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十年血泪，十年恩怨情仇，十年青春难回首》

江南铁鹰

我们所在的二营营部那个地点，以后虽然发生了很多变化，我所住的屋子，还有和我同住一个屋子的人，却整整八年都没有变。我们住的是靠西侧，那排青砖平房第二排西头的第二间。（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屋子不大，门窗都是朝南开的。门靠西，窗户靠东。我的铺位就在窗户的下面。一共住了4个人，4个一同来自6连的战友，也都是来自北京朝阳区的知青。其他三人分别是蔡波平、张岳炎和吕彭。在我们中间，年龄最大的是蔡波平，他应该是64届的高中生。张岳炎和吕彭都是64，或者是63届的初中生。他们同是一个函授学校的同学。只有我最小，是65届的初中生。在他们面前，从一开始，我就是个小弟弟。

我们的关系相处得很和谐，整整八年里，我们就像4个亲兄弟一样的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与劳动着。然而，最让我们怀念的还是最初二营营部的那些美好的日子。我们是那样的单纯，又是那样的亲切……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最让我牵挂的战友中，一定还有吕彭、蔡波平和张岳炎！如今终于和彭哥恢复了联系，而且可以在红珊瑚网站，偶然看到彭哥露个脸。就是这样我也已经很欣慰了，毕竟我们有近40年失去了任何联系，现今能够这样时常得到相互的消息，不一件是很叫人感觉温馨的事吗？


不久以后营建制撤销了，在原二营的位置上组建了一个林业连。关于林业连基本成员的来历，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在已经和战友们取得了联系，文藻兄也写有一部关于知青生活的大作，应该可以用来佐证了。

江南铁鹰

我的印象中“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林业连大致有各类人员130多人。在全团属于人数较少的小型连队，其他农业连一般都有150人以上，大的连队有180多人。

各个连队都在营房里挂着两个大喇叭，每天都会定时播放新闻和一些歌曲，或者播放团部的通知，还要播放起床号和熄灯号。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就是那个所谓“五、一六”通知，大家就是在广播里收听到的。这是我们最早得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信息。

记得当初我们收听到这个通知时都很茫然。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信息闭塞的边塞地区，对远在千里以外的北京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可以说完全弄不明白。那个时代不同于现在，各种信息的来源都非常迟缓。连队的广播，就算是当时最快捷的方式了，剩下的方式只有通过家人的书信。当然，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通过电报方式取得联系。在整个连队里，除去那个大喇叭的有线广播，就连一架正规的无线电收音机都没有。


我还很清晰地记得当年的几件趣事。

我的战友蔡波平，非常喜欢鼓捣无线电，叫家里寄来许多无线电零件，成功地装配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居然还改装成功了一台“窃听器”，还有一台扩放设备。当然，我们也不敢随便打开收听。那个时代对诸如此类的收听设备管制得非常严格，一旦遭人举报，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也只是在熄灯以后，偷偷地躺在被窝里，收听几首台湾邓丽君的歌曲而已。

建设兵团所有的连队，采用的都是军事化管理方式，明确规定：三年之内男女知青之间不得谈情说爱。不要以为这样的禁令只是说说而已。那是严厉的条例制度，一旦触犯这些条例，轻者，将受到连队严厉批评，重者，就是处分了。男女宿舍是不可以随便串门的，尤其是晚上熄灯之后，是严禁呆在对方宿舍的。那时候，一对男女站在哪个角落多说了几句话，都可能被人打小报告。

所谓“窃听器”，是专门用来偷听隔壁女生宿舍晚上对话的。当时，我们的生活很乏味，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天劳动下来，晚上躺在床上，放平疲惫不堪的身躯，听听隔壁女孩子的说笑声，已经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

于是，青春萌动，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才会想出这些奇奇怪怪的点子。晚上偷听了女生宿舍的谈话，再到白天在地里劳动的时候说出来。搞得那些女孩子们，感到莫名其妙，于是便相互猜疑起来。我们却在一旁乐得开怀大笑。这也许要算当初最开放的一种男女交往的方式了吧？


以后，关于“文革”的信息，陆陆续续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这些迟到的、零星的、残缺的信息，也开始迫使我们按照自己的认识水平，思维理念、政治观点，去看待和参与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江南铁鹰

大字报

【满江红】***[少年壮志时]

（为《十年风雨中》，生产建设兵团时期往事回忆而作。记八年挥汗如雨，屯垦戍边的豪情壮志；亦难忘当年的艰苦劳动生活；更怀念一起战天斗地的少年英雄们！）

岁月如烟

尽消逝

梦随风去

空惆怅

旧时记忆

定然难弃

宁夏当年曾卫戍

贺兰山外豪情聚

看少年壮志奋凌云

荒滩碧




春播种

秋收季

炎夏苦

寒冬厉

但见军衣破

肿肩承举

谈论英雄含稚气

知青老骥成过去

笑如今塞外旧河川

萌新绿

终于有一天，连队的墙壁上也出现了大字报……

在收工回到营房的时候，人们发现食堂的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这是林业连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应该也是当时这个连队大多数人看到的第一张大字报。据说，前一两天去过团部和其他连队的战士，已经看见过大字报。严鹏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这种东西。

那张大字报用毛笔写在一张白纸上，上面的行书写得潇洒飘逸、龙飞凤舞很漂亮。具体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大致是说：“文化革命在全国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这里却还是一潭死水，应该行动起来了……”

下面的署名很叫人吃惊，是一个用毛主席诗词中的词起的笔名，叫“从头越”。不知道是谁，可有一点能肯定，这样的大字报一定出于连队中“秀才”的手中。单单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就不是谁都写得出来，更何况其中内容虽然不多，文笔却非常好。文中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文章的风格和口气都充满了火药味，非常类似前面引用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但是，却没有丝毫污言秽语，句句言之有物。看得出，那是一种杂文，很犀利。按照鲁迅的说法，杂文就是标枪、是匕首，甚至是炮弹！不考虑观点的正确性，就文笔而言，的确很精彩。如今已很少见到那种风格的文章了。


我只是个初中生，在多数初中生里，还算得上个佼佼者，也是少数敢于和那些高中生抗衡的几个。

在文革前很少有人用毛笔写大字，这笔字，我认不出来。这样风格的文章他也没有看见过，很煽情，很有力度。猜想大约总不会脱出几个人的范围。

回到班里，大家都在议论这份大字报，猜测会是出自谁的手笔？他们自己班上的蔡波平，虽是高中生，却不是这方面的强手。全连一共有一个大学生，七八个高中生，再就是几十个个初中生。剩下的就连初中都没有毕业，有些老职工还是文盲。唯一的大学生是指导员陈岚林，西北林学院毕业的。这份大字报绝不会是他写的。

我很快在心里又排除了一些人，最后断定大字报一定是出自赖文藻、顾大为、张友生和夏菊英四人之中。

江南铁鹰

那时候，已经开始流行“学毛著”，又叫“学毛选”，尤其是部队，都在按照林彪的方式推广学习毛泽东思想，主要的方式就是“学毛选”，而且还要评选学毛选积极分子和标兵。

我的父亲，曾经在文革即将开始之前，到建设兵团来过。带来的三件礼物之一，就是一套毛泽东选集（甲种本），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

可我却一点不热衷于这类事情。他喜欢看书，也喜欢写点东西，却不喜欢写学毛选心得。


我把范围压缩在这四个人中间，是有自己理由的。夏菊英的文采是连队女生中最好的。她因为心得写得好，不仅被评为连队的学毛选积极分子，而且是全师学毛选的标兵。她口才很好，经常到其他团去讲学。顾大为是排长，很受指导员重视，经常帮助连队写材料，思想又很要求进步。张友生，排长，他和顾大伟之间的那种关系，很有点微妙。一个突出表现在政治思想上，一个突出表现在劳动生产上。几乎谁都明白，两个人在暗自较劲。

赖文藻的情况最特殊，他和其他几个高中生不同。高中生们多半不是排长也是班长，只有他是个白丁。他整天嘻嘻哈哈，干活马马虎虎，有时候还出工不出力。他很喜欢吹笛子，而且吹得非常好；更喜欢古代诗词，常常独自吟诵杜甫、李白的一些诗句。我心里一直觉得他没有考上大学，真是很可惜。我很喜欢和他交往，常常向他讨教学问，讨论一些诗词格律。在我心目中，他是林业连才华最好的人。

江南铁鹰

结论很快出来了，严鹏的判断没有错，这份大字报果然出自顾大为之手。吃晚饭的时候，大家端着碗站在这份大字报前议论纷纷……很快出现了第二份大字报，再以后，又有了第三、第四份大字报。林业连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只是这个阶段的大字报没有具体针对性，都是些对文革的总体看法。属于个人的心得体会，最多的就是一些自我表态的内容和鼓励大家积极参与一类“只务虚，不务实”的内容。套句当时的词，叫做就是那种“表忠心”一类的玩意儿。


“表忠心、献红心”、“早请示、晚汇报”、“背诵主席语录”、“跳忠字舞”，还有“山呼万岁”等等，是那个时候最流行，最时尚的做法。就连写个发言稿、总结等等，都是少不了有一套词儿的。像：“我们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让我们高举《红宝书》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万寿无疆……”，还有什么“东风浩荡、战旗飘扬”，“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谁怕谁？”等等、等等。


今天撰写以文革时代为背景的文章，就应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去真正肃清人们思想上文革所残留的毒素。像这种天下文章一大抄，搬着报纸抄“套词”，无疑也是一种流毒。当然，动辍将一顶顶帽子朝别人头上飞过去，恨不得置人于死地，拉上一群大大搞围攻，大有“将人打翻在地，在踏上一只脚”之类的“文革遗风”，就更加属于彻底肃清、杜绝之例了。

在当处那个年代，大字报从人人陌生，到各个熟悉，甚至成为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实在也是一种时代的、历史的，民众的大悲剧。就像今天的人们，通过网络的论坛、博客、网站、微博等发帖子：当时人们所有的观点和思想，几乎都是通过“大字报”，这种形式来发表与传播的。当然传播的载体除去“大字报”，还有广播、电台、和报纸，包括小报与传单。就“大字报”本身而言，它仅仅是一种形式，特殊年代的特殊形式。当它成为一种工具的时候，性质必然会发生变化。可历史还是历史，“大字报”毕竟曾经存在于中国的历史。

今天再来讨论这些问题，只是对那段历史完整与真实的回顾，绝不会有谁希望重蹈覆辙。敢于公开承认一些问题，敢于陈述文革中的亲身经历，说明了心底的坦荡。“文革”早已结束，而且在20多年前就盖棺定论了。这实在不需要重新讨论，也不是小人物讨论的问题。但是，既然是以“文革”时代为背景，总不免有些个人的看法与观点流露。可怜有些人口口声声在声讨文革的同时，却还是在用那种文革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更加可悲还在于，他们完全不知道心灵深处有多少属于文革的余毒，反而喋喋不休地将各种关于文革之罪的帽子，朝着别人的头上飞着！

我终于贴出了自己撰写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一篇杂文风格的新编故事《新编武松打虎》。这篇《新编武松打虎》落款，用的是新起的一个笔名“戈锐”。因为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出现，也因为这篇东西写法与其他大字报迥然不同，很容易引起众人关注。其实，最初不用本名并没有隐瞒真相的目的，只是一种风气而已。大字报多数是在众目睽睽下公开张贴的，没有人会不知道它出自谁的手笔。不过因为文革开始不久，连队年纪小一点的初中生几乎没有人写大字报。像我这样的毛头小子，也开始贴大字报，就有些稀罕了。当然，大多数知青不愿意参与进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出身问题。多数知青出身不好，很自然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出身好的老职工和复员军人，尽管没有什么文化，参与的热情却要高得多。连队那些少数的高中生，就与大多数知青的想法不同了。他们多数自视很高，各个把自己当作才高八斗的落第状元，甚至像救世主一般地发表着各自的高论。当年他们曾经激烈辩论过的一些论题，恐怕就是在如今，要想让一般人弄明白，一样很有些难度。 一个论题是“什么是真理？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真理？”另外一个是“世界上既然所有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那么，毛泽东思想是否也可以一分为二？”这样的哲学命题，对一般的初中生实在有些过于深奥了，又怎么可能轻易搞得明白？或者因为性格使然？越是不明白的事理，我越是会想尽办法去弄明白。于是，他找过赖文藻请教，甚至去找过指导员陈岚林。另外还有一个人，在这方面给了严鹏很大帮助。他叫刘健，是我在其他连队的一个朋友，比我大3岁，是个高中生。至今还留在宁夏，是我一位很要好的朋友，甚至可以算是他青春期的一个知己。在当时，这是两个非常敏感的命题。幼稚而又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们却辩论得非常激烈。
他们一开始是万万不会想到，这样的话题会让自己身陷囹圄！比如夏菊英，还有我这位叫刘健的朋友，都曾经因为这个命题，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文字，对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应？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写过许多大字报，也参与了各种问题的辩论。或者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字风格，使他所写的文章，尤其是随笔杂文一类的文字，每每会露出犀利的风格？很明显，我的这种文字风格，是与他曾经直接参与过文革，写过“大字报”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当然，这并不等于像“大字报”此类的文字方式就值得提倡。还是那句话，写历史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客观地承认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这句话是应该包括自己的。回顾自己的历史，反省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一切，更加没有必要去文过饰非。不知道那些只喜欢批判别人过去和现在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坦坦荡荡的晒出自己鲜为人知的过去？

笔青云

      对于文化大革命铁鹰兄写得很客观，让我们读者大致了解了那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斗争，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不是亲身经历真的没有发言权，人人都不可避免在不同的历史潮流中行进，奋斗，期间总有坎坷和痛苦，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讲，要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不要因为冲动而冲动，被极个别的老鼠屎所利用，读史可以明鉴，不要妄做了一个读书人，一个中国人。{:soso_e100:}{:soso_e183:}问好铁鹰兄，下班回来再向兄讨教。{:soso_e160:}

笔青云

我终于贴出了自己撰写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一篇杂文风格的新编故事《新编武松打虎》。铁鹰兄也拿出来晒晒吧。{:soso_e112:}

江南铁鹰

笔青云 发表于 2012-3-24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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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大革命铁鹰兄写得很客观，让我们读者大致了解了那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斗争，不是那个时 ...

很多的不堪回首，可还是需要回首才能去接受教训吧？

江南铁鹰

笔青云 发表于 2012-3-24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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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贴出了自己撰写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一篇杂文风格的新编故事《新编武松打虎》。铁鹰兄也拿出来晒晒吧 ...

哈哈，没有留着稿子了。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也只能记得个大概吧了。

江南铁鹰

真理”之辩

       那场“关于真理的讨论”，究竟始因是什么？已无必要细究，只是，想必会很深刻地留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当时，有资格参加这场讨论的都是高中生，他们尽管比严鹏大几岁，也不过是20岁左右的毛孩子而已。这场讨论几乎吸引了全团的高中生参与，严鹏和四连的刘健就是这样认识的。  
    参与辩论的也有老职工和复员军人。他们是不会懂得什么哲学方面理论知识的，只是高喊些无知的口号，表示自己的赤胆忠心罢了。知青中多数的初中生，完全弄不懂那些深奥的哲学理论，大多数都没有参与，也没有很大兴趣。唯有严鹏却很喜欢这些讨论。他对哲学的初步认识，也是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曾经写过几篇非常著名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在其中有一句话：“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在《实践论》中还提到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区别和标准。论战大致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