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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1 21:28 | 显示全部楼层
     那时,“串联”已经到了中后期。北京的学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复课闹革命”了。可外地的学生还在像潮水般涌向北京。这样一来,列车上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所有开往北京的火车都是人满为患,而从北京开出去的却很空。串联时,火车上的拥挤程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远远超过了时下的“春运”!车厢里所有的地方都是人,除去座位上至少坐着7、8个人以外,座位的靠背上、座位下面,小茶几上、行李架上、走道上,所有空隙都是人。甚至厕所也被捷足先登者霸占成为几个人的根据地。需要方便时,只好等列车停下来,从车窗里跳下去。然后随便找个什么地方了。女孩子们就更加困难了,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奇怪。
        去哪里?我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地。碰巧在车上认识了几个总后大院的孩子。他们打算去内蒙军区,其中有个男孩子的哥哥在那里当兵。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年龄,又都是一样的出身,聊得挺投机。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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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1 21:29 | 显示全部楼层
当初的人很纯朴,尽管红卫兵大串联是免费的,可其他老百姓跟着参与很少,几乎没有人敢去冒这样的险。毕竟“红卫兵”还戴着个红袖章,还有一套“红卫兵”证件。虽然,搞个“红卫兵”证件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要成立个什么组织也不难。可一般人还是不敢如此地胆大妄为。
        一行十几个年轻人在包头站下了车,打听到军区的所在地便闯了进去。军区的首长对这些年轻人很热情,安排他们住在招待所里。当时队伍已经开始逐步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对这样的“红卫兵小将”都很热情,尤其知道了这些都是来自北京首长们的子弟,更加关心备至了。
        这些半大不大的孩子,都是从小就淘气惯的,只安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跑了停在大院里的一辆吉普车。
        他们在军区食堂吃过晚饭,看见了大院里停放着一辆吉普车,车牌是北京总后的。几个男孩子提出:开着吉普车去兜风。一个负责接待的干事,向司机要来了钥匙,本来准备由他分别带大家坐一圈。年轻人们都说不用他开,他们都会开车。当时,大院长大的孩子中,会开车的很多。十来个人一起挤进车里,七手八脚把车开起来。开初还算老实,在大院里开了几圈就算了。可回到房间里,几个嘀嘀咕咕商量了一个晚上,决定明天一大早把这部车偷偷开走,开着车子回北京去。
        几个胆子小的女孩子没有参与,剩下7、8个男孩子,在第二天一早开走了这部吉普车。我跟着他们坐在车上。车子被这群大孩子歪歪斜斜开开出了包头市区,又一直向东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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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1 21:31 | 显示全部楼层
他们的车技实在很差,居然就这样把车开走了。 他们一点没有考虑过,油箱里的油够不够开到北京?也没有想过,从内蒙古到北京,中间要翻越八达岭进入北京。翻越这段山脉的难度有多大?像这种连“二把刀”都够不上的技术,肯定是做不到的。结果傍晚车子开到八达岭山坡上抛锚了。总算勉强把车子刹死在坡上,没有滑下山沟,把一车人都扔下去。
        大家下车以后,到路边搬来几块大石头,把车轮塞起来,免得它自己会顺着山坡滑下去。至于,车子为什么会抛锚?是因为出了故障,还是没有汽油了?谁也没有去想过。接下来的问题是这7、8个人,下一步该怎么回北京?
        大家经过一番争论,最后一致决定,走到南口火车站,从那里乘火车。一直到彻底天黑了,总算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走到了南口火车站。在那里一打听才知道,快车是没有了,现在去北京方向,只有子夜时分有一趟慢车,是到丰台的。不管怎么说,总算还有车。至少可以坐车回北京。
        这伙年轻人回到丰台,已经是临晨时分。下车时,我才发现问题来了。他们都可以回家去,他该怎么办?难道也回家去?回去以后该怎么向二姐解释?能告诉她,去内蒙古玩了几天,又回来了?再说回去说了实话以后,又怎么办?是住几天回宁夏去吗?真的不甘心!看看身边几个哥们试探着和他们商量,竟是与其中两个海军大院的男孩一拍即合:今夜跟他们回去,休整两天,然后一起南下。他们是“101中”高一的学生,也曾经是“西纠”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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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1 21:31 | 显示全部楼层
记得那个时候,多数的高干子弟都集中在像101中学这样几个著名的附中。有人说,红卫兵的头头主要是大学的高干子弟,其实当初的所谓“老红卫兵”就是中学生。初期最“革命”,后期最“保守”的“红卫兵”也都集中在“清华附中”、“北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一0一中学”、“八一学校”这些地方。
        大学那些“造反派领袖”,从来没有把这些自以为是的“八旗子弟”和“红色贵族”放在眼里。此刻的北京,也早已不是“老红卫兵”的天下。“联动”被“中央文革”和安安部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主要人物已经被抓起来。这些曾经叫亲昵的叫着“江阿姨”的“革命小将”,如今成了江青一流的死对头。
        大学的“造反派领袖”却正在风光无限。此时的北京,是他们的天地。
        于是,大批的中学生不顾中央文革“复课闹革命”的要求,继续杀向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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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3 19:56 | 显示全部楼层
南下

        
这个阶段,还沉浸在大串联热情的师生们,除去外地多数选择到北京去接收毛主席检阅,北京的红卫兵和学生们纷纷开始选择往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跑。美其名的“革命大串联”,逐步演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游山玩水。外地的,抱着见到毛主席地渴望,同时还希望看看首都、看看天安门的。北京的,一开始想去参观毛主席诞生的地方、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等红色圣地,再往后就干脆哪里好玩往哪里去了。选择最多的,自然还是上海、广州等著名的大城市,或者名胜古迹多的地方。参与者也不再是单纯的红卫兵。
        全国各地都在中央要求下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也有的地方叫“外地红卫兵联络处”,统一负责接待串联学生。多数学校还没有复课,接待站一般设置在个大中学的校园内,也有些设置在社会上闲置房屋。接待站不仅要接待安排大批的学生吃饭,还要安置他们住宿。天气暖的时候还好安排,到了秋冬还要增加被褥,给那些没有带御寒衣物的学生们免费发放冬衣。在当时,全国的各行各业已经很不正常,生产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国民经济收入明显下滑。可是办事处还要拿出大批的资金和物资,来保障串联学生的衣食住行。现在回想也真是很不易的事。当时老百姓吃饭穿衣还在使用粮票、布票、棉花票。国家穷,老百姓更加穷。连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敢想别的?别人没有粮票寸步难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在为他们办的食堂里随便吃。城里的公共汽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还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
        “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就让学生“周游列国”, 火车成了“红卫兵专列”,一分钱不化就可以跑遍全中国。这样的“大串联”肯定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了。红卫兵还是特权者,所到之处可以“横冲直撞”,他们“炮轰”、“火烧”、“揪斗”、“游街”,从“为所欲为”到“无法无天”。
        红卫兵依旧是大串联时的“天之骄子”。还有一种情况很惊人,在那种特定的条件下,社会的严重无办事处主义的状态中,却又存在着一定范围与一定程度上的有序。真是应了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只要看看下面这些文物般的物品,就会承认这个观点了。这些介绍信、证明、乘车证、代粮卷,都是当初流行的,可以算一种代货币吧。实际上像乘车证、住宿证、代粮卷都是某种性质的有价证券。串联学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学生证、红卫兵证,还有介绍信,在接待站获得住宿、吃饭以及乘车的凭证。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青年学生的盲目性,同时,也限制了社会其他人员,参与这种免费大旅游。到后期,各个接待站在发放住宿证,代粮卷的时候,开始限定时日,乘车证不仅有时效性,而且连领取的方向也做了限制。只能领取返程的乘车证,不会给其他地方的乘车证。还在领取使用的证件上加盖图章,说明已经领取了返程车票。这样可以限制领取的张数。这些措施,在当时无序状态下的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至少事实上,加入到这支串联队伍中的其他人员的确寥寥无几,像我的情况实在是很少的。这也是因为他既是刚刚离开北京不久的中学生,又是“革军”出身,种种机缘巧合,才使得我成为串联大军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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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3 19:58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心还想继续游山玩水的红卫兵,面对这种种管理措施,想出了自己的对策。其中最为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换票”。可以在接待站,特别在火车站,看到成千上万手中拿着乘车证要求交换的红卫兵们,有点像现在火车站广场的票贩子。他们拿着一张,甚至是几张乘车证交换。换到自己需要的那张乘车证,有时候甚至要通过多次周折。这种“换票”,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一对一”。也会分成一般地区、紧俏地区等。一张紧俏地区的乘车证,甚至可以换到几张其它地区乘车证。发展到后来,还可以贴现,或者完全兑成现金。估计如今那些倒票的“黄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时候,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应了这样一句话,“需要就是市场”。
        我们三个没有搞到乘车证。很简单的理由,北京的学生不可能通过正规渠道,拿到去外地的乘车证。商量的结果是去丰台车站扒货车。这也是大串联时期一种代步手段。有许多乘不上客车的红卫兵会去扒货车。到以后还有徒步串联,不少红卫兵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翻越雪山、走过草地,步行两万五千里,硬是从江西瑞金走到陕北延安去!
顺利扒上一辆发往郑州的煤车离开了北京。那时候,铁路运输很不正常,走走停停大约走了一天一夜,才开进郑州站。目的不是郑州,却还是找到当地接待站,美美地睡了一觉,又去食堂饱餐了一顿。好菜是没有了,可馒头管够,还有一大碗白菜炒肉片。第二天,顺利换到了去武汉的乘车证,还贴回30元钱。
       已经在夏天了。号称火炉的武汉热得可怕,连喘出的气都发烫。三个人勉强去了一次武汉大学,剩余时间就在汉阳、武昌、汉口三个镇上闲逛。武汉,这个具备南北城市共同特点的大都市,在当时的三个年轻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武汉逗留了数日,却在确定下一站目的地的时候发生了分歧。海军大院的两个很明确,要到上海与杭州去。我却没有兴趣。他毕竟是江南人,又曾经在上海长大,他相信以后会有很多机会去江南。严鹏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
        那个时候,国际上还有一件大事。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中国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我要穿越边界去越南,参加这场战争。
        当时,有许多红卫兵,主要是北京的红卫兵,就这样走上了战场。他们每个人都做着同样的英雄梦,我就是其中一员。
        三个年轻人分手了。海军大院的两个,换到了去上海的乘车证。我不仅得到去广西南宁的乘车证,还贴到了5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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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4 01:41 | 显示全部楼层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故事或小说,随着时间,随着经历,随着酸甜苦辣,随着嬉笑怒骂改变着。有的人无定向无定格浑浑噩噩...
有的人惯于领会其中真意,严谨操守自己。铁鹰老师无疑就是这样的人。生命的价值,生活的色彩也便一一表现开来。每个故事,每段经历,都是给读者的一段精彩的,自我诠释,自我演绎。。。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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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4 22:48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无尘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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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6 15: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江南铁鹰 于 2012-4-8 23:53 编辑

邂遘

     我独自搭上了去广西的列车,怀揣着一个年轻的英雄梦。
        

    46年前,文革开始的前一年,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中美之间展开了一场和抗日战争一样长的战争!一场发生在第三国的土地上与朝鲜战争很类似的中美战争,即1965年开始,至1973年,全面停战的抗美援越战争。

   这是一场发生在中国文革期间的战争,又是一场中国历史上最漫长地援助他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曾经有相当人数的红卫兵穿越了火线,亲临抗美援越的战场。他们不仅仅目睹、并且有人亲自参加了这场国际主义援助的战争,甚至有些红卫兵,把鲜血洒血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永远,永远地长眠在那片异乡的土地……

   转倏46年过去了,似乎,这段历史早已被人们遗忘。然而,在这场战争中,仅中国办事处向越南提供的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其总值便超过了200亿美元。在这场战争里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有4200多人身负重伤,1400人阵亡并被安葬在越南的国土。

    1961年5月,美国于在越南南方发动了由美国出枪、出钱、出顾问,南越出人的“特种战争”。到1963年底,这场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战争以失败告终。

    1964年8月5日,美国借口它的军舰在北部湾越南沿海遭到北越海军的攻击,派出大批飞机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所谓“北部湾事件”,就此爆发。这是美国武装干涉的又一升级,1965年3月上旬,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3500名在岘港登陆,同时派出其地面部队进入南越参战,并加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从此,美国侵越战争演变为美军为主体、“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全面战争。

    美国军用飞机也不断侵入中国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办事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委托,率党政军代表团访问中国,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黎笋说,“我们想请一些志愿军飞行人员、志愿军的战士……其他方面的必需人员,包括公路、桥梁方面的人员都在内。”中国党和办事处满足了越方的要求。

    在4月8日举行的中越两党会谈中,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这是我们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就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次会谈,中越双方签订了向越南派出中国支援部队的有关协议。

    4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势,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中国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


   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大串联中,有许许多多怀抱报效祖国、洒血沙场志向的红卫兵,穿越中越国境线,奔赴了烽火硝烟的战场。关于红卫兵赴越参战的小道消息,在红卫兵中不胫而走,激发了更多红卫兵前赴后继地前往中越国境线……

        

        我 怀着同样的人生目标踏上南下的的列车。
       车厢里很空,没有什么人。我穿着一身军装,胳膊上还戴着一个红卫兵的袖章,腰里系着一根军用皮带,身前斜挎着一个军用挎包,胸前还佩戴了一枚很大的毛主席纪念章。这是当初最流行、最时尚,恐怕也是最显赫的装束了。穿戴的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是没有人敢来找麻烦的。当然,普通老百姓也不会愿意去搭理这种打扮的人。

        坐在窗口,两眼望着窗外,想自己的心事,竟然直到车开了,才发现自己的身边,还有对面的位子居然还是空的。

        车厢里其他地方早已经坐满了人,已经有人站在走道上。我当然知道没有人敢坐过来的原因。那时候一个红卫兵站在公共汽车上,只要喊一声“不是红五类的站起来!”,保证所有人都很听话,不是红五类成分的一定会站起来,包括老人和抱孩子的妇女。那就是个畸形的社会形态。

       我只是下意识看了一眼周围,毫不在意地坐着那里等着列车开动。直到听见身边有人问话……


        “请问,这里有人吗?”

        声音很清脆,蛮标准的普通话,隐约中略有一点湘音。

        我转过身来,看见站在三个年轻人:一个男孩,两个女孩。

        问话的是站在前面一个长头发的女孩子。细高挑的身材,也穿着一身军装。另外一个女孩子短发,头顶上扣着一顶军帽,男孩子文质彬彬的戴着副近视眼镜。

        打量着他们,我不置可否地朝着身边努努嘴,算是回答了她的问题。

        女孩子挺聪明,马上对伙伴使个眼色。

      她身后的一对男女坐到了对面。

       那女孩子也在我身旁坐下来,很得体地说了句“谢谢!”

       忽然觉得有些尴尬起来,不知道自己应该继续保持高傲,冷若冰霜地面对她们?还是应该热情一点?我侧转身,敷衍着嘀咕了一句。

       “这座位本来就是空的。不用谢。”

        看见我终于开口了,那个长发女孩似乎很高兴,马上主动与他攀谈起来。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女孩子叫张烟霞,就是这个女孩子,这个与无意邂遘在列车上的湖南妹子,成为我生命中的初恋情人。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为她写过各种各样的文字。她是不是长得真是很美,已经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青年时代的严鹏心里,她必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从此以后,张烟霞美丽的形象,深深地刻在心里。

        在永不磨灭的记忆里:她长着一张鹅蛋型的脸,很大的眼睛,挺高的鼻梁,笑起来很甜。大约身高163公分吧?是个体态婀娜的女孩子。


        当她那对同伴依偎在一起鬓角厮磨的时候,我和张烟霞渐渐熟悉起来……

        从谈话里知道,他们都是长沙的中学生,趁着“大串联”最后的机会,决定了这次漫无目的的出行。

       这个漂亮的湖南女孩子一下子就迷住了我。连名字都那样的美,充满画意——烟霞。她比我大了几个月,可在我心里,她永远只是个妹妹!

        我动了心机,极力说服他们同行。


       一路上,数日地朝夕相处,使得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为了不和她分开,甚至不得不放弃坐车,和他们一起步行。

       列车开了大半日就开始检票了,三个长沙青年被赶下车。

   千万不要以为文化革命时期的混乱,真到了彻底的无办事处主义,更加不要以为笔者在为文化大革命歌功颂德。其实在当初严重的无序中,却还是有着许多有序地管理。“大串联不要车票”的说法是不确切和不完整的。如果真是如此,岂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出行?准确地说法,应该是“革命师生可以免费领取乘车证”而已。如果没有乘车证,一样寸步难行!

      他们三个都没有乘车证。

        不愿意离开烟霞的严鹏,也只好跟着下车了。

       那是个小站,四个人站在月台上有点束手无策。

        三个湖南籍青年人的目光投向我。

        知道他们心存感激。因为我本可以还在车上坐着,继续自己的南下之行,我却选择了同甘共苦。那个叫吴霞林的男孩子,还有那个叫刘兆烩的女孩子都不是傻子,怎么会看不出?所有一切都因为他们的伙伴——张烟霞。

        我拿出挎包里的地图。这也是他们这类人的一种生存技,可能因为受到父辈军人出身的影响,在我们有计划地外出时,都会做一些必要地准备。挎包里不仅有一份完整地,包括各省市的地图,另外,还有一只指北针,一把军用折刀,这些都是野外生存必不可少的工具。

        摊开地图,很快就搞清楚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又进车站里面了解到,今天是不会再有客车在这里停留了。必须走到前方的大站去。那里是桂林,还有20多公里。走到那里天也黑了,可必须走到桂林去!因为这个山沟里的小站附近,没有可以住宿的地方,最近的乡镇也有近百里!走,到桂林去,是现在唯一的选择。


        四个年轻人,两男两女,都是城市长大的孩子。一路的狼狈可想而知。

        只有我在兵团受过训练和锻炼,对付20公里山路还是不成问题。走了没有多久,四个人的行囊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走到桂林,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在路边吃了碗桂林米线,打听到附近一个学校,四个年轻人翻过围墙,在学校呆了半夜。

       第二天,我利用随身所带的首都红卫兵证和原来的中学生证,搞到了新的乘车证。他又拿到车站去换到三张去南宁的乘车证。

        终于可以顺顺当当地乘车去南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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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6 15: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江南铁鹰 于 2012-4-8 23:56 编辑

出征准备

短短数日的朝夕相处,已经足够让两个年轻人心心相映,两情相悦了。在南宁的几天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我没有隐瞒自己此行的最终目的。她尽管有些不情愿,却无法阻挡我要奔赴战场,去做个英雄的愿望。

可能当初做英雄比得到美人更加有吸引力吧?我按照自己的计划按部就班做着各种准备。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眼前这三个人没有一个合适。我早就知道,去越南战场唯一的方式,是偷越国境线。中越两国世代交好,国境线上倒也并非壁垒森严。问题是中越国界延绵数百里,却都是深山老林,在渺无人迹的原始森林里,你一个人休想走出去!因此,要想穿越这片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结伴同行是不二的选择。

当然,找这样的伙伴并不容易,要知道这必定是一次用生命做赌博的游戏!第一,这些人要不怕死,要有足够的胆量去冒这个险。第二,他们必须有无懈可击的出身背景,否则很可能被边防军把你当作投敌叛国分子。第三,有强壮的体格。谁也不知道会在深山老林上呆多少天,会遇到什么情况?好身体是第一重要的。还有一点,所选人员中,一定要有一位了解边境情况的人。最好是广西人,譬如是南宁或者凭祥人。有了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对地理风土人情了解,对顺利穿越边境都有好处。

在南宁逗留了大约十来天,总算找到了可以与自己结伴同行的人。一共6个,5个是北京红卫兵,只有一个是湛江人。他比其他人都大,应该有23、4岁了。准确说,他是一个从事走私的贩子,一直在中越两国的边界活动,找他就是做向导带路。

其余5个都是和我与严鹏年龄差不多,不同出身的北京红卫兵。不过只有我一个算“高干”子弟。在当年的北京“老兵”中,对出身的界定非常严格。比如,老红卫兵的袖章,就与现在一般人了解完全不同。在老兵中,红袖章是分成三六九等的。从袖章的质地到尺寸都有细致规定。质地分成布、绸、呢,尺寸分成3、6、9寸。这些区别显示两种身份,一种是你老子的,一种是你自己的。质地是门第的标志,尺寸是你的地位。非高干出身的红卫兵,只能佩戴布制的袖章。哪怕你在组织里做到“一号勤务员”,充其量是个九寸红布做成的袖章!只有“血统高贵的高干子弟”,也就是爹妈老子是地师级以上的“八旗子弟”,才允许佩戴丝绸和呢子做的袖章。同样,就是在“高干子弟”中,也不是随便的,只有那些老子们是7级以上,所谓高官的孩子们,才是自诩正宗的“高干子弟”,才配佩戴红色将校呢做成的袖章!“老兵们”不需要用语言交流,看一眼你戴的袖章,就可以了解你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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