我最爱读哪些诗，说说我读诗的感想。当上海古籍出版社来约我编选一本中型的《宋诗选》时，我不假思索便把它看作实现上述想法的一个机会，当即与出版社签了合同。没想到杂事猬集，一年过去，我才读到第五册《全宋诗》，而尚未读过的《全宋诗》还有六十多册！这样下去，再过十年也完成不了《宋诗选》，我怕耽误出版社的规划，便提议撤销了那份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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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选一时难以完成，我便产生了写一本诗话的念头。诗话的性质是什么？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宋人许顗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清人沈懋德说：“诗话有两种，一是论作诗之法，引经据典，求是去非，开后学之法门，如《一瓢诗话》是也。一是述作诗之人，彼短此长，花红玉白，为近来之谈薮，如《莲坡诗话》是也。”他们对诗话的定义过于严格，而且陈义过高，我要是那样写诗话，结果恐怕与论文差不了多少。其实最早的诗话原是欧阳修“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的随笔，不过内容与诗有关而已。清人章学诚对诗话大加挞伐：“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这倒从反面说出了我所认可的诗话的某些性质，即浅易、随意、轻松。我想写的诗话便是这种关于诗的随笔，是我读诗的零星感想。这些文字里没有考据、论证，也没有注释、参考书目，一句话，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符合“学术规范”，它们发表以后绝对不能算作我的“学术成果”。我写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某首诗、某位诗人或某个诗学问题有了新颖的观点，恰恰相反，我想说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即使有些读后感是我独有的，我也相信在相同的阅读背景下多半会人同此心。虽说“诗无达诂”，但一首好诗所蕴含的情感倾向却是清晰可感的，我想谈的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