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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江斜月

左思的诗题既是“咏史”，诗人的目光便回溯到前代。金日磾、张汤两人都是西汉武帝时的贵臣，两人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做高官，世世代代都戴着标志高位的貂尾冠。从汉武帝到汉平帝一共七朝，平帝以后西汉便灭亡了。《汉书》说金家“七世内侍”，晋人戴逵说张家“七世珥貂”，俱是事实。要不是西汉灭亡，两家的权势说不定还会往下延续呢！可是汉文帝时的冯唐，尽管见识过人，却年近七十仍沉沦下僚，到老也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不要以为左思这么说仅仅是借古讽今，实际上他揭露了一个严酷的事实：贵族累代公侯、寒族沉沦下僚的现象早从汉代就开始了，后来愈演愈烈，终于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然而这种现象是多么的不合理、不公正！十丈高的青松与一寸粗的小树苗，孰高孰低，这难道还是个问题？可是事实上却是后者笼罩着前者，原因就在于前者位于涧底，后者却生来就置身于山顶。也就是说，在人们来到世上之前，他们的出身便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出身论”在宋代以后稍有收敛，但一直没有销声匿迹，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还曾煊赫一时。左思的抗议之声也就一直回响在历史的深邃隧道中，引起了后人广泛的共鸣。鲍照说：“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李白说：“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杜甫说：“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罗隐说：“言重不能转薄命，地寒终是泣春风。”……馀响不绝，千古同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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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公开的门阀制度，怀才不遇也是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个世界缺乏一位既公正无私又明察秋毫的主宰，而实际上能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往往非但不能做到公正无私或明察秋毫，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创建于隋唐的科举考试本是为了公正地选拔人才而设置的一项制度，可是历朝历代有多少才高学富的举子终生困于名场？晚唐的高蟾是一位性格倜傥、崇尚气节的士人，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然因出身寒微，应举多年皆未得中。871年，高蟾又一次参加进士考试。放榜出来，高蟾依然名落孙山。原来唐代的进士科举，及第与否与举子的门第有很大关系，许多出身寒门的优秀士子因此抱恨终身。到了晚唐，科场风气更加败坏，以至于韦庄在900年奏请朝廷对历年落第的十四位士子追赠进士及第，以免他们“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韦庄开列的名单，包括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温庭筠、贾岛、罗邺、方干等人。唐代的进士考试本以诗赋为主要科目，然而竟有这么多著名诗人落第，其不公正于此可睹一斑！高蟾落第后，心中不服，写诗呈给主考官中书舍人高湜，发泄胸中的牢骚：豪门子弟像“天上碧桃”、“日边红杏”，他们当然先得雨露之恩。出身寒微的自己则像冷落秋江上的芙蓉，生既不得其地，又岂敢埋怨开不逢时！全诗纯用比兴，词意蕴藉，以至于明人熊勿轩评曰“无所怨慕”，清人李瑛评曰“绝无怨尤”，其实都被诗人瞒过了。我觉得诗人不但满腹牢骚，而且语含讥刺，不过语气较为冷隽而已。高蟾的诗常使我联想起如今的高考：解答同样的试卷，得到同样的考分，北京的考生能进名牌大学，湖北、河南等省的考生却只能上大专，这是多么不公平！用高蟾的话来说，北京的考生就是“天上碧桃”、“日边红杏”，湖北、河南的考生就是“秋江芙蓉”。但愿高蟾再生，再写一首诗来送给当代的“高侍郎”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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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才不遇并不是读书人独有的现象。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从事其它行业的人们也有才能杰出者，他们也有可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评价，同样会产生怀才不遇的牢骚。我在插队时曾听过一个故事：几十年前，赵浜村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种田状元”阿根，他十三四岁就精通全套农活。有一次他父亲带着他出外打短工，帮人家插秧。一大清早，二十来个短工坐在场院上吃早饭。主人出来给大家道辛苦，一眼瞅见身材比别人矮一截的阿根，就说：“这个小弟弟年纪还小，吃过早饭就回家去吧！”阿根和他父亲都一言不发。过了一会，众人逐一下田，排成一个楼梯形，开始插秧。阿根悄悄地跟在最后下了田，他摆好坐马势，“刷、刷、刷”的插起秧来，双手快得像闪电。一行还没插到头，阿根已经超过了五六个人，而且把秧行排得笔直。两个回合以后，众人公推阿根领头插第一行，站在田埂上观看的主人也惊得目瞪口呆。“予生也晚”，当我来到赵浜插队时，土改时被定为“富农”的阿根已经死去多年。但我见到了阿根的儿子阿兴，他也是一个种田能手。可是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的时代，全队的男劳力都挣同样多的工，而且只有贫下中农才会得到队长或大队干部的表扬，这使得阿兴十分失落。有一次我们在稻田里撒化肥，阿兴悄悄地对我说：“队长老是表扬他们那些人，其实他们连化肥都撒不均匀！不信你看，我今天是从这棵桑树开始撒的，过三天我们再来看结果！”几天以后，阿兴拉着我走到田边，指着那棵桑树说：“你看，我撒的这一路稻子都是一样的绿，而他们撒的地段，绿一块、黄一块！”可惜阿兴不识字，否则的话，他说不定也会写出“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的句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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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才不遇也不是才华杰出者独有的心态。我自认是个“中人之资”，但也曾有过怀才不遇的失落感。大约在1973年，太仓县教育局忽然想起要提高全县中小学的教学水平，决定从插队知青中挑选一些老高中生充当民办教师。局里查阅知青名单时注意到我，说我曾获得全县中学生数学竞赛第一名，又是苏州高中的六六届毕业生，可以胜任初中的数学教师，便发函到我插队的琼溪公社来商调。没想到公社里一口回绝，说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绝对不能委此重任。最初我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直到几个月后才有人偷偷地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此时一个出身好的知青早己捷足先登。其实此人只读过初中，而且成绩平平。虽然我已插队务农五年，对于招生、招工早己心如死水，我还是产生了强烈的不平之感，我对左思的《咏史诗》有了更深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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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容易产生怀才不遇之感的人首推诗人。诗人都是自命不凡的，优秀的诗人又往往是穷愁潦倒的，这就催生了他们心中无穷无尽的不平之鸣。在古往今来的此类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歌咏贾谊和王昭君的诗。正如左思的咏史诗实为咏怀一样，无数的诗人为贾谊和王昭君一洒同情之泪，也都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身之块垒。诗人因自身怀才不遇而产生的委屈感，通过对贾、王二人故事的复述而变得更加鲜明、浓烈，并通过对贾、王二人的同情而得到痛快淋漓的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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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都是自命不凡的，为何当今很多根本不知诗为何物 只会按谱硬凑一些平仄表也这么自命不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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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是汉初最具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为汉帝国的长治久安筹划了一系列的方针、谋略。然而，他虽然遭遇了素有明君之称的汉文帝，却未得重用，反而受到朝中大臣的妒忌、排挤，终被贬至远地，三十三岁即悲伤而死。当后代诗人要从历史人物中寻觅怀才不遇者的典型时，贾谊无疑是第一人选。此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原因：汉文帝并非昏君，后人自比贾谊不会引起时君及其鹰犬的猜忌。比如刘长卿说“汉文有道恩犹薄”，即使旁人要想罗织其罪名也难以着手。反之，像温庭筠咏陈琳说什么“霸才无主始怜君”，就难免有讥刺时君之嫌了。于是，李白的“汉朝公卿忌贾生”，杜甫的“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刘长卿的“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这类对贾谊充满同情的诗句便大量涌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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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年秋季，刘长卿路经长沙，瞻仰贾谊故宅，写出了文学史上第一首咏贾谊的杰作。此时刘长卿任鄂岳转运留后，为公务而南至湘中，但他此前曾因“刚而犯上”被贬至南巴县（今广东电白），而且他虽有才干，却长期沉沦下僚，流宦各地，胸中颇有抑郁不平之气。这首诗语气哀怨，以至于后人常误认为作于贬谪途中，其实刘长卿平生两次遭贬，都未曾路经长沙。当年贾谊贬至长沙，作《鵩鸟赋》自哀：“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如今诗人在寒林日斜的时候独自走进秋草萋萋的贾谊故宅，看到人去宅空的凄凉景象，不禁浮想联翩。贾谊生逢“有道之君”汉文帝统治的年代，尚且未获重用，那么他作赋投于湘水以吊屈原，古人已逝，湘水无情，又有谁能知道？江山寂寞，秋风萧瑟，贾谊为何来到这天涯之地啊！从字面上看，全诗句句都是咏贾谊。从感情上体会，却句句都绾合着诗人自身。“汉文有道恩犹薄”，那么身逢昏聩无能的唐代宗的自己还能有什么希望？“湘水无情吊岂知”，那么自己在湘水之滨作诗追吊贾谊的一番心意，又有谁能理解？“怅望千秋一洒泪”，使刘长卿和贾谊的两颗心灵产生强烈共鸣的正是怀才不遇的委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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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贾生》是唐诗中另一首咏贾谊的名作。此诗的取材角度非常特殊，它一字不提贾谊被贬长沙之事，反而从贾谊被汉庭召回写起。公元前173年，贾谊从长沙被召回长安，而且很快受到汉文帝的召见。《史记》记载说：“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李商隐对此大感惋惜：汉文帝与贾谊一直谈到夜半，文帝还在坐席上移近对方，可见他听得多么入迷。可惜他向贾谊请教的竟是鬼神之事，而一语不及天下苍生！是啊，受到皇帝的召见和咨询，这本是封建士大夫最大的荣幸。可是对贾谊来说，他关于国计民生的满腹经纶不被重视，却以“鬼神之本”受到皇帝的请教，这岂不是更深层次的怀才不遇！此诗当然含有讥刺晚唐诸帝服药求仙、不恤民生之意，但其主旨则是借题发挥，抒发怀才不遇之愤懑。李商隐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胸中素有“古来才命两相妨”的牢骚，以及“贾生年少虚垂涕”的人生感慨，贾谊就是他的异代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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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王昭君这位女性也能赢得男性诗人的一掬之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