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十年血泪，十年恩怨情仇，十年青春难回首》

江南铁鹰

    其实，在我们今天去回顾与反思那个过去的时代时，千万不要忘记几个重要的史实。

    第一，作为一个执政党，作为一位国家主要领袖的毛泽东，执掌整个中国的政权，也不过短短的17年。大家应该记得改革开放到今天都已经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中，不也是出现过许多反复与挫折吗？不是也时有错误发生吗？

    第二、1966年的国际形势与40多年后的今天，有着天壤之别。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各种反华势力团团包围之中，同时，国内政治秩序也不够稳定。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刚刚成立了17年的新生政权，是一定会有反对势力存在的。作为最高统治者担心自己权力的稳定性，要采取各种手段去清除异己分子，有谁可以否定这样的人之常情？

    第三，当时的思维方式、思想水平、对事物的认知能力都处于一种朦胧的模糊状态，是不可能对各种事物的发展做出科学预见的。“文化革命”发展到后期，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全国形势的发展，是他从未预见到，也已经无法控制的。


    现在有很多人说，“假如没有文革，中国一定会发展的更加强大”。这话看起来是不假，但是却又未必！因为没有如此惨痛的教训，中国人可能还不会惊醒！中国的领导人也不一定认识到，需要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按照当初闭关自守的方针去发展30年、50年，中国就一定会强大起来吗？应该说，是老一代领导者的错误，让新一代人领导人接受了经验和教训，才有了以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才有了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我想，这才是一种客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江南铁鹰

关于“联动”

当时的“红卫兵”组织，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不断发生分化和改组。使得本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组织的“红卫兵”变得更加派别林立。

根据不同的标准：如成立的时间和政治主张等，大概可以分为：


老红卫兵：也称老兵，最早的红卫兵，干部子弟，血统论出身论的推崇者。后演变成为“西纠”“东纠”和“海纠”，并联合成立了“联动”组织。这一批人是最早的红卫兵成员，也是第一批文革中的失势者。　

保守派：老红卫兵的效仿者，大部分是出身“红五类”的子弟，对各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比较依靠，同时，这批人也比较得到运动初期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支持。　

造反派：中后期“红卫兵运动”中的主流。成分复杂，主要宗旨就是“造反”，其中多数领袖人物后期进入革委会。典型如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　

极左派，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典型如长沙青年中学生杨曦光，以及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向何处去》。 　

江南铁鹰

特别需要具体提一下其中的所谓“联动”，这个富有极端色彩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8月6日，北京清华附中、大大附中、北航附中等三所中学的老红卫兵们，在社会上散发了一封标题为《红卫兵紧急呼吁书》的呼吁书。其中说：

“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其后，过了19天，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当时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

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接受了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著名民主人士的住宅和人身安全。　


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酝酿了一项重要的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参加会议的成员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力图要形成新的拳头。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经过协商，最后采用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表示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

“联动”成立的当天夜里，全体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


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有背景的。“联动”成员大多是“红色贵族”，
这批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多为烈士子女和高干、军干子弟，是曾受到毛泽东肯定的老红卫兵。当他们发现自己点燃的“天下大乱”之火，以及开始烧着了自己的父辈，甚至把自己也烧成了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长期以来自命为“天然接班人”，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形势下，他们被迫企图利用“血统论”组织起来实行自救。其主要政治纲领，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联动”从成立的一开始，就与在暗中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首都三司”针锋相对。他们到处与以蒯大富等五大领袖为代表的“红卫兵造反派”展开辩论。同时，一群群穿着军装，骑着自行车穿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掀起一次次的“狂飙“。仅从1966年12月中旬到1967年1月上旬，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联动”就组织人员，6次冲击安安部。要求释放联动被抓人员，抗议“安安部下放专政权力”，要“火烧谢富治”。他们联合了全国遍布上海、沈阳、武汉、长沙各地上百所学校的红卫兵，共同拿起 “四大”武器，矛头直指中央文革。


由于“联动”的活动，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同时，也影响了中央文革那部分人的真实目的。加上“联动”成立前后，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市的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所有的一切，坐实了中央文革镇压“联动”的最好理由。

1967年1月17日，安安部长谢富治正式宣布：“ ‘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

《红旗》杂志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也将“联动”定性为“反革命组织”。

“联动”成为十年文革中第一个被宣布为“反革命”的群众组织。

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北航等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捣毁联动的“据点”，举办“联动罪行展览”，抓捕了所谓“联动”成员139人。

1967年4月22日，毛泽东亲自下令释放了被捕的“联动”成员。

同年5月29日，以“联动”基本成员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作为组织形式存在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所有活动。


“联动”，这个以中学生中老红卫兵为主的组织，从组建到覆灭的短短几个月过程里，折射出“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充分验证了“红卫兵”，这种所谓的群众组织，从它诞生起，就已经注定要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那是一种使用在政治和政权问题上的工具。以老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主要成员，从一开始对中央文革言听计从，到后来专门成立了“联动”组织和中央文革对着干，甚至喊出了“打倒江青”的口号，这是一个十分具有悲剧色彩的过程。

江南铁鹰

我在复述这段历史过程时反复在强调：我们今天需要公平、公正、客观、理智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和分析历史问题与历史人物。既要批判“文革”中种种谬误，又要理解人们在当时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性。有许多问题在今天看来是那样的荒谬与可笑，然而在当时，却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早请示、晚汇报”。

那是当时每个人必须做的一种仪式，一种对领袖表述忠诚的仪式。

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口中背诵着“最高指示”，向毛主席请示一天的工作。到晚上睡觉前，还要这样再做一次，向他老人家汇报一天下来的工作。甚至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像祈祷一样背诵语录！

这种行为现在看来不是十分可笑吗？是不是很无聊、很荒唐、很无语？但是在当时，有谁敢不去这样做？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常荒唐与可笑？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全民族的悲剧性！

江南铁鹰

红卫兵的特征

“红卫兵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且发展起来的，随着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很快就远离了自己的初衷，同时也严重地干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红卫兵”这个群体，在“文革”中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特征：

盲目的崇拜性：红卫兵对偶像的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是维系千百万红卫兵的精神纽带。一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思想、准则以及社会习俗，都以毛泽东教导为是非判断的标准。因此，“红卫兵”中无论什么派别、组织都高举着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旗帜。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是红卫兵组织的目的，而是一种精神手段。

巨大的破坏性：“红卫兵运动”最流行的行动口号就是：“不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红卫兵运动”无论是对于物质方面的破坏，还是精神和思想上的破坏性，其实都是漫无目的，甚至毫无理由的。他们的这种破坏包涵着政治上的冲动、青春期的反叛心理，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幼稚的个人心理因素，是完全缺乏理性的情绪渲泄。当他们高喊着“破四旧，立四新”这样的彻底革命口号，去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传统理念的同时，自己却对打算建立的所谓水晶般纯洁的新世界一无所知。他们丝毫不曾去考虑过自己的无知、盲动、愚昧、冲动，正在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　

　迷茫的空幻性：“红卫兵运动”具体表现出来的言行，都是缺乏理性思想指导的。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过于情绪化、观念化、绝对化，以及虚幻化。他们把所谓阶级感情、思想道德都抽象地拔高到第一位，又给未来编造了一幅空幻的蓝图，用来激励自己不断的斗志。“红卫兵”的这种幻想，其出发点可能是好的、是善意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观念并不是建立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却是被畸形的政治宣传所困惑。他们的绝对化体现为，没有民主的论争和科学的分析，只有绝对的专制与服从。更为重要的一点，他们对自己勾画的未来蓝图，居然是非常迷茫的！说明白一点，就是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基本认可上述这样一种分析的：红卫兵的这种盲目的崇拜性、巨大的破坏性、迷茫的空幻性，以及注定了这场所谓运动的悲剧结果。

江南铁鹰

那么，这种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又在哪里？我们不妨再从头看起……


对文革稍有了解的朋友一定知道，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大字报，我们不妨把这篇文章拿出来，同时也把相关文章引用在这里，或者，这样更加便于我们了解历史的本来面貌。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注释：

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由毛泽东用铅笔写在一张旧《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后经毛泽东的秘书誊清，毛泽东再加上标题，并作了一些修改，包括在“左”字前后加上引号。八月七日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到会者。

②“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③“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④“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一九六二年在“七千大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江南铁鹰

附件一： 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

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江南铁鹰

附件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佩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分，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共，而是假共共，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共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江南铁鹰

附件三，关于“三家村”的说明

我们再来看看何为“三家村”？

三家村本义是指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这里是指前北京市委主办的刊物《前线》中的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

“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而开辟的一个专栏。

该专栏邀请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三人其时皆为北京办事处各机构员员。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邓拓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廖沫沙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三家村札记》内容主要是：介绍古人读书治学、作事做人、从政作战等方面的历史知识，并针砭现实生活中的弊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启迪性，对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被迫对“三家村”进行批判。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浪潮，事实上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大幕。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直至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国各地同时掀起了揪大大小小“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及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流行一时。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中写道：

“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 一 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这实质上是以享有最高权威的党报，从政治上定性。从此一张思想治罪的网，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那些喜欢唱和的大大小小文人，甚至于普通的文学爱好者，都可以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遭到无情的批斗，甚至殴打致残、致死！　


十二年以后的１９７８年８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

江南铁鹰

相关信息

我当时在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32团的一个连队。具体位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远郊附近的平吉堡。最初的名称是宁夏十三师，大约是1968年以后才归属了兰州军区改称农五师。

那个时候，建设兵团人员组成是非常复杂的。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改制前农场的员工。这些人员也不单一，很多农场的前身是劳改农场，在他们中间既有原来的干部和老农工，也有一些释放留场人员。组成兵团成员的另外两种人，一种是复员转业军人；再一种就是像我这样的知识青年了。

即便是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本身，来历与身份也是不同的。从原来所在的城市区分：大多数知青来自北京和天津，也有部分来自银川市。按照另外几种区分方式，又可分为应届生和往届生，初中生与高中生，知识青年与社会青年。建设兵团人员来源复杂，家庭成分自然也一样复杂。在当初那个年代，一个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至少可以决定你一半的政治倾向性和相对应的政治地位。这些相关话题放在后面再提。


最早我被分配在十三师一团的6连，不久后，我所在的那个班和另外一个女生班，分别有数人被抽调到了二营营部，组建了二营的园艺排。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所谓二营园艺排，就仿佛是个世外桃源。不仅生活条件相对舒适，而且劳动强度也比较小。加上人数少，人员单纯，我们几乎是很安闲的每天重复着劳动、学习、休息……这样一层不变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