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缥缈[水楼]

虚无缥缈

读书是为了明理，读书与做人是一致的，“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因此，检验读书好坏的标志，是人格提高与否。宋人程颢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因此，作为教学过程主导者的教师，责任也就不仅仅是文本答疑了，韩愈把“传道”放在教师职责的第一位，大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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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什么？人文素质教育与人文知识教育是否等同？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索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想透彻，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就会发生偏差，就难以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最近读到龙应台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什么需要人文素养》，将人文知识与人文素养的区分说得相当之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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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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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先生认为，人文知识与人文素养是不同层次的东西，前者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因此，人文知识教育所关注的是纯粹的知识传授。而人文素质教育不然，它“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并且要把对“人”的关怀，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这是十分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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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格完善的科学人才，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是学生的精神层面，包括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文化自觉、社会责任等等；二是学生的专业技能，是学生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手段。文化素质课虽有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任务，但落脚点却是在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上；这是专业课所不能替代，或者说不能完全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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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我为全校学生开设了“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甲骨文与古代中国文明”等人文素质课。基于上述的认识，我在教学中比较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此，我想以“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为例，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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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礼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思想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展现，否则就成了无处寄寓的游魂；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否则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我国的传统礼仪，强调内在德性的能动作用，把道德作为礼仪的依据，而不是把礼当作外在的、技术性的东西。因此，礼的传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为重心。我在讲授中特别注重分析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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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德”是礼的灵魂。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要依靠道德来维系。礼的种种规范，之所以值得我们去遵行，是因为它符合于道德的要求，《左传》说：“礼者，理也。”学礼首先要立德，让德在内心扎根，并且时时加以培植。《礼记》把“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作为礼仪教育的最高境界。品德高尚的君子，是因为他有“德辉动于内”，“德”字在他内心闪耀着光辉；所以当“礼发诸外”时，他的言谈举止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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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敬”是礼的核心。《礼记?曲礼》开篇就说“毋不敬”，郑玄说“礼以敬为主”，朱熹认为“毋不敬”是全篇的纲领。我们要求学生：心中要有一个大写的“敬”字，树立严肃恭敬的人生态度，把“敬”字扩大到敬己、敬人、敬业等各个方面。我们还注意将礼与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相联系。《礼记》说：“礼者，自卑而敬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即便是挑着担子做小买卖的“负贩者”，同样有做人的尊严，他们依靠自己的辛劳来生活，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为此，我们要求学生对学校的保安、勤杂工等都要有尊重之心，不要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以从事简单而繁重的工作为生而鄙视他们，他们的工作同样是文明社会所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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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知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是两张皮，人文知识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只有将知识讲透、讲精彩，人文精神才能彰显。而如果离开了知识点的讲授，只讲礼学精神，就会将思想架空。因此，在教学中要很好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俗话说“画龙点睛”，首先要把龙画好，点睛之笔是关键之笔，可以赋予龙以生命，画龙与点睛的完美结合，才能收满壁生辉之效。课堂教学也是如此，某些关键之语，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谈何容易，无一不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这正是我们在教学中苦苦追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