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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江斜月

古人选宅，非常讲究择邻，《左传》中就记载着“非宅是卜，惟邻是卜”的谚语。孟母三迁，就是为儿子选择合适的邻居，使他的日常行为有良好的榜样。如今有许多城市居民为了让孩子能进重点中学或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千方百计地迁移到某个“学区”去居住，与孟母的做法形同而实异。南朝梁代的宋季雅有一句名言：“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其目的是与品行高尚的吕僧珍结邻。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政治上势不两立，但据王铚《默记》记载，王安石曾对其子说：“择邻必须司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儿曹有所观效焉。”现代社会中恐怕找不到“居家事事可法”的好邻居了，可是谁也不愿意与地痞流氓或小偷、妓女为邻，所以我们仍有择邻的需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择邻几乎没有可行性，原因很简单：若非高官富商，谁能有“千万买邻”的财力？即使你好不容易省吃俭用积了一笔钱，终于买了一套新房，你又哪能知道你未来的芳邻是何种角色？我们只能祈求上苍赐给自己一个好邻居，以免入住新居后日夜提心吊胆。幸亏如今的房地产商人为我们考虑得非常周到，他们制造的住宅都是完全封闭的钢筋水泥笼子。我曾在广州看到一座二十多层的公寓大楼，从一楼直到顶楼的窗户全用铁栏围得严严实实，活像一座大监狱。除了楼梯以外，我们与邻居之间没有任何公共空间，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即使我们听到邻居那边发出可疑的声响，也只须透过防盗门上的“猫眼”向外窥视，不必开门多管闲事。我们与邻居的关系最多不过是在楼梯上相遇时互相点头示意，有时结邻多年仍不知对方姓甚名谁，真可谓“白头如新”。初唐诗人王勃曾写过“天涯若比邻”的名句，要是他活到今天，说不定会写出“比邻若天涯”的句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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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不是这样生活的，古代的邻居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在古诗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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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写他移居的过程。他听说南村有许多心地纯朴的人，乐于和他们朝夕相处，决意移家南村。几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邻居们常常来访问他，大家谈古说今，一起欣赏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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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写他访问邻居的经过。那位邻居显然是个隐士，他安贫乐道，热情好客，以至于家里的儿童都习于笑迎宾客，台阶上啄食的鸟雀也丝毫不受来客的惊扰。门前有一湾澄澈的秋水，小小的渡船便是来客的必经之路。黄昏来临，月色笼罩着白沙翠竹，宾主在柴门外依依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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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诗表示与友人卜邻的愿望。元八是元宗简，与诗人相交二十馀年，友情甚笃。诗人希望卜居在元八家的东侧，并声明不是要像汉代隐士王君公那样“避世墙东”。诗人想象与友人结邻之后，一片月色照亮两家门前的小路，几株绿杨同时为两家带来春意。诗人还希望子孙都与元家结邻，世世代代享受美好的睦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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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年时也曾见过类似的邻居关系。那时阶级斗争的理论虽已发明，但尚未达到“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程度，琼溪镇上的人们还没有在脑子里绷紧阶级斗争的弦，邻居之间和睦相处，从不无端怀疑别人是暗藏的阶级敌人，更不会像乌眼鸡似的成天想着怎样去斗别人。我家在琼溪镇上曾多次移居，前后有过二十来家邻居，彼此间都处得不错。原因之一当然是我的父母亲心地善良、待人和气，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民风淳朴，仇恨的种子虽已撒遍神州大地，但还没有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否则的话，若干年后，父母亲的性格和行为并没有丝毫变化，为什么邻居们对我们避之惟恐不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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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我升入初中的那年开始，我家与四户邻居一起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那所房屋原是一户地主的宅院，前后四进，中间夹着三个天井。土改时房子被没收，分给四户人家，其中有一位户主叫老孙，他是父亲的同事，后来又成了我家的房东。五户人家共二三十人，大人们身份各异，孩子们七长八短，但彼此间的关系相当融洽，孩子们对别人家的大人都呼作“公公”、“婆婆”、“伯伯”之类（琼溪镇的人们对年长一辈的亲戚一概呼作“伯伯”，不分男女），好象是一个大家庭。这本来也不奇怪，五户人家住在一所房屋内，大家都从同一扇大门里进进出出，怎么会不像一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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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头，我们真正能吃到嘴的美食只有一味馄饨，包馄饨是孩子们最盼望的事情。可是馄饨毕竟不是寻常之物，一则它费钱较多，其珍贵程度不亚于李白眼中的“玉盘珍羞值万钱”；二则包馄饨费时费力，不像寻常饭菜那般容易对付。母亲总要隔一两个月才包一次馄饨，让我们解解馋。可是事实上我们几乎每隔十天半月就能品尝到馄饨的美味，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邻里之间有一个习惯，要是哪家包了馄饨，就要给邻居家送一碗去。即使按照最严格的定义，我家也有四家邻居。这样，如果每户人家包馄饨的周期都与我家相似，我们尝到馄饨的周期就缩短了五分之四！况且别人家送来的馄饨似乎总比自家包的更可口，当然正如母亲所说，真正的原因在于“少吃多滋味”：人家端来一碗馄饨，总数只有十五六个。我家六口人，每人能分到两三个而已。物以稀为贵，一次只尝两三个馄饨，当然不会狼吞虎咽，而是细嚼慢咽，也就能仔细品味馄饨的滋味了。几年之后，我们甚至能说出各家馄饨的不同特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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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有一户人家包馄饨，邻居家的孩子就悄悄地互相转告：“喂，某人家今天要包馄饨了！我看见某伯伯去摇馄饨皮子了。”当然，有关包馄饨的最准确的信息是“笃笃笃”的剁馅声，只要听到哪家的厨房里传出这种悦耳的声音，连大人也会说：“听，某人家在包馄饨呢！”果然，到了开饭的时刻，一位邻居笑眯眯地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母亲就出面应接，一边道谢，一边赞美对方的手艺。送礼的人总会回答说：“谢什么呀，包得不好，让孩子们尝尝吧！”等到我家包馄饨时，母亲总是把第一锅煮的馄饨捞进四个大碗，浇上汤，再撒上一把切碎的蒜叶，然后率领我们兄妹端着香气扑鼻的馄饨分别送到邻居家去。杜甫诗中经常写到他与邻人的和睦关系，例如：“邻家送鱼鳖，”“邻舍与园蔬，”“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有时他甚至主动向邻人索酒：“傍舍颇淳朴，所须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我们与邻居的关系同样的和睦亲切，不过那年头家家户户的手头都很拮据，邻居间能互相赠送的只有馄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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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常，不久以后“四清”与“文革”接踵而至，阶级斗争的风声越来越紧，父亲接二连三地被套上了“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等帽子，邻居们开始躲避我们，互赠馄饨的举动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如此，那四户邻居从来没有对我家做过落井下石的事情。当供销社里的革命群众冲进我家翻箱倒柜地查抄子虚乌有的“变天账”时，当我家大门口贴满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时，邻居们始终保持沉默。几年以后，父亲以劳改犯的身份自杀身亡。出殡的那个清晨，我事先租了一辆拖拉机来运送遗体到火葬场去。按照当地的习俗，我们兄妹不能亲自抬送遗体。我不敢请别人来帮忙，就想不管这个习俗，就由闻讯匆匆赶来的好友陈本业和我们兄妹来抬遗体。当拖拉机“突突突突”地开到我家大门口时，做鞋匠的邻居林伯伯、房东孙家的男孩阿宝和大门外西邻家的青年陈伟元三人突然从旁观的人群中挤上前来，与陈本业一起把父亲的遗体抬上拖拉机，我和弟妹们则跟在后面哭泣。我永远不会忘记邻居们的这个举动，这是琼溪镇留给我的最后一个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