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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江斜月

自从五四以来，“孝”这个字在伦理学上的意义每况愈下，后来几乎成为一个贬义词了。推究其原因，或许在于古代提倡孝道的做法大多欠妥，如汉代的举“孝廉”，晋代的鼓吹“以孝治天下”，都是以功名利禄来诱导人们行孝。世间的事情一旦与功名利禄沾了边，就一定会演变到虚伪、奸诈的地步。古人在这方面的理论宣传工作也做得不够好，《孝经》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等不同的等级，仿佛孝不是子女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情感及其引起的个人行为，倒是各个层次的人对社会应尽的不同义务。历代儒者对《孝经》所作的注释则离题更远，唐玄宗所撰的“御序”中批评旧注“蹖驳尤甚”，其实他自己的“御注”也不得要领。至于所谓的“二十四孝”中的行孝故事，则编得相当拙劣，有些甚至荒诞不经。久而久之，便引来了人们的反感乃至批判。五四的先贤们便对“孝”大张挞伐，还有人写了题为“非孝”的文章。其实他们锋芒所向的只是附着于“孝”上的封建意识诸如“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的谬论，并不否定这种出自人类本性的骨肉之爱。连鲁迅在那篇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都说：“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后来的某些革命者把“孝”视为洪水猛兽，尤其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革命者非要视父母为仇敌而后快，这实在离五四先贤的本意太远了。

寒江斜月

自从五四以来，“孝”这个字在伦理学上的意义每况愈下，后来几乎成为一个贬义词了。推究其原因，或许在于古代提倡孝道的做法大多欠妥，如汉代的举“孝廉”，晋代的鼓吹“以孝治天下”，都是以功名利禄来诱导人们行孝。世间的事情一旦与功名利禄沾了边，就一定会演变到虚伪、奸诈的地步。古人在这方面的理论宣传工作也做得不够好，《孝经》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等不同的等级，仿佛孝不是子女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情感及其引起的个人行为，倒是各个层次的人对社会应尽的不同义务。历代儒者对《孝经》所作的注释则离题更远，唐玄宗所撰的“御序”中批评旧注“蹖驳尤甚”，其实他自己的“御注”也不得要领。至于所谓的“二十四孝”中的行孝故事，则编得相当拙劣，有些甚至荒诞不经。久而久之，便引来了人们的反感乃至批判。五四的先贤们便对“孝”大张挞伐，还有人写了题为“非孝”的文章。其实他们锋芒所向的只是附着于“孝”上的封建意识诸如“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的谬论，并不否定这种出自人类本性的骨肉之爱。连鲁迅在那篇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都说：“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后来的某些革命者把“孝”视为洪水猛兽，尤其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革命者非要视父母为仇敌而后快，这实在离五四先贤的本意太远了。

寒江斜月

自从五四以来，“孝”这个字在伦理学上的意义每况愈下，后来几乎成为一个贬义词了。推究其原因，或许在于古代提倡孝道的做法大多欠妥，如汉代的举“孝廉”，晋代的鼓吹“以孝治天下”，都是以功名利禄来诱导人们行孝。世间的事情一旦与功名利禄沾了边，就一定会演变到虚伪、奸诈的地步。古人在这方面的理论宣传工作也做得不够好，《孝经》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等不同的等级，仿佛孝不是子女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情感及其引起的个人行为，倒是各个层次的人对社会应尽的不同义务。历代儒者对《孝经》所作的注释则离题更远，唐玄宗所撰的“御序”中批评旧注“蹖驳尤甚”，其实他自己的“御注”也不得要领。至于所谓的“二十四孝”中的行孝故事，则编得相当拙劣，有些甚至荒诞不经。久而久之，便引来了人们的反感乃至批判。五四的先贤们便对“孝”大张挞伐，还有人写了题为“非孝”的文章。其实他们锋芒所向的只是附着于“孝”上的封建意识诸如“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的谬论，并不否定这种出自人类本性的骨肉之爱。连鲁迅在那篇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都说：“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后来的某些革命者把“孝”视为洪水猛兽，尤其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革命者非要视父母为仇敌而后快，这实在离五四先贤的本意太远了。

寒江斜月

这个时代是不提倡孝道的

寒江斜月

我的看法相当简单，“孝”就是子女对父母（也包话祖父母等长辈的亲人）的爱以及由这种爱引起的行为，我还认为古代儒家把孝道视为一切人伦道德的出发点也是完全合理的。众所周知，儒家的核心精神是一个“仁”字，而儒家在倡导仁爱精神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把这种精神归因于人的自然本性。儒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一切道德都是这种善良本性的自然流露，故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 儒家还认为人对别人的爱应该是有差等的，应该是逐步推广的，故孟子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与墨子的兼爱说相比，儒家的仁爱精神更加切实可行，因为要求人们毫无差等地爱一切人，那显然是高而不切的。与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学说相比，儒家的仁爱精神更加自然、纯正、合理，因为它不是对神灵意志的服从，也不是对先人原罪的赎买，更不是对天国入场劵的预付。“孝”即对父母的爱，正是孟子所谓“老吾老”的出发点，这样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毫无伪饰或浮夸。“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种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的情感延伸是内心思绪的真实流动，它不需要任何矫情与强制。只有出于真诚的情感才可能达到深挚的程度，只有合于人类天性的道德追求才可能普适于大众，儒家强调“以孝为本”的道德追求所具有的非宗教性也即人间性，正是中华文化的民族特征之一，我们有什么必要对它弃之若敝屣呢？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爱，还能指望他会对其他人有仁爱之心吗？有些革命者声称他们不孝敬父母却爱国家、爱民族，我觉得那些人非大奸欺世即大愚受人之欺，我对他们避之惟恐不及。

寒江斜月

连父母都可以批斗的人 又怎么可能会爱别人

寒江斜月

更不可能爱国家了

寒江斜月

“孝”就是对父母的爱，这本是人间最纯朴、最美好的一种情感，古代的抒情诗人当然不会放过如此美好的主题。《蓼莪》抒写诗人对自己未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愧恨心情，晋代的王裒因其父死于非命、自己未及孝养，每次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句子，便痛哭流涕，不能终篇，后来他的门人甚至不再诵习此诗。王裒是以“闻雷泣墓”的事迹而被后人列入“二十四孝”名单的，但最能引起我共鸣的却是他阅读《蓼莪》时的心情。

寒江斜月

我是个不幸的人，我的父亲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十多年后，我的母亲也因病去世，如今他们一起长眠在钟山南麓的密林中。父亲和母亲都是善良忠厚的草根百姓，他们一生勤劳，千辛万苦地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却未能享受应有的晚年幸福。我也像王裒一样怕读《蓼莪》这首诗，我一读到“哀哀父母”的句子，心头便会浮现出双亲的身影。我还怕看到别人家里的白头偕老的老夫妇，有一次我在苏州平门汽车站外看到一对老夫妇，两人都是满头银发，互相搀扶着慢慢地走过去。泪珠突然涌进我的眼眶，在模糊的泪光中，我觉得他们的背影很像是我的父母，要是父母也活到这么大年纪的话！

寒江斜月

1984年10月22日上午，我在南京大学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那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文学博士论文答辩，系里把答辩会办得很隆重，组织了一个堪称豪华阵容的答辩委员会，除了导师程千帆先生外，还有钱仲联、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管雄、周勋初等八位委员，到场旁听的中文系师生和来宾则有二三百人。等到白发苍苍的答辩委员会主席钱老当众宣布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时，全场掌声雷动，镁光灯不停地在我眼前闪耀。会后我高兴地回到家里，一千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学习终于有了结果！突然，我想起今天的答辩现场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缺席了，他就是我的父亲！父亲生前最重视我的学习，他虽然自幼聪颖过人，却因家境贫寒而少年失学，便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们兄妹四人身上。我是长子，较早在学习上崭露头角，父亲便对我格外寄予厚望。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每当我把奖状或写着优秀成绩的成绩单交到父亲手里时，他总是捧在手里细细地观赏，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泪花。当我获得了全县中学生数学竞赛冠军以及考上了苏州高级中学那样的名牌学校时，父亲更是兴奋得几天睡不好觉。即使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的精神状态已经陷入绝望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了，他偶尔也为我能在困苦的环境中坚持自学感到欣慰，他清楚地感觉到我的学养已经远远地超过高中毕业生的水平了。要是父亲能活到今天，要是他能亲临今天的答辩现场，亲眼看到他寄予厚望的儿子终于学有所成，他该会如何的喜悦、激动？他会不会觉得他栉风沐雨的一生辛苦没有白费？他会不会写出一首平生从未写过的“快诗”？……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已经发生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父亲早已长眠不起，他再也不能与我分享今天的喜悦了！想到这里，我悲从中来，难以自抑，便放声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平生很少流泪，即使无故遭受别人的凌辱、刁难，即使生活中的坎坷和挫折接踵而至，也从未哭过。想不到今天在成功的喜悦中反会失声痛哭。妻子下班回家，发现我脸上尚馀泪痕，并猜到了我哭泣的原因，便劝慰我说父亲在泉下一定会对我的成功感到欣慰。我其实并不是感情用事的人，我也想冷静下来用理智劝慰自己，妻子的一番话我也曾在心头想过，可是当悲痛的狂潮奔涌而来时，理智的堤坝便一冲而溃。烙在我心头的创伤，恐怕是永远无法填补了！在遥远的古代唱出《蓼莪》的那位无名诗人已经先得我心：“哀哀父母，生我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