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
《文心雕龙》的全书,是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的。当然,由于南北朝时期道家盛行,在刘勰的这部书里,兼采道家的不少思想。可以说《文心雕龙》是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它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无疑的在关于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
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它的形式也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这样的手段达到的。
“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所谓“神思”作出了生动的描绘:“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
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
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儒家中庸之道是贯穿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
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这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齐、梁时代那种颓唐、阴柔的靡靡文风,正在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他希望可以通过这部书,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文心雕龙》中,虽然受到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还是儒家的思想。
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
“神道设教”就是直接源于《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
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这样一来,刘勰的文学理论被染上了一层很重经学色彩,而且也带来了许多局限性。
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他自己又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十分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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