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缥缈[水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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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化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呢？《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礼义也。”这个结论，是所有与会的同学都没有提到的。儒家认为，人懂得礼而动物不懂得礼，是两者的根本区别。《礼记?曲礼上》还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如果不懂礼，就是衣冠禽兽、会说话的禽兽。所以《礼记》又说：“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儒家认为，人是通过礼来“自别于禽兽”的。《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就是符合道理的行为规范。礼的精神所要体现的是一种不能移易的道理，只有固守住礼的人，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文明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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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眼中，礼又是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唐代学者韩愈在他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原道》中曾经非常深刻地谈到这一点。孔夫子用“六艺”教学生，其中有一部叫《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史书，写得非常简略，有点类似于大事记。猛一看，似乎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那么，为什么孔夫子会把它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呢？我们看《史记?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知道，司马迁曾经与上大夫壶遂讨论过这个问题。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的本义，是要人们懂得“防微杜渐”的道理，因为乱臣贼子的出现都是有一个过程的，而《春秋》这本书，正是把事情发生的苗头和演变的轨迹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后人读了之后，就会从中吸取教训，懂得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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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司马迁的理解，而唐朝的韩愈不太同意司马迁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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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春秋是一个战争非常频繁的时代，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原地区很早就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而周边的许多民族还处在游牧时代。农业文明的居民凭借比较成熟的耕作技术向大自然索取食物，所以生活比较稳定和富裕。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至迟在五千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就已经相当成熟了。游牧民族不然，他们逐水草而生，食物来源不太稳定，迫于生计，所以不时要到中原来抢掠。有些周边民族到了中原之后就不走了，或者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走，这样，他们与中原民族的交往就非常密切。所以说，伴随军事冲突而来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转换。有些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接触后发现，中原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发髻上插着笄，还戴着冠冕，说话很文雅，彼此谦让，觉得中原的礼仪很先进，就处处模仿和学习。与此相反，中原的某些诸侯看到周边民族的文化后觉得很新鲜：他们都披头散发，这样不是每天可以省去梳洗的麻烦吗？说话很粗鲁，这不是很豪放吗？于是也处处来模仿和学习。这两种模仿和学习，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要害在于，是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靠拢，还是相反？韩愈认为，孔子修《春秋》的深意是要严夷夏之别。夷夏之别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礼”。韩愈说，中原的诸侯转而用夷狄之礼，那么，我们就要把你“夷狄之”，就是把你当作夷狄来看待，不再认为你是中原大家庭的一员。当时的人对周边民族有专门的称呼，东方的叫“夷”，南方的叫“蛮”，西方的叫“戎”，北方的叫“狄”。简称“夷狄”，或者“夷”，“二十四史”中的《四夷志》，就是周边民族的专志。好了，如果你原本是夷狄之邦，但转而学习了我们中原的礼法，认同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要“诸侯之”，把你看作是中原大家庭中的一员。韩愈的说法没有种族歧视，惟一的标准是文化，这是非常高明的见解。在他看来，春秋时期中原与周边四夷的冲突，就是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较量，是让历史走向进步，还是走向倒退的大问题。这才是孔子修《春秋》的用心之所在。中原文化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人民有非常好的文化修养，这就是礼乐文明。韩愈在《原道》中讲的道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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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衰微的原因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原生文明之一。大家知道，就文明的形成方式而言，人类文明可以分为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两大类。原生文明是独立形成的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没有或者基本没有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因而有独特、鲜明的文化个性，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属于原生文明。次生文明不然，它们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受到过其他文明的强烈影响，例如我们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文明，都是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形成的，尽管这些文明也有自己的特色，但其中中华文明的因子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中国人理应为自己的文明感到自豪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与此相反的现象呢？这主要是近代的特殊历史所造成的。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国势殆危所造成的文化自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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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明。鸦片战争是转折点，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的门户，逼迫清办事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举国震惊。其后的数十年，列强为瓜分中国不断挑起战火。直到1917年的巴黎和会，中国的国运可谓奄奄一息。激于时变，救亡图存成为有识之士的一致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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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大家感到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建设民族工业，富国强兵。各位来清华大学学习，不知是否了解清华的背景？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它原本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当时是全国惟一一所不属于教育部而属于外交部的学校。另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激于时变，愤慨于办事处的腐败无能，怨恨线装书不能抵挡洋枪洋炮，于是把国运的厄难归咎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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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书达礼的书生，无故地挨了八个强盗的打，打得遍体鳞伤。这里的罪魁祸首是八个强盗，可是书生却大声责怪自己，先是觉得自己本来就不应该读书的，要是成天练习刀枪就好了；接着又痛骂写那些书的人，声称要把这些书都丢掉；再后来呢，觉得自己的家当也没有一件是好东西，件件都不堪入目。这种逻辑似乎有些混乱，但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情绪。其中有些知识分子，例如胡适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不仅态度激烈，而且语言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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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使得中国社会从崇尚鬼神的时代解放出来

　周公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周公制礼作乐，使得中国社会从崇尚鬼神的时代解放出来，进入了民本主义时代，这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变革，这原本是史学界多数学者的一个共识。可是，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理论，人类历史先后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形态。古代中国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是在什么时候？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有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乃至南宋封建说等形形色色的说法。大多数史学家，包括翦伯赞先生、范文澜先生等在内，都是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这原本是学术问题，是允许争鸣的。实际上，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还在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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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按照当时的人物评价标准，战国封建说对于孔子来说是致命的。因为按照这种分期，西周和春秋都属于奴隶制时代，孔子是春秋末期人，正当社会向封建制转换的关键时刻，孔子却希望回到周公那里去，这不就是开历史倒车吗？孔子不就是要复辟奴隶制吗？孔子最推崇的周公不就是奴隶制的总头目吗？历史就是这样被某些政治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批林批孔”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被策划起来的，但是，受害最深的却是儒家思想。举国上下，不管念过没念过《论语》，也不管有文化没文化，人人都要“拿起笔做刀枪”，写批判“孔老二”的文章。直到今天，民间还有不少人保留着“孔老二”的口头禅。只要你一提孔子，有人马上就会说：“喔！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所以今天要提倡儒学的阻力，有一部分就是那个时代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