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洲震荡，洪水滔滔

飘泊

仔细观察便可以发现，针对中国不同代的“鹰派军人”，美国的“猎鹰计划”采用了不同的“猎法”：

对第一代“鹰派军人”李际均采用的“猎法”是“老鼠计划”——“通过分析中国的政治生态，捏造、散布各种对李际均不利的言论，为他的军旅前程制造种种障碍”——“老鼠计划”：象老鼠一样鬼鬼祟祟见不得人，可见那时美国人对“猎鹰”还没太大底气，心里还有点发虚，所以“悄悄地干活，打枪的不要”。

结果：“猎鹰”成功——“1997年，有着47年军龄的李际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隐退’”。“李际均退休后，美国国防部长政策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曾在一次座谈中毫不掩饰地表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对美国太强硬了。’”“科尔曼不无得意地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过去20年，我们针对李际均等人成功进行了攻击，今后还要加大攻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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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二代“鹰派军人”、《超限战》作者乔良与王湘穗的“猎法”是通过西方媒体大张旗鼓妖魔化——“美国方面玩起了恶毒的‘文字游戏’”、“把中国两位军事专家由满怀预见的学者变成心机险恶的‘凶徒’”、“从研究‘恐怖主义’现象的学者变成了‘恐怖分子’”、“《超限战》及其作者都受到西方甚至包括国内的攻击与质疑”——对第一代“鹰派军人”的“猎杀”成功使美国人胆气大壮，从此不再老鼠般偷偷摸摸了，而是理直气壮直截了当搞起了堂堂之阵，公开用网络媒体打舆论战——用“超限战”收拾《超限战》的作者，不折不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结果：“猎鹰”再次成功——乔良大概比较“理性”、“识时务”，写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所以升为少将，到国防大学当教授去了。王湘穗大概“顽固不化”，坚持“每个军人都是‘鹰’，如果军人不是‘鹰’，那就是‘和平鸽’”，所以脱了军装转业了。他告诉媒体：“美国妖魔化的手段很明显，他们实际上已经做过很充分的研究，包括在某个场合通过中国高层施加压力，对我们进行某种程度的打击，希望左右中国战略界的方向……看来，他们真的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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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第一代和第二代“鹰派军人”的“猎杀”成功让美国人信心百倍，等这次轮到第三代的罗援和第四代的戴旭时，“猎鹰计划”已经不但不再老鼠般偷偷摸摸，而且连西方媒体都不劳驾了，而是直接让中国的“普世公知”们出马，来个“以华制华”，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于是就有了“普世公知”对罗援和戴旭的倾巢而出疯狂围剿——一切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于分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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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援没主张抵抗侵略“外保国权、内惩国贼”，会遭到“普世公知”们如此疯狂的围剿吗？可见围剿罗援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他有什么问题，而是“猎鹰计划”的需要——“枪打出头鸟”、“杀鸡给猴看”、威吓中国军人不敢主张爱国、抵抗侵略、严惩国贼。需要就是一切。既然需要妖魔化，那不管本人有没有问题都要围剿——有问题要围剿，没有问题捏造出问题来也要围剿。这种围剿有两重目标：一是“硬杀伤”——掀起倾向性舆论狂潮，制造出排山倒海的疯狂软暴力直接摧毁当权者的精神毅力思维判断能力，左右其决策、劫持其硬权力，使罗援、戴旭们遭到第一代、第二代“鹰派军人”同样的命运；二是“软杀伤”——通过妖魔化罗援、戴旭等“鹰派军人”使其威信扫地，用香港《苹果日报》的话就是“其军事评论再难有说服力”——不管是人被干掉从此说不出话还是从此说话没人听还是从此不敢再说话，实际效果都一样，都实现了“猎鹰计划”的目标：“打掉每一只可能与美国作对的中国‘鹰’，让中国人和队伍成为一群羊或麻雀”、“让中国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因此跟“普世公知”对罗援、戴旭们疯狂围剿根本不是简单的是非之争，而是战争——超限战，反猎鹰战，“猎鹰计划”明确承认的“网络战其实就是舆论战和心理战。”“我们与中国的战争，既不是海上战争，也不是空中战争，而是现代的网络战。我们只需要用极低的成本，就可以让中国队伍在发展竞赛中失败。”

（看透这问题的实质，看看几代“鹰派军人”的遭遇，才能真正理解当年岳飞吼出“怒发冲冠、凭栏处”、“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臣子恨，何时灭”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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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鹰行动”其实中国“古已有之”：

——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秦国用反间计“猎鹰”——收买赵国的“普世公知”在赵国上层社会掀起妖魔化廉颇的选择性舆论狂潮，用这种排山倒海的软暴力摧毁了最高当权者赵王的思维防线，除掉了老将廉颇，导致赵国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整个国家一蹶不振。

——战国时代秦国灭赵之战，秦国再用反间计“猎鹰”——收买赵国的笔杆子权臣郭开用宫廷软暴力摧毁了最高当权者赵王的思维防线，除掉了名将李牧，导致赵国彻底灭亡。

——宋金之战，金国用反间计“猎鹰”——利用早已收买的笔杆子权臣秦桧用软暴力劫持了南宋最高当权者赵构的思维，制造“莫须有”除掉了名将岳飞，导致即将直捣黄龙府的岳飞前功尽弃，南宋再也摆脱不了偏安一隅的命运，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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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关于春秋战国的影视文艺作品接连不断，作家编导们为塑造当年的内奸权臣阴谋诡计不知绞尽了多少脑汁。其实哪用那么费事？看看今天的“普世公知”、看看他们围剿中国“鹰派军人”的卑鄙伎俩就够了，一切都明摆在那儿了——注意，注意，尤其年轻人，你们正在目睹历史，正在目睹历史再现，正在目睹“普世公知”拼命制造当代的“长平之战”、当代的“秦国灭赵”、当代的“莫须有”、当代的“风波亭”，正在目睹他们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人内奸两面派的形象活灵活现丝毫不走样地展现在你们面前，而且完全免费——想知道当年长平之战拿了外国的钱大肆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妖魔化廉颇导致几十万士兵全军覆灭的“公知”都什么样吗？想知道当年的郭开、当年的秦桧都什么样吗？看看吴祚来、张鸣、冯玮、吴稼祥、袁伟时就行；看看那些疯狂围剿罗援、戴旭的“普世公知”就行——“哥倆比JB——一个屌样” ：道貌岸然，温文尔雅，饱读诗书，博闻强记，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满嘴道德，满肚子坏水，满面堆笑，笑里藏刀，“上头笑着，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特别要看清楚这些当代的郭开、当代的秦桧、当代的“知识精英”如何重复历史，如何拿了外国的钱便制造谣言煽动倾向性舆论狂潮陷害当代的廉颇、当代的李牧、当代的岳飞——如果连仅仅发表爱国讲话的军人都要被清除，那任何当代的廉颇、当代的郭开、当代的岳飞又岂能幸存？所有这一切这难道不比任何瞎编滥造的文艺作品电视历史连续剧更精彩、更生动、更现实、更冷酷、更血腥？如此精彩的大戏别处到哪儿看去？如此精湛的反面教员别处到哪儿找去？以后再有戏要演郭开、秦桧、赵高、汪精卫之类根本用不着罗唆，直接请吴祚来、张鸣、冯玮、吴稼祥、袁伟时、贺卫方、陈有西这些大牌“普世公知”来就成——郭开、秦桧、赵高、汪精卫之流当年给人们的印象肯定也象这些人一样，那么“理性”、“睿智”、“学识渊博”、“精明强干”、“通情达理”，同样伪善，同样有“魅力”，同样能迷惑人。用这些“本色演员”自己演自己，岂能不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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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不能光看热闹，必须学会看出门道。为什么历史上的“猎鹰行动”屡屡得手？为什么这种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已经熟悉掌握而且运用自如的古老谋略如今能被别人拿过去反用到中国人头上而且能一再得逞？简单地把原因归咎于某个具体当权者的昏庸无能不是答案，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长平之战时用反间计“猎鹰”除掉廉颇的秦昭襄王不能算昏庸无能吧？但他自己后来不是也中了反间计而除掉了白起、被赵国也来了个“猎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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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鹰行动”的本质说穿了就是“借刀杀人”——不一定真把人杀掉，而是借对方之手剥夺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的权力，尤其是决策权。这种“借刀杀人”实际是一种“反间”——用己方的软暴力劫持敌方当权者的思维，使对方的权力为我所用，调动对方做我需要做的事。这是一种隐形的“斩首”——用自己的软暴力劫持对方的硬权力。对方当权者虽然似乎安然无恙，但思维实际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已经不自觉地被“猎鹰”者暗中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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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鹰行动”两个国家、两个政权之间软暴力的较量。“猎鹰”方的软暴力是一个政权有组织的行为——用系统性的大规模软暴力有计划、有目的、严密周详、有条不紊、梯次配置力量、持续不断、全天候、全方位、无孔不入地对“被猎方”当权者的思维有的放矢。只要“被猎方”的当权者没有意识到这是两个国家、两个政权之间系统性软暴力的较量，没有提高到“政权有组织的对抗行为”层面来认识，没有同样用系统性的大规模软暴力抗衡，则必败无疑，因为其必为一种力量完全不对称的一边倒的较量——个体对系统；本能对科学；无意对蓄意；支离破碎对组织严密；明的对暗的；有限对无限；消极被动对积极主动；个人思维、个人毅力的单打独斗孤军奋战对千军万马有组织、有目的、大规模排山倒海的软暴力。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抗衡。不管当权者权力多大也摆脱不了客观规律——个人对抗不了组织；个体的力量（不管是硬暴力还是软暴力）对抗不了整个国家成体系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被猎方”当权者权力再大、毅力再强、再聪明睿智也只能被动挨打穷于应付，时间一久总有坚持不住的时候，即便这个当权者顶住了，换个人当权就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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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一：靠当权者个人的毅力能力智慧不可能持久抵御敌国的“猎鹰行动”。不组织起国家级系统性大规模软暴力实施系统性对抗，任何反“猎鹰行动”都迟早失败。

“用己方的软暴力劫持敌方当权者的思维”说穿了就是让敌方当权者听自己的话。而任何当权者当然不可能直接听敌方的话。行得通的做法只能一是把敌方当权内部有资格说话的人变成自己人，让他们在敌方内部以敌方的“自己人”的面目说出自己需要说的话。二是把敌方社会上有话语权的人变成自己人，让他们在敌方社会制造出一边倒的选择性舆论狂潮，利用“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等心理规律摧毁敌方当权者的意志，丧失自信和判断能力，不由自主接受自己的主张。不论是哪种情况，实现“用己方的软暴力劫持敌方当权者的思维”的要害条件是在敌方内部找到能替自己说话的人，即有“话语权”的“自己人”。而这种有话语权的人必然是文官或文人（“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