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十年血泪，十年恩怨情仇，十年青春难回首》

江南铁鹰

“一分为二”事件

        随着关于真理讨论的激化，林业连的人们出现了严重地分歧，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大字报的口吻也越发激烈起来，唇枪舌剑充满火药味，而且渐渐有了侮辱和人身攻击的味道。甚至开始把这种情绪，带到了工作和生活中，情绪也变得越来越对立，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   
     在一次活学活用的讲座中，有人向全师的毛著学习标兵夏菊英，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那么，毛泽东思想是否也可以一分为二？”这个问题在现在是不难回答的，笔者已经在前面做了回答。然而，在当时那个对毛泽东狂热崇拜的年代里，回答这种问题定然难上加难！其实，提问者在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很显然就是故意为难夏菊英，甚至可以看做是一种挑衅！她当时却没有回过味来，只是意识地回答：“既然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思想当然也不会例外。”
        这个回答，现在看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而在当时，却有严重“政治错误”之嫌。因为那时候的人们，只能将“一分为二”理解为：“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或者说是“正确的”与“错误的”两个方面。
     

江南铁鹰

  根据相关的资料，哲学领域关于“一分为二”科学地解释应该是：事物作为矛盾的统一体，都包含着相互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通常指应该全面地看待人或事物，既要看到积极方面，也看到消极方面。在中国古代，这个观点往往用来指事物内部的可分性与矛盾性。在古代，不少思想家都提出、并且阐述过这个概念。
        《黄帝内经·太素》撰注者，隋杨上善就提出了：“一分为二，谓天地也。”这样一个观点。非常明确，在他的观点中，一分为二丝毫不存在“好坏”的问题，而是天和地。北宋邵雍在解释《易传·系辞》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时，曾用此语（见《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上》）。他也是将太极可以一分为二，理解为从一个混沌世界、即太极中，分出天与地。姑且不考虑世界是否真是这样形成的，至少他们并不认为，“一分为二”，就是“好与坏”。
         南宋思想家朱熹，在说明“理一分殊”时，认为：“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这个观点尽管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却也包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当然朱熹的“一分为二”，并没有超出一个分割为两个的思想，但同样不存在好坏、错对，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1957年毛泽东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中明确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以后又多次加以论述和应用，并肯定：“一分为二”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来的。于是“一分为二”逐渐广为流传。唯物辩证法所说的“一分为二”，是指一切事物、现象、过程，都可分为两个互相对立和互相统一的部分。就整个物质世界的发展过程来讲，“一分为二”是普遍的。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应该看到事物可分性的内容、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一分为二”，就既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排斥，也要看到双方的联系和统一，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地相互转化。从这个意义上，“一分为二”也可以看作对立统一规律地通俗表达。
         具体到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应该这样去理解：作为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一代中国老革命家，所创造的思想体系，是存在自身矛盾性的。在其中，必定包含着大部正确的、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指导思想与理论，是可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同时，由于时代性地限制，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是应该在中国革命地过程中，去不断完善与补充的。这就是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地分析与认知。
         当然，这样的认知当时是不可能得出的，大部分人也不敢这样明确地提出。但是，却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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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事情发生以后，立刻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夏菊英，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他们的理由也很有依据，林彪就曾经这样说：“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这样的“金科玉律”怎么会有错？在那些几乎就是文盲的老职工们看来：“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与“毛泽东思想有好有坏”；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已经不仅仅是林业连内部的辩论，其他连队，甚至其他团，都有人来送大字报。林业连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了。所有与夏菊英关系比较好的知青都紧张起来。
        于是，他们中有识之士们，开始用大字报回应这种指责：有的替夏菊英解释，说她的本意不是这样；有的为她辩解，从理论上分析这个观点是否存在错误？
        其中旗帜鲜明，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派直接坦陈：“毛泽东思想不仅可以一分为二，也应该一分为二”。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四连的北京知青刘健。他的一份大字报条理清晰，立意鲜明的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可以一分为二的。
        我看了他送来的这份大字报，去主动找他请教、探讨这个问题。他们就这样相识了，而且发展成为莫逆之交。然而，刘健却因为这样的观点，很快因为“反革命言论”的“罪行”被“专政”了。他被关押在师部的“群专队”里，一关就是一、两年！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出身不好，平日常有些奇谈怪论被人一一揭发出来。
       我在这场辩论后期，也发表过自己看法。不过，他当时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加上他的红色出身；当这场辩论演变成为一次对“反动思想”镇压的时候，他总算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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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为事件的当事人夏菊英，被迫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痛哭流涕地表示要痛改前非。最后没有被“专政”，而是撤销了师里“毛著”学习标兵的称号。
         刘健被捕以后，严鹏曾经去师部“群专队”看过他几次。 “群专队”的全称是“群众专政队”。这是当时专政机关瘫痪以后，各地，各单位成立的一种组织，算是那个时代的执法机构，成员是造反派遴选出来的。关押所谓有现行反动行为，或者死不改悔的“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资”，十类专政对象。因为这些人又被统称为“牛鬼蛇神”，所以关押的地方就叫人们称作“牛棚”。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这是“文革”初期镇压管制的对象，俗称“黑五类”。以后又增加了五类：军，反动军官，即国民党旧军官，（包括起义人员）；警，旧警察；宪，国民党宪兵；资，资本家。这十类人员并称“黑十类”，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也就是人们所指的阶级敌人。另外还有一类人，也被列入了敌人的范畴，那就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当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曾经被关进这种“牛棚”，长达几年的时间！
        笔者还原的是尽可能真实的历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完全无法理解，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已经无法去想象，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是怎样地被扭曲？又是怎样地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在那场浩劫中，许多人甚至可能就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做错了一件事，最终葬送性命！再举一个例子吧。
         兵团大约在68、69年，开始组建武装连、武装排。某连队一个刚刚领到枪的战士，一时兴奋在宿舍里举着枪练习瞄准。就在他枪口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报纸，而那张报纸上恰恰有一幅毛主席的像！……结果被人举报揭发。这个小战士立刻被捕，很快就被判决死刑！
        可怕吗？是不是不可思议？可这就是那段被颠倒的历史！人命如草芥！人人自危，谁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人举报自己，曾经在梦话里喊出了反动口号！
         如今这段历史终于被掀过去，成为一段留在这代人记忆中的噩梦。在今天，政治上的高度昌明，使民众有了真正民主的权力，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了。对有过文革经历的人，实在是件特别有感触与对比的大好事。遗憾的是，还是有些人，习惯了用文革的思维方式，来对待不同意见。可见肃清文革余毒的影响，依旧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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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去新疆

        66年秋末，三姐突然来了。预先一点也不知道。她要去新疆哈密，顺路来看看我。她到了银川以后，通过师政治部确认了我所在的连队。

   师部打电话通知了林业连的指导员陈岚岭。当指导员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他虽然没有了前些时日父亲来时那种兴奋，脸上却还是浮现出明显的快乐。到宁夏不过一年左右，家里已经接连有两位亲人前来探望，这样的幸运恐怕在全兵团也绝无仅有。

        在银川市区的第二招待所见到姐姐以后，才知道原来她已经去过一次哈密。大约两个月前，她前去新疆串联，在哈密“煽风点火”的时候，被当地的“保皇派”打成了“坏分子”。这次，她是前去要求“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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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初期，首都红卫兵得到毛主席的鼓励和支持，离开北京到全国各地去传播革命经验。在红卫兵中间流传着毛主席的一段讲话，大意就是革命小将应该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那个时候的大串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形成的。

        1966年，“中央文革”公开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中央的《通知》正式发表，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其实，在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经出现了“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来首都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的师生。有红卫兵、“红外围”和一般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极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到处走。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革命”初期极特殊的一道风景。

        心里充满羡慕，我太渴望这个可以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机会了。这样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于是开始和姐姐软磨硬泡……

        我们姐弟关系非常好。三姐大他3岁，小时候就喜欢领着我玩。或者，因为我们姐弟的年龄更为接近？也或者，性格颇为相似？我家祖籍江南，家里共有6个兄弟姐妹，就是我们姐弟的普通话说的最好；可家乡话居然也是我们两个说得好。我爱好朗诵，就是受了三姐很大影响。小时候，姐弟两个经常去母亲单位参加文艺演出，最拿手的就是诗朗诵。我们姐弟俩的诗朗诵，总会在诸多节目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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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拗不过厮磨硬泡，终于答应了带我去见见世面。连队都没有回去，我穿着一身单军装跟着姐姐去了新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也一天天寒冷起来。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姐姐已经拿出行囊里御寒的毛衣，穿到了我身上，自己的花围巾也围在了我的脖子上。毕竟已经17岁了，身上穿着女孩子的衣服，脖子上还围着一条花围巾，我浑身都觉得不自在，说什么都不肯穿成这样出门。姐姐却不管，硬逼着我穿好自己带来的翠绿色毛衣，又用花围巾把我的头脸包得严严实实才放心。

        这或者就是姐弟间一份最珍贵的感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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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留给我印象最深刻地是哈密的万人辩论大会。

       组织者在哈密市中心的广场上，精心安排了一场万人辩论会。这样的活动在以后的文化革命中，严鹏看见过很多次，也参加过很多次。却只有那一次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人们在广场的中央位置，搭了个临时的高台，这就是辩论双方的答辩场。姐姐担心我的安全，把我领上台安排在一个角落里。

        四周都是人，看下去黑乎乎一片人头。气氛又是那样紧张、激烈，不时从人群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清清楚楚地看着姐姐独自站在台中间，手里拿着一只话筒，镇静自如地面对着台下上万人的挑战。不时有人跳上台来向她提问；有时候，上来的人还朝姐姐挥舞着拳头。那些拳头几乎就要击打到姐姐的脸上，我身上的血开始沸腾，几次站了起来要冲上去，却一次又一次被姐姐严厉的目光所阻止。在当年，这样的辩论会演变成一场武斗，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好在哈密的人们还没有那样不理智，那场辩论会并没有发生意外。反而是口齿伶俐、善于雄辩的三姐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看着姐姐，怎样逐渐将辩论会的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里的。看着姐姐站在台中央，意气风发、慷慨陈词的样子，心里充满敬佩与仰慕。一身戎装、长发飘飘。在我的眼里，刚满20岁的姐姐，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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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三姐，在新疆呆了20多天，先后去了哈密、乌鲁木齐、喀什。那时，全国形势已经很混乱，三姐不放心我这样回宁夏去，带着我一起回了北京。她想让我在家里再休息一段时间，也看看形势发展，再考虑返回建设兵团去。我在京期间参加了 “首都历届中学生回京革命兵团”正式成为一名“红卫兵”。这时，已经到了67年的年初，上海“一月风暴”以后。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间，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在会议上，老帅、副总理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作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却遭到了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这次“二月抗争”被“中央文革”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以后，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操纵下，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等多项运动，连续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一系列老革命干部的冤假错案。



       父亲已经在66年转业去了苏州。街道上却查出了我的爷爷是地主成分，居然勒令已经80高龄的xx返回原籍！才算严家的兄弟姐妹们，依仗着红卫兵的身份，将街道上几个造反派顶了回去。



        不久，严鹏的母亲被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打倒了。造反派到家里带人时，激起了严家儿女们的反抗。他们纷纷召集了各自组织的红卫兵。很快形成了上百人对抗的局面，流血事件一触即发。母亲坚决地阻止了儿女们鲁莽地行为，非常严厉地要求子女们，立刻将自己带来的人马就地解散。这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母亲却还是被造反派们带走了。

江南铁鹰

闯荡

        母亲被造反派羁押后，二姐就成了当家人。在三个姐姐中，最懂事、最理智、也最关爱几个弟弟的就是二姐。二姐从技校毕业后就在北京开关厂工作，工作表现非常出色，一直是先进工作者，以后担任了平谷分厂的领导工作。二姐希望严我早一点回到建设兵团去。
        那天，二姐和严我谈了很久。她很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文革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一切秩序都要恢复。兄弟姐妹中，四个都还是学生，闹出天大的事故都可以原谅。只有她和我与其它兄弟姐妹不同，已经参加工作，参加工作了，就不一样了。算是有单位、有组织了，不能长期脱离组织。二姐的这番话，我当时是不能真正理解的，心里很不愿意。我的心变野了，一心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带着二姐给的路费，我没有返回宁夏，而是开始了独自一人的千里大游逛。口袋里装着二姐给的200元钱，在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我当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4元，二姐也只有30多。他们的老爸、老妈好歹算“高干”，一个月也就是一二百元工资。那时从北京到银川的特快火车硬座票不过24元。带着这笔钱离开家，我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却不是去宁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