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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江斜月

显然，杜甫与韦八的友谊，正是“君子之交淡若水”的典型例子。他们一度相交之后就是长久的分离，偶然重逢也只是匆匆一面，杯酒相欢，然后又天各一方。在人们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朋友处于这种状态。然而谁能说他们之间没有真诚、深挚的友谊？秦观咏爱情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友谊也是一样，只要彼此在心中珍藏着这份情感，哪怕相隔万水千山，哪怕终生别多会少，照样能使友谊地久天长。频繁的交游、书信的往来、礼物的馈赠等，都不是友谊的必要条件。此外，这首杜诗也使我们更真切地明白真正的友谊不一定要历经磨难和考验，它完全可能存在于平常的人生之中。汉代的翟公曾感叹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这当然是至理名言，能经受上述考验的友谊必定是真诚的，但尚未经历此类考验的友情不一定就是虚假的。况且正像基督徒祈祷时所说的：“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我也希望人间的友谊最好不要遇到严峻的考验，大多数人毕竟是善良而软弱的，他们本有真诚的友谊，却不一定能经受得住严酷的考验。我们曾有过那样的一个时代：人们被诱骗、被怂恿、被逼迫着从事告密、出卖等行为。结果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成千上万本性善良的人们背叛了友谊。要是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那些友谊本可长久维持下去的。但愿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永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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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归园田居
晋?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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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村
唐?杜　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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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西村
宋?陆　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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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幸福？答案当然是言人人殊。君主追求的是君临天下、万民臣服的无上权威，僧侣希望自己能充当神祇在尘世的代言人，哲人愿意舍弃世间的一切财富来换取对真理的掌握，财迷却宁肯牺牲所有的真理与正义来追逐更多的财富。那么，对于普通的芸芸众生，他们所希冀的幸福又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就是物质上应有尽有，精神上无忧无虑，而且长生不老，其实，那也就是人们想象中的天堂。可是人们生活在天堂里就幸福了吗？德国的海克尔曾在《宇宙之谜》中描绘过不同民族的人们所想象的天堂里的情形，并认为要是人们真的住进了那样的天堂，一定会因生活单调而烦闷欲死。唐人元稹在《刘阮妻》中追问东汉的刘晨、阮肇：“芙蓉脂肉绿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是啊，刘、阮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遇到两位仙女，被留住半年。那个仙境中有国色天香的仙女，有清幽绝俗的环境，有美轮美奂的楼台，有长生不老的仙药，那与天堂又有何异？然而刘、阮却苦苦的思念人间，求归心切。苏轼在醉后口出狂言：“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刘、阮在天台仙境中的心情也许类似于苏轼：仙界固然美丽，却不如人间温暖。好在仙境都是“山在虚无缥缈间”，而且“烟涛微茫信难求”，我辈凡夫俗子即使对刘、阮的奇遇心怀艳羡，也绝无机会付诸实践，倒也避免了在仙界、人间中作两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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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可见在普通人眼中，人间的帝王将相也过着与神仙无异的幸福生活。然而帝王将相或他们的家人们过得幸福吗？《红楼梦》中的贾元春被选为贵妃，极尽人间之尊荣，她却说皇宫是“见不得人的去”，还羡慕“田舍之家，齑盐布帛，得尽天伦之乐”的平民生活。普希金诗中的塔吉雅娜成了安富尊荣的公爵夫人后，对她昔日的朋友奥涅金说：“奥涅金，这对我有什么意味？这种讨厌的荣华富贵，社交旋风中获得的成功，时髦的宅第和这些晚会！假面舞会的破烂衣服，我真想马上扔到别处。用豪华、喧闹和瘴气乌烟换回书本和荒僻的花园，换回我们简朴的故居，换回我们的那些旧地——我第一次和您在那儿相遇，换回那块简陋的坟场——十字架伴着树影的阴凉，下面埋着我可怜的奶娘。”贾元春和塔吉雅娜的话真是对平民百姓的极大安慰，原来当平民们仰望着贵族的富贵生活时，贵族中也有人正在羡慕平民的简朴生活呢！这真是“此山望着那山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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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说平民的生活幸福需要两个前提，就是让他们得到温饱，并合家团聚。孟子为平民设计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杜甫用诗歌复述了这种标准：“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有些圣贤、高士过于强调清贫生活的意义，仿佛越是饥寒交迫便越是高尚，未免树义过高且高而不切。相传古希腊的狄奥根尼住在一个木桶里，连一个饮水用的木瓢也不愿拥有。汉代袁安的雪天僵卧、王章的牛衣对泣、王霸的败絮自拥，虽然不一定是有心为之，但都被传为佳话，仿佛他们的饥寒生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看来，如果他们是刻意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那就与苦行僧的修行一样，其实是一种精神贵族式的骄傲，正如朱熹所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那种气质当然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具有的，我们对狄奥根尼那样的人只能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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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钦佩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他虽然说过“不赖固穷节，百世谁当传？”但他对饥寒的态度并不是逆来顺受，更不是甘之如饴，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他曾慨叹劳作的艰辛：“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他还曾体会过乞食的尴尬：“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当然，尽管有此类种种不如意的情形，陶渊明还是由衷地热爱简朴的田园生活，他在《归园田居》中把田园生活描写得多么美好！十馀亩的宅地，八九间的茅屋，堂前屋后长满了榆柳桃李，远近的村庄依稀可睹。读者不要误以为陶渊明的住宅十分宽敞，其实他家的茅屋又狭小又破旧，“环堵萧然，不蔽风日”。不过诗人热爱他的家，自称“审容膝之易安”。孟夏时分，屋前的树上栖息着许多鸟儿，诗人看了满心欢喜，深情地说：“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诗人住在这么简陋的茅屋里，日子当然过得相当的清苦，但他善于自得其乐。请看他对孩子们自述的生平乐事：一是自由自在地读点书，“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二是欣赏屋外的自然景色，“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第三件乐事最有趣：“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盛夏时偶然吹来的一阵凉风，都能使他产生幸福感，可见陶渊明是诚心诚意的热爱简朴生活。然而陶渊明并不像狄奥根尼那样拒绝物质享受，他明确表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无独有偶，十九世纪的美国人亨利?梭罗也有类似的观点。梭罗写的《瓦尔登湖》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人抵拒物质引诱的圣典，其实此书的就一篇就叫《经济篇》，作者不但详细开列了好几份收支明细表，而且明确指出：“生活之必需品可分为：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除非获得这些，我们是无法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的，更无法展望成就了。”陶渊明比梭罗更会欣赏生活，他性喜饮酒，有时别人送酒给他，他就欣然饮之。他的生活态度源于儒家，即孔子所说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当我读陶诗时，常常胡思乱想：要是陶渊明的经济条件稍稍改善一些，让他家的“瓶”里常常装满粮食（他自称“瓶无储粟”，苏轼曾嘲笑他：“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让他的酒杯里常常盛满浊酒，总之是让他及其家人免受饥寒之苦，那么陶渊明一定是古今最快乐的一位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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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和陆游的诗也描写了村居生活的安宁、愉快。759年年底杜甫率一家老小到达成都后，度过了他成年以后最为安稳的一段生涯。他在浣花溪边觅得一块荒地，芟除茅草，开辟了一亩大的地基，修筑了一座茅屋，称之为草堂。他又从亲友处乞得许多桃树、桤木、绵竹等苗木，栽种在草堂周围。这座草堂后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它在当时的意义却是为穷愁潦倒的诗人提供了栖身之所，也为他的妻儿提供了安定的家。杜甫住在草堂时经常得到亲友的资助，左邻右舍也对他非常友好。严武等人的资助使诗人暂时避免了饥寒之苦，邻家农父的热情招待更使他感受到人情的温暖。虽然生活中不时发生一些烦恼，比如稚子叫怒索饭，秋风刮走屋顶的茅草，但此时杜甫的生活总算是比较安定的，他的心情也比较愉快，他饶有兴致地写了许多诗歌来描绘宁静的田园生活和幽美的江村景色，《江村》就是其中之一。《江村》一诗，曾被明人许印芳评为“通体凡近，五、六尤琐屑近俗，杜诗之极劣者”，清人申涵光更说它是“《千家诗》声口”，申氏还说：“选《千家诗》者，于茫茫杜集中，特简此首出来，亦是奇事！”说此诗“近俗”是不错的，此诗被选进《千家诗》的原因正是其通俗易诵，然而为什么通俗便是“极劣”呢？此诗的长处正在以平易浅近的语言描写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却展示了清幽的意境和深挚的情思。明人周敬说：“最爱其不琢不磨，自由自在，随景布词，遂成江村一幅妙画。”明人周珽则说：“物得遂其幽闲之性，人得尽其伦理之和，非无萦襟怀，不能享此清福。”这两段话都说得很中肯，试想清江环抱，燕鸥翔集，这是多么清静幽美的江村夏景！夫妻对弈，稚子垂钓，这是多么安宁和睦的家庭剪影！饱经忧患的诗人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他的笔下洋溢着幸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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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游的《游山西村》好像是一首纪游诗，但正如清人方东树所评，此诗“以游村情事作起，徐言境地之幽，风俗之美，愿为频来之约”，全诗的主要内容是描绘山西村的风土人情。1167年，正在山阴闲居的陆游偶然来到山西村。这是一次信步而行的漫游，诗人沿着山间水畔的蜿蜒小径曲折前行，走着走着，仿佛小径已消失在重重叠叠的山水之间。突然诗人觉得豁然开朗，一个小村落衬映着柳暗花明的背景出现在眼前。……山清水秀的景色，淳朴敦厚的民风，古老简朴的习俗，象征着丰收年景的农家酒菜，都在诗人充满爱抚的笔触下得到生动的描写。诗人并不是山西村里的居民，但他对村里的风土人情充满着歆羡之情。虽然诗人早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志愿，而且他在写《游山西村》以后还有十多年的仕途生涯，其间还一度往南郑从军，但他真心喜爱宁静、淳朴的田园生活，并因此而喜爱陶诗。陆游曾回忆他十三四岁时的一件事情：“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就能欣赏陶诗，可见其天性中本有与陶渊明的人生态度相默契的素质。不然的话，他的笔下怎能展现如此美好的农村生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