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缥缈[水楼]

虚无缥缈

　我曾经把“二十四史”里面所有《礼乐志》给翻了一遍，觉得孔子的礼乐思想一步一步被边缘化的轨迹是非常清楚的。在《史记》里面，有“八书”，“书”是记载典章制度的，后来的史书改叫“志”。《史记》里的八书，《礼书》是第一，《乐书》是第二，《礼书》、《乐书》是摆在最前面的，后面才是《平准书》《河渠书》等等。司马迁把礼、乐看作是引导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最重要的制度。到了《汉书》里面就不同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很大，就把《律历志》放在最前面，首先要看天，天答应不答应，就把自然的天变成一个神灵的天，《礼志》《乐志》放到后面去了。再到《晋书》里面，《天文志》下来是《地理志》，《地理志》下来是《律历志》，《礼志》摆到第四去了。再到《隋书》里面，它又把这个“礼”摆到前面，第一是《礼》，但是它改叫《礼仪》了。“礼”改称“礼仪”，这是很大的变化。古人讲“礼”，是包括形式和内涵的，是有思想的仪式；而“仪”主要是指仪式，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古人批评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的时候，往往会说：“这是仪，不是礼。”这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因为你丢掉了礼的灵魂，只剩下形式了。这时候的《礼仪志》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不外乎是几品官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衣服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等等，这哪里还有孔子礼学思想的气味？《隋书》里的《乐》，改叫《音乐》了，这个改变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是触到了儒家礼乐思想的根本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在儒家音乐思想里面，“音”和“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怎么可以混在一起呢？《乐记》里有魏文侯跟子夏的一个对话。魏文侯说，哎呀子夏，你很有学问，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端冕而听古乐”，把这帽子弄得端端正正，想恭恭敬敬地听一段古乐，没想到，我听一会儿就想睡觉了，实在提不起兴趣来。可是我听那些新乐（拿我们今天的话叫流行音乐），哎呀，我一个晚上都不想睡觉，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子夏听了就笑了，说你问的是“乐”，实际上说的是“音”。你所说的新乐，是乱七八糟的音，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哪里配称“乐”！只有具有道德教化的音才可以称为“乐”。历史上的圣王，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功成治定，国泰民安，都有当时的颂歌。这种颂歌有乐舞，你看了之后，可以知道他们怎么除暴安良、如何安定社会。可是你喜欢听的那种新乐呢，男女杂厕，一帮人在上面窜来窜去，看完以后不知所云，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主题。我们从子夏的这段回答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儒家是非常看重音和乐的区别的，这一点千万不可小看，而《隋书》不仅犯了这个忌，而且《音乐》里记载的东西，开始偏重于乐器和技术方面了，各种各样唱的东西都叫音乐，这就远离了先秦儒家的“乐”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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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礼教

　为礼乐文化正名，就必须从“礼教”这个词开始。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它们的本义，不过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清代学者凌廷堪说过：“上古圣王所以治民者,后世圣贤之所以教民者,一礼字而已。”意思是说,上古圣王治理民众的方针,以及后世圣贤教育民众的孔子像方法,都可以最终归纳为“礼”这一个字。圣王治世的目标是建立大同世界,这是见诸于《礼记》的。圣贤教民,是要让百姓懂得礼、遵守礼。凌氏的见解,非常精到。太古时代,人与禽兽为伍,《礼记?曲礼》说，为了让人们懂得“自别于禽兽”，有圣人起来“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为礼以教人”，就是制定了礼来教人。礼使人自觉地区别于禽兽，走向了文明。而圣人的历史功绩正是在于“为礼”和“教人”。那么，礼又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找出关于礼的解释的源头,这就需要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相关论述中去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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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里，孔子谈礼的地方在在多有，由于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礼的所指，有不同的侧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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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指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礼制。孔子特别推崇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他感叹自己的年衰，居然许久没有梦见周公了！程子说，由这句话可以知道，孔子盛年的时候，“寤寐长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因为周公手创的那套制度的文明和完美。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意思是说，周礼是在借鉴了夏、商两代为政得失的基础上制定的，典制粲然大备，足以为万世龟鉴,所以他表示了“从周”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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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制度瓦解了，世道大乱，史称“礼崩乐坏”。贵族们为了权和利，彼此征战不息，所以自古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孔子向往周公之礼，既是他对春秋乱世的不满，也是他对西周道德礼制的向往，这是非常正常的,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如果孔子持了相反的态度，赞美春秋乱世，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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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礼是体现德治、仁政的途径。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无形、无色、无声、无嗅,对于知识程度较低的人来说,甚至会觉得虚无缥缈。而礼就是把德和仁具体化的制度或者行为方式。先秦历史上有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法家认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从令者,就用刑罚加以惩处，这样，老百姓就不敢作乱了。而儒家则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主，通过礼来规范和整齐民众的行为。孔子评价这两种治国之道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老百姓不去触犯法律，是因为畏惧刑罚，他并没有羞耻之心。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结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去做坏事，而且还会“格”，就是有上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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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是体现德和仁的具体形式，离开了德和仁，礼就不成其为礼。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内心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怎么会去推行礼和乐呢？就是说,推行礼的人首先应该是一名仁者,一名富于爱心的人。可见,礼与仁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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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礼是修身的手段。在人类社会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那么，人就和禽兽没有了区别，社会也就没有了起码的秩序,也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尽管政见不同,但都认为人的行为是需要约束的,双方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来约束人。孔子主张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作为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广博地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为礼是根据道德原则制定出来的。只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悖离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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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都有天然的缺陷，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弱点。因此,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如果不借助于礼，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孔子举例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xǐ)，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意思是说，恭敬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空自劳碌。谨慎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显得胆小。勇敢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作乱。直率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说出伤人的话。平心而论,恭、慎、勇、直这四种性格都不是什么坏毛病，但只要离开了礼的指引，都不会结出“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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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意思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如，《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是“成人”（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时，提到了臧武仲、公绰、卞庄子等三位鲁国的大夫以及自己的学生冉求。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没有私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学问，都是最为出色的。孔子说，要成为完美的人，仅仅把这四个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是不够的，还要“文之以礼乐”，将礼乐与上述四种优点完美结合。可见，礼乐是最重要的修身课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