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自传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44

小说里的贾宝玉是谁?有人说就是雪芹自己的化身幻影，有人说与雪芹无关，是张三李四的 “集中概括”。惟鲁迅先生明言不讳，一曰贾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再曰雪芹是“整个儿的进了小说”。我愿意听信鲁迅先生的话，他不开玩笑，也不背教条。那么，您看雪芹怎么写宝玉?他为了蒋玉菡的事，为了冯紫英的事，为了龄官的事，为了金钏的事(还有隐在字里行间的某些人的事)，遭到了一场几乎致命的毒打，及至黛玉慰问他“你从此可都改了罢” ，他却长叹一声，简短地回答：“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

　　这声音，也就是雪芹的回答别人劝他逼他放弃写书的声音。

　　他又何尝悔，悔个什么?因为他自知并没有做坏事或做错了事。

　　“风月”是表面。“这些人”也绝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即一类同型之人。一部《石头记》原计划是写一百零八名女子英豪——如《水浒》之写一百零八条男子好汉。正所谓

“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即是此义。

　　然则，他又悔个什么呢?

　　雪芹的诞辰是首夏芒种节四月二十六日，他在书中用明笔暗墨巧妙记明，但世人不悟。我有一首拙诗咏怀写道是——

　　今日芹生日，萧然举世蒙。

　　寿君谁设盏?写我自怜工。

　　万口齐嘲玉，千秋一悼红。

　　晴蕉犹冉冉，甄梦岂全空?

　　在万口嘲谤、千夫所指的压力下，他为了“悼红”，毅然不悔。他是位不世出之异士奇才，而无人正识，反遭诬谤。我们这些通常的大俗人，休言“望尘”两字，可人家为了那么崇伟的目标都能不悔，咱们又所悔何事?

　　无悔，不悔，难悔，也拒悔。

　　可是悔与愧常常相联，如有不解之缘；揆其缘由，大抵因愧生悔，所悔即所愧，二者一也，本不可分。反过来，能推衍出一句不悔即无愧吗?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凡曰不悔者，必须想想自己内心，有无愧怀?然后再言悔与不悔。

　　扪心自问，我做了红学家，一面无愧，一面有愧。

　　无愧者，从40年代一开始，我就是只知为了芹脂奇冤须雪，不知有他。那时是个青年学生，写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连“发表欲”都没有，就压置在纸堆中，自然更不懂发表了还有 “稿酬”。至于凭借着这个冷门兼热门的“学问”竟也可以升官发财，当上什么“长”之类，还有公费旅游的条件，可以到处用假头衔去招摇撞骗……当然更不曾梦见。所以也没有排挤别人、打扮自己的意图。很纯洁，很天真。

　　在这一面，无愧。暗室无灯，也没怕过会儿有鬼来报仇问罪。而且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然而，另一面则抱愧实深，想起来时，觉汗颜内疚。这就是：我自知并没有充当红学家的真实的德才学识。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不自揣量，那真是不知愧耻之尤了。

　　记得似乎是曹子建说过一番比喻：须有美人南威之色，方可以论姿容；须有宝剑龙渊之利，才堪以议断割。每诵其言，辄生愧心。又闻《文心雕龙》著者刘彦和大师曾说：“夫麟凤与 NFDBF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NFDBF，楚人以雉为凤，魏氏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雪芹是麟凤珠玉，是龙渊南威——而我是个大俗人，大陋才，大卑识，大禄蠹——我会有资格来对雪芹说长道短吗?

　　岂非笑谈，岂非神话?

　　实实愧煞人也!

　　说到这一层，就须识得雪芹和他的书，具有几个层次的巨大的悲剧性。一是雪芹这个人的遭遇的悲剧性，怀才沦落，不为世容。二是他的书的悲剧性，那是为了千红万艳同悲一哭的博大思想襟怀，却被伪续者篡改歪曲而成为一男一女、哥哥妹妹的“爱情不幸”、“姻缘未遂” ，才子佳人，被“小丑”拨乱破坏了的大俗套。三是此人此书的身后命运的悲剧性——第一流大学者、高人卓识，不屑不肯来为之研讨论著，却把红学的重任落到了像我这样不学无术之人的手中笔下，由白日青眸，而鲁臣宋客……呜呼，岂不愧哉，岂不悲哉!

　　知愧，知愧。这愧，是为了自励自勉，努力提高与充实自己。龙渊南威，这辈子是无望了，但还妄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以这愧，并不由此而生悔。这道理是清白无误的。

　　知愧，不悔，无“矛盾”可言。知愧是为了鼓舞自己不断努力，使可愧者逐减，也为了与那处心积虑挤抑于我的比赛“本钱”。不悔，是为了增强勇气与体魄，以便抵挡那些与日俱增的明枪暗钺，承当伤害。两者都是积极的。友人说我“竞技状态”总是良好。

　　但近来，不时传来各地友好的关切的声音，有的说：“读过某刊，时有与您毫无干涉的事，也会贼贼咕咕地捅一刀。”表示慨叹。有的说：“请多珍重，一些不入耳的话，不必多往心里去。”我着实感动，感激他们的不敢明言多言而又不忍不言的苦心密意。我拿什么来报答这些善良的心田呢?

　　可怜，没有别的，还只是四个平常的字：知愧，不悔。

　　鲁迅先生当年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世界是大家的，不是谁一个独占独霸的，我也要来逛逛——“潇洒”一回，咱有这权利。

　　我们中华汉字奥妙无穷，悔是“每”加上“心”。每加“日”为“晦”，加“雨”为“霉” ，这都让人不起快感好感。那么，悔的心情应是黯然低沉的了。但是，每加“文”为“敏 ”，加“NFDB7”为“毓”，却是吉祥繁茂的境界。每加“木”为“梅”，加“水”为 “海”，那就更是不黯淡不低沉。我是决意不悔的，但万一有朝一日被逼得非写“悔书”不可时，那个“竖心”里也会隐藏着木和水，只觉寒香挺秀，浩荡汪洋，还是光明磊落。红学的本来境界，即是如此。是以悔与不悔，总归是如木长春，似水常流，不枯不涸，因为真红学是永恒的生命、无尽的时空。

　　诗曰：

　　问余何悔悔如何，未比知惭抱愧多。

　　暗箭明枪能事尽，毫锋砚影未消磨。

　　甲戌深秋，写讫于燕都东皋。
　　是年为甲戌本之240周年，雪芹诞生之270周年、逝世之230周年。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45

检讨谬误
　　著书立说，其事最难，也原是一种大胆妄为、不自揣量的蠢事。有一学者，因我在《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中批评了他，于是在各种会上说我那书“每一页都有错误”。这也许是事实吧。因我自幼失学，九岁上小学开蒙的洋课本已是“人刀尺，马牛羊”了，《五经》《四书》，概乎未闻。长大了读燕京大学的西语系，系里是欧美教师，终日洋文不离口。此时撰《新证》，“每一页都有错误”，也不足为奇。

　　若在我自己看来，那书中有三处大错——

　　一，讲李煦的惨局，“……再下诏狱，辞连前总督赫寿……”，不懂“诏狱”一词(奉旨下刑部大狱)，竟断句为“再下诏，狱辞连……”，可谓欠通。

　　二，脂批过录者将晴雯“夭风流”抄成了“一大风流”，未能觉察，误解此乃原著佚文中的情景。可笑。

　　三，讲女诗人恽珠的《和大观园兰花诗》，不知此指另一部《红楼》续书，与原著不相干连，说了些胡乱猜度之言。贻笑大方。

　　此为最应自责的，其他或有琐末，均不如这三例严重。

　　1998年出版《周汝昌红学精品集》时，本应好好修定一次，可是我自用的一部工作本，上面记了许多记号的，借与张家口电视台李金波君，无法讨还，遂失去不少应改的机会(一是记不清，二是目已近盲……)。其中第一章换去了旧文，新写的这篇因要符合全书的体例，要加人名、地名旁线，我自己已不能做，故倩人帮助代加，复不及核，印出后方知误将“附郭县”加了地名线(附郭县是附设在州府城内县署，故曰“附郭县”)；又将“金升县为府”也改加成“金升县”。还有些误字未能校出。这些虽事出有因，仍是我该负责，且愧且歉。

　　又如《红楼艺术》中将金钏误成“玉”钏；原稿中“盘礴”(用《庄子》)被改成了“磅礴”，等等。

　　新出的《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也已校出了三四十处错字。均无法向读者分送勘误表。(出版家爱面子，绝无肯附印勘误的，此老规矩，今竟难行!)

　　我在这儿提到这些，有何意味?——就是为了表示我这册书也会出现类似的疏忽而病目无力细加匡救了。但我仍希望本书“有幸”，像那些笑柄少些再少些。

　　还有一类，不能算“错”，但也不符本意。例如拙文中有一处用了“够奔”一语，印出来竟被删去了“够”字。我是考究汉语文“声律”的，用二字复词时不能随便改成单字。此盖因南方人不懂(够奔，今在京剧中还时时可闻，曲艺亦习见也)。

　　一次我用“不可得兼”，印出来改成了“不可兼得”。《孟子》此语，不宜乱改——若照洋语法分析：“得”是助词，“兼”才是动词，即“不可兼获”，也可以讲成“得”作动词，以“兼”为“动名词”。……总之，妄改成文古语，是不宜提倡的。

　　我在此默祷明祈：诸公保佑，别让拙著总是“每一页都有错误”!

　　诗曰：

　　得失鸡虫剧可怜，小人恩怨重于天。

　　扫除诬谤吾知过，检讨平生误几篇。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47

本帖最后由巴山于 2013-1-21 14:54 编辑

文如居士，史学大师

　　邓之诚先生，号文如居士，名著《中华二千年史》可见其学力之深厚，是中国治史的正统流派之典范。大家习知的则是《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最晚出，只到康熙时为止，未竟之功也。他为《东京梦华录》作注，则受到了海外的批评，认为有所不足；同窗学兄许政扬教授也有意见，有意为之补正。但这是他老晚年率意遣兴痕迹，本非专注之力作——甚至有他人捉刀之处，也未可知。

　　我为研求雪芹家世，受教于邓先生者实多。但因我之故，又引起他的新兴趣——可以说也受了“影响”，是以到后来，他写《清诗纪事》到曹寅的选介时，也包含了我们交流讨论的收获(但有人不晓，竟以为邓先生讲曹寅在“早”，而我是袭邓之说，真是世上“轻薄为文哂未休”之风，于今为烈)。

　　今日回想，与邓先生在“研曹”上有许多可纪的往事前尘，而从未直接涉及“考《红》”一字。这却缘何?只因我窃自揣度，他老是位史家，大约倾向蔡孑民先生的“索隐派”，而此路于我是很不合拍的。假如邓先生真是反对“自传说”，那就会引致话不投机，故此我有意避免谈《红》。

　　我请教于邓老的问题共有三次，而他主动告知我的重要线索也是三点。

　　我问邓先生——

　　(一)顾赤方(景星)是湖北蕲州诗文家，因康熙十八年诏开博学鸿儒特科而征车入都，故曹寅得与结识，诗文交往，但曹何以称顾为“舅氏”?而且顾为曹作诗序，也用舅甥典故——当时旗、汉界限极严，两姓身世大异，焉能有姻婚至戚之谊?此何以解之?

　　邓先生坦言：实在想不出合理的答案。

　　(二)曹寅《楝亭诗钞》中人物甚多，皆称字、号而不名，我列了一个大单子请邓老指点。结果他只说“京江相国”是大学士张玉书；其余皆所不知。

　　(三)曹寅诗屡及丰润族兄曹NFDB8、曹NFDB9等为骨肉、雁行，应为同祖无疑。他们亦皆诗家，曾见过遗集吗?

　　邓先生答云皆不曾见。

　　从这三问三答看，已不难领略“研曹”一业，真非易事了。

　　再叙三点嘉惠——

　　(一)一次同窗孙铮(正刚，天津人)陪我去拜访邓老，因向我说：早年曾为燕大图书馆购得一部罕见的抄本书，一函四册；四个字的书名，很怪的，难记住。有一条记载：曹寅是康熙帝的小伴读，诗是捷才，最为师辈称赏。除此也许还有别的，记不清了。此书我也想再看，你去找找，定有收获。

　　我想，书名、作者，皆已忘记，无法查卡片、索引，这可得费大事。因问：是否《桦叶述闻》?答曰：不是。那书已记入《骨董琐记》，如何会忘?太讲不通了。

　　(二)告诉我：《潜邱NFDBA记》有赠曹寅诗。

　　(三)《永宪录》中有记曹家事的地方。

　　我高兴极了，回校就到馆搜寻。

　　这三条，都很重要，而《永宪录》尤为打破“曹学”奥秘的核心要害。必须逐条地讲一讲，方可表明其重要何在，对理解《红楼梦》又有何帮助意义。

　　所谓“伴读”，并不是一个制度上的正式职衔——皇帝皇子皇女，从师受书听讲，皆有伴读人，大抵是“家里人”，宗室、皇亲、亲近侍者，都是伴读，好比“同班”、“同学”之义。当过皇帝伴读的，谁也不能在自署职名时写出一个“南书房伴读”来夹在里头。

　　我将邓先生所示，如实写入拙著《红楼梦新证》中，说明原委，认为他老胸罗万卷，尤喜说部书，掌故精熟，所言断无臆造之理。

　　谁知，这却在五十年后为今人“抓住”，当做一则“批评”的辫子，一再以此“证明”我之治学态度大欠谨严——据云曹寅并没当康熙伴读，所以我是“错”的。

　　他的“论据”是何秘籍呢?

　　原来，所举不是见了一部书，内记曹寅“不是伴读”，而是——

　　(1)可能邓之诚记错了；

　　(2)或许周汝昌听错了；

　　(3)康熙授业师是熊赐履，退休后居南京，而曹寅从不对熊问候来往(见曹寅奏折所云)—— 这就可“证”曹寅没曾听过熊讲，即不曾当过伴读，云云。

　　这太有趣了!

　　不过，这也不太像“严谨”治学者的“学术对话”。因为：(1)怎么“证明”邓某“记错” 了? (2)如何“证明”周某“听错”了——还有孙正刚同“听”的?(3)熊赐履是明珠、索额图两大权臣派系党争中的重要(反复两党间)的政治人物；更要者，他是废太子胤NFDBB的业师，对胤 NFDBB影响极大。此时康熙正为太子伤透脑筋，故想起暗示曹寅了解一下他在南京退居中的“动态”(胤NFDBB的“嬷嬷爹”凌普曾到南京“办事”)，故曹寅表明：不敢私自与熊接触 ——这是钦差官的政治身份与“立场”，万不能含糊的!曹寅只交往文士，艺人，幕客，扬州诗局、书院的助理翰林……他怎敢私交熊大学士?!

　　其实，《新证》所引顾景星赠曹子清(寅)诗“早入龙楼NFDBC，还观中秘书”，这已足证幼年伴读的事实；何况郭振基为《楝亭别集》作序也说：“公……自结发侍内直，暨衔命出使拥旌节二十三年… …未尝一日暂离卷轴……”这是从“总角”小童直到出使江南，都不曾暂释书册——此皆自幼内值伴读的明证。邓先生何尝“错记”?在这种地方吹求挑剔，适见其不务实学、有意诬人的作风。

　　关于大师阎若璩竟赠诗四首与曹寅的事，也很重要。清人记载，世宗宪皇帝(雍正)在“藩邸 ”时聘他入府。又有人说，聘他的不是皇四子胤NFDBD，而是皇十四子胤祯。是传讹了。

　　此乃清史上一个不小的未解之谜。今不拟在此多谈，只是应该说明：曹寅虽受此赠诗，而诗集绝无倡和往来之迹，也许本无，也许删掉——内中似乎隐藏着一段颇有关系的避忌之

情。

　　如今只说一点。阎大师说：“又得金泥信，风流第一人。”下注：“阿咸状元。”阿咸乃侄男之代称，于是我问邓先生：这十分奇怪，曹家又出了状元?这不可能，也无记载可证，诗句何来?

　　邓先生为此，替我费了不小的精力去查进士题名录，不见曹姓状元。对我说无法解疑，或系当时有过误传的谎信。(此一公案，日后方查明是武状元，安徽的曹曰玮。而阎诗又云“沙平新筑马，地近早攀鳞”，几乎令人疑是宰相的等级，也觉可异。)

　　然后可以说说《永宪录》了。

　　邓先生当时的话很简单，只言《永宪录》里有曹家的事，此书流传甚罕，知者不多，图书馆就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

　　我将书查借到手，打开翻看，不禁大惊!心知邓老腹贮全部二十四史，大小事何止上千上万，对此书也只如此数语，似无大奇，可实际此书太重要了——它如实记录了雍正的政治史迹，鲜为世知!

　　再看到内中记叙到曹、李两家的大事，简直让我惊骇而又“兴奋”——因为这可真找到了研曹考《红》的最关键的秘密!

　　原来，曹寅的母亲是康熙幼年的保母(带养抚育的嬷嬷)，而寅妻李氏之兄李煦，与寅至亲而又是同在南方做织造官者，一到雍正窃位，即因“奸党”而两番投入了刑部大狱——他成了雍正政敌胤NFDBE的“党羽”，先发极边，冻饿而死!

　　李煦即雪芹笔下的“史侯”家，而曹寅之母孙夫人在《红楼梦》里也以特笔写出过，那就是 “贾氏宗祠”对联所载的“兆姓赖保育之恩”一句无人曾解的“密码”!

　　从此，一切都贯通了，明白了，雪芹几世的家世身份，所遭遇的政治灾难，子孙困厄的命运，穷愁著书的背景……这才豁然晓然。这是红学史上最大的一次“突破”。

　　诗曰：

　　文如居士大师行，史事胸罗巨细详。

　　堪叹蚍蜉摇大树，天高地厚本难量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48

苦水词人
　　苦水，先师顾随先生的早期别署。那时北京(一度称北平)的文人学子，无人不知“苦水词人”的名气。他以词曲最为擅场，但诗也毫不逊色。他为何自署“苦水”?自然寓意有在，但我揣度这和燕京大学有关联——他在燕大教“词选”课，燕大的文件皆是中英文并列，于是先生的名字便写作Ku Sui(旧拼法，不作Gu Shui)。这个发音就很像“苦水”了。

　　苦水先生是够苦的。他家口多，薪水薄，生活清苦。为了养家，须在几个高校兼课，奔

走不停。

　　大约就是因此之故，后来又号“倦驼”。骆驼在沙漠中行走长途，未闻其“倦”，而先生以倦行之驼自喻，其“苦”亦可知矣。

　　记得先生的一首绝句写道：

　　煨成薯芋如软玉，嚼来萝卜似甜冰。

　　半年不吃肉

　　边菜——惭愧西山入定僧。

　　他不说“菜边肉”，而掉转过来说“肉边菜”，这滋味浅人是难知的：盖清贫之家不能常有肉吃，馋了也只买一小块炖炖，专为烩白菜吃，取那点儿肉味而已。故仍以菜为主眼，肉只是个“配角”，此“肉边菜”之真谛也。

　　每诵这样的貌似幽默的句子，辄深感慨：做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先生者，也如此不易为生。

　　我平生受知于先辈诗家学者，屈指可数十几位，而惟独先生对我的垂青异乎寻常。他写信给友人时，曾说有周玉言(拙字)者是我平生得意弟子。并注明云：他中外文皆通，文言白话都好……

　　沦陷了，精神痛苦已极，我的母校被日寇封闭解散了，我在津沽老家“暗室”遁居，逃避汉奸的搜索。每日写些忧愤激烈的斥敌爱国的诗词。因与先生鱼雁唱和，竟蒙不弃，有信去必即赐复——那一笔美极的行草书已令人爱不释手，再加上时有佳句录示，简直是我的“超生福音”，冉冉而降!

　　从此，与他结为超越师生的深交。我们信里不敢提念故国，而只以燕园为代词，他总是提到 “燕园罢讲”(有时也说作“郊西罢讲”)，中含无限伤心念国之深衷。可惜我手录的一册《燕园集》，“文革”时毁掉了，全不记忆了。我有一首怀燕园的古体歌行，想象一位燕大老工友向我诉说封校后的悲凉情景：蒿莱掩径，狐兔奔窜……那“狐兔”当然是指占据燕园的日军和汉奸“学者”。

　　我在家苦得很，为了自遣，写温飞卿词的笺注稿，先生特书绝句数首为赠。记其二首云：

　　北风卷地扑高枝，岌岌吾庐尚可支。

　　我有一言君信否：谋生最好是吟诗。

　　抱得朱弦未肯弹，一天霜月满栏杆。

　　怜君独向寒窗底，却注虫鱼到夜阑。

　　先师的手迹，我珍如至宝——很多是他的诗词、论文的草稿，至为名贵。不知何故，搬家之后，一批册页、书画、信札，皆觅之不见了(另有多篇学术论文手稿，被津中某人骗去不知下落)。这是我的最痛心的一件不幸和灾难。

　　先生在沦陷时的一首小词最难忘记——

　　(上半略)南浦送君才几日，东家窥玉已三年——

　　嫌他新月似眉弯!

　　此“东家”，明斥侵略军。亡国之痛如此，今日谁复知之?

　　先生晚期又号“糟堂”。

　　他也是西语系出身，但课堂讲授，讲到外文的诗，与中华的相较，时有妙语，足以解颐。

　　如有一次他说：西洋诗为表感情激动，一开头常就是一个Oh!这一Oh，可就糟了!——逗得学生大笑。其意是说：中国诗人是不采用这种浅露乏味的“方式”的。那味儿很不相同。

　　又曾讲，西方讲文学重在“描写”，即所谓description(细节刻画，琐琐外貌……)，这就又与中国两途，中国高级文学不讲外表形似，专讲神韵丰采……我这样写成“文字”，就没趣了，在他当时“上堂说法”，那真是音容笑貌，精彩百出。

　　名师上堂，正如名角登场，你没见过那种精气神，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只看“书面记录”和“回忆录”，那又有什么用?真是百般徒唤奈何了。

　　名师已往，永怀难忘。他是河北清河人。他在40年代末，大病一场，我到成都华大、川大后，我们极爱东坡的《定惠院海棠》诗(编者按，指《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先生和韵寄来，我即步韵。如此往复数次。今犹记他一句：“自古诗人皆远游，射鱼正尔合居蜀(射鱼是我早年的别署，因为清代诗人题咏咸水沽有射鱼的词句) 。”

　　病后调职津门，我亦回京。但未获一面，先生辞世。此前他百计想调我到津，与他合作一桩胜业(虽未明言，料是研著一部中国诗论大系的巨制)。

　　此愿未酬，先生长往矣。

　　先师之逝，未免太早了些(只刚交1960之年)，以致大业中折，难以为继。可是又一转念，“ 文革”一起，把先生家抄得片纸不存。他若还在，岂不太觉难过?早逝几年，又是有幸了。

　　先生进入新社会后精神焕发，诗词一改前境，皆奋进之壮语。最幼女公子入党，喜心翻倒，特意来信告知于我。

　　老教授一腔热血，满腹经纶，文采过人，书法绝代!这是真正的国宝。

　　我写过几篇缅怀先生的文章，这一次是想补充几句，草草而书，笔不足以表先生于万一，载怀载愧，尚冀异日再有所言，以续不足。

　　诗曰：

　　天下诗人江鲫多，先生一语挽银河。

　　平生知己论师友，最忆清州一倦驼。

2000年10月25日写讫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50

本帖最后由巴山于 2013-1-21 14:57 编辑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上

　　谁能写写胡适之先生?海外人士自然不乏其人，如唐德刚兄即是一位绝好的“胡学专家”。台湾也会有之。在大陆，却成了“问题”——日前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百年人物 ·胡适在1917》专栏来找我，定要讲讲胡适。家人说：他1918年方生，而1917已是新文学运动发轫之年了，胡先生是主要人物——他如何有资格讲胡适之?中央台女士不答应，说如今再找不到与胡适之相识之人了。

　　我听了不禁一惊——原来已经这样子了，连我都成了能说“开(元)、天(宝)遗事”的“白头宫监”了。这虽有点儿比拟不伦，可是再“伦”些的比拟又往哪部书里去查呢?

　　我写了两三篇小文，谈说胡适之先生，但今日经中央台一邀请，我却真的提起了兴致。在几百瓦的强光巨灯前后“烘烤”之下我讲的不会太“好”(何况气温正在40度左右)。我再三重写一篇 “新”文，又何不可之有?

　　我对胡适之先生，其实谈不上什么了解与认识，因平生只有一面之缘，鱼雁传书有过六七通；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篇考证《红楼梦》的浅显文章。我的“学识”和“水平”，能讲胡先生的什么呢?

　　但默坐沉思，好像又有些可以一说的话——这“可以”包括不妨一说和也想一说的两种意念。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还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这理由很多了，并非震于盛名而故献谀颂之俗意。我试举数端，以资品论——

　　第一，就是他的影响没人能比。在海外此情最显：世界上汉学专家除外，一般人对中国文化的 “常识”是有两位名人：一个是Confucious(孔夫子)，一个就是Dr. Hu Shih(胡适博士)。他的代表性之大，于此不难想见矣。

　　还有，我见台湾出版的《胡适全集》，附印有他所获世界各大学赠予的荣誉学位，列成一个惊人的长串!我想，古往今来，国际上学位最富的人也许就算“观止”了吧?

　　再说，据云他的全部著述多达两千万字。我也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谁的“字数”可以方驾而齐驱。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巨人伟人中的首位，大概名次不会有异说——比如梁启超、陈寅恪、钱钟书，只怕皆须逊让一筹。

　　第二，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

　　我这样说，有事实依据。

　　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了《懋斋诗钞》因而得使雪芹的踪迹比先前丰富了很多——此时离胡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二十六年之久(1921—1947年)，然而他的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于报端见到拙文，立即写信给以响应。

　　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他从赵万里先生处得知我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的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关切。这儿没有做作的气味。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疑地包裹好了，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三部书有先后，不是一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甲戌本”的到来和入目，事隔五十多年，其情景仍然历历如在目前。

　　那是一天的下午，当时无课，也未到图书馆(一般情形是必到那里，不在宿舍屋里)，忽闻叩门有声。迎接看时，却是孙楷第先生，样子刚从城里回来，手持一个报纸包，交给我，说：是胡先生捎给你的。

　　我向他致礼道谢。他说：“没想到你这么用功。”因不肯多坐，告辞而去。——我这才急忙来看那个“纸包”。

　　三层旧报纸(看过的日报)裹着，正面极浓的朱笔字写着我的学校、宿舍、姓名——这三张旧报我保存了多年，家人不知其意义，大约后来给“处理”了，十分可惜。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节目中还想要拍它留影。

　　打开看时，一个不太大的旧布函(俗呼“书套”)，函内四册敝旧的抄本书。

　　掀开第一页——我不禁惊住了。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大大大地“改造” 过了!眼前的景象，绝对不是想象力所能揣度得出的。

　　那黑字写得质朴厚重，似乎老练中又带点儿“稚气”。黑字之外，上下左右，还有数不清的 “红字”——朱批满布于眉上行间。纸已微黄，明显已经发脆了，我小心翼翼地翻转叶子( 叶，是中国式的双折叶，不是今天的“页”、洋文的page，而该叫leaf)。

　　急看第一回的正文，入眼的大黑字明白写道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来虽近荒唐，细谙(流行本皆作“按”)深有趣味。……”而不是习见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的那一段“不像小说”的“闷话”。

　　细看时，原来那段话本非正文，而是回前的卷头《凡例》中的最末一条。流行的本子是没有了“凡例”，而把这一条拉进了首回，混成了正文的开端。

　　总之，一切使我惊奇不止，对书发“愣”，久久才从兴奋激动中“醒”过来。

　　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见之珍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捎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 ……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

　　也许有人会说：他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子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在北平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抄。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然后，讲讲他的热情关切学术研究和青年学子的事业。我也可以举出亲历的事例。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在太深了，就写信说(只记得大意)：您得到此本之后，写了《考证》，未对它再做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

　　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大意说)这是个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所以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指可资校订的版本)。

　　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这也是他的创例)。

　　后来赵万里先生主动介绍，引我到东城王府大街北口东厂胡同一号去拜会胡先生。事后他的信中除答我之话外，并言说到见我身体不甚强壮，嘱我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

　　这一切，都可表明他对青年人的一种真诚的关心与扶持。

　　由这儿也就可以窥见我的历程：开头发现《懋斋诗钞》是曹学，而由“甲戌”、“有正” 二本(加上后得的“庚辰本”)才是进入红学的真开端。饮水思源，岂有不念之理?人家批我是“胡适派”，当时害怕，想讳言或否认，如今再思，也够可笑可愧了。

　　次后再讲讲他的仁厚高风。

　　诗曰：

　　肯将秘籍付何人，不问行踪意至真。

　　谁似先生能信我，书生道义更堪珍。

　　下

　　“文似看 (ｋāｎ) 山不喜平”。平铺直叙最是索然而乏味、昏昏以催眠了。但我行文至此，真不知怎样才是 “起伏顿挫”、 “跌宕生姿”了——这实在不是“梦笔生花”的事情。

　　写胡先生的大度，也可分为两个阶段而观其大略，并非“单文孤证”可比。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内所表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一半 (卒年)，而不赞成拙说之生年“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 。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五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父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 繁华”可赶?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癸未)也撤销了(仍主卒于壬午) 。当时我少年“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未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加了一句批语，将稿寄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始于1947年，主体完成于1948年，稿内涉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1953年之9月，这其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建议加强对他的批评批判之词。

　　其实，我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系 ”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 “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无存，并且最后“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新证》送给胡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谁知，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他说：此书虽有“ 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学生 ”。(这句话，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邀我讲《红》时，曾于映出胡适相片时特以醒目字迹映出。)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若是一个计较鸡虫得失、惟恐失一毫毛的器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一点：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这个“大”，就是中华文化上讲的那个“博大精深”的大。这是个“形而上”的命题，并不同于图表数据——需要体会感悟，而不是“计算”。

　　我确以为，百年以来，与胡先生同世的名流学者，都还于这个“大”上难与相比。多数是专精于一科一门，兢兢自守，门庭不广，抱负有限，成就表现也显得区域广狭远远不同。

　　也许我的估量偏高了吧?但我还是希望中国学者，应该有此“大”者才行。

　　本文的标题是出于1987年胡适之先生百年诞辰时我作的一首七律，其时我正在北美，周策纵先生要到台湾去参加纪念大会，便将此诗携去(后来《传记文学》曾有刊载)。记得那是1948 年的某日，由赵万里先生的引介，我到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去拜会他。平生一面之缘，至今已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忆。当我第二次再造府门时，启扉迎客的是他的长公子，口称家父事忙，已不及接谈——我是专程送还“甲戌本”的，便将书函交付他手，作辞拱手而别。

　　我与胡适之先生的缘分，至此告一段落。

　　我方才说过：胡先生之为人治学，堪当一个“博大精深”的大字。至于精深，是为另一标准，我不敢妄评如何了。记得见过一篇文章，说梁漱溟先生评论胡先生的学术时，用了三个字，是“简、显、浅”。倘若如此则与精深即有距离了。

　　胡先生的两千万字的著述我未读过，并无资格发言；我只能从他对待《红楼梦》版本这个问题上略略窥见他对文学与语言的识见与主张，因而感到他在这方面确实伤于简浅了。

　　例如，在1982年以前的八十年的长时期，普通流行的“标准本”《红楼梦》就是胡先生自己珍藏的“程乙本”的“化身”，胡先生为之制序、考证，成为“经典”。但此本实是程、高之辈伪续而又篡改前八十回大量文字的一个最坏的本子——即去真最远的假“全本”。胡先生赏识此本而为之印制推广于天下，理由只是它改得“更白话化”了。至于文字的优劣美恶，情趣气味的高下雅俗，他就一概置之毋论，“一视同仁”了。

　　我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难以“忍受”——也许是天性吧?我对朋友个别谈心乃至在某种聚会场合中，都不讳言这一点。我的骇俗(甚至伤众)的话是：一个人连雪芹的原手笔与程、高等人妄改伪加之文字的优劣都不能区辨，不能感受两者的巨大而深刻的云泥霄壤之别，则此人有无可能(资格水平)来研究中国汉语文的文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问号。

　　难道大师如胡适之，竟会如此吗?

　　至于他在新文学运动中力倡“白话文”之有功，人人皆晓，何待烦言。可是我看到他对白话与文言的“走极端”的态度，也深感诧异!

　　我时常疑念这一点：胡先生把“文”、“白”机械地割离分裂，使之成为“绝对对立”，令青年人觉得“文”是极坏极可畏的“洪水猛兽”，避之恶之，惟恐不及——这对吗?这“科学 ”吗?这于中华大文化之发扬发展，有利还是有害?百年来学术界有识之士，深思熟虑过吗?

　　事实上，只要平心静气地好好学一点中华汉字语文的话，就会悟知：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史上，“文”、“白”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如同棋子，一边纯黑，一边纯白，两边是“仇敌 ”，“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这样理会，我老实说(无法委婉含蓄)，是可笑的。

　　这样看待中华语文，是错的，不科学的——对自己民族的语文是不曾好好学习认识过的。

　　“文学改良”(或“革命”)的命题是无可厚非的，谁也不会反对——小说、剧本、童话、儿童故事……都该是“白话”——文学嘛。但事不止此。学术专著、政治文件、一封信札、一个通知、一张请柬……依胡先生，都绝对不可有一丝一毫“文”句。中华的“文各有体”的明智科学的传统，到此无人再讲——真是千篇一律，NFDA6嗦无比!

　　这种“白话灾”，人亦不思：写个什么，动辄“洋洋万言”——这“万言”的写、抄、打、印、校……最后的“刷”(印也)，所费的白纸，所需的人力、时力、物力……简直惊人极了!

　　可是，谁也不来算算这笔惊心动魄的大账!

　　这种后果，胡先生自然是不曾想到，也不会以为是什么可忧的“大事”吧。

　　其实，百姓口中天天说些“文言”，广东方言简直就是“文言”讲话。

　　我开过玩笑：直到“打倒文言”的百年之后的今日，我接到的各种请柬百分之九十九最后一句还是“敬请光临”。这怎么“白”起来呢?建议改写成“恭敬地请求您浑身发亮地到来!” 这够“白”吗?

　　假使中华人所写的“语文”都成了这种“改良”或“革命”的“现代新中国话”，我们还能 “活”得下去吗?太可怕了吧?

　　我感念胡适之先生的人品道义，与我对他的语文主张的态度完全是两回事。我怀念他，是心里话，以前不便畅言。对他的语文主张有不同意见，也是心里话，不说就不诚实。如果什么地方什么人士借此来别生是非，那就是道义、学术以外的事了。

　　胡适之先生的博大、仁厚，是谁也歪曲不了的。

　　诗曰：

　　平生一面旧城东，宿草离离百载风。

　　长念有容方谓大，至今多士尚研《红》。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53

红缘辐辏
　　许多引我走上红学之路的师长前辈，都难忘却，已叙了四兄祜昌(见后文)、老师顾随，胡适之与赵万里两先生。这都是正面指引、赞助、鼓舞者。只有俞平伯先生属于“反激”的另一异响，但这一反激的力量，实在是推动我的“能源”，作用甚大。

　　接下去，惠我最多的首推邓之诚先生，其次孙楷第、陶心如、张伯驹诸位师友，相继结识，红缘辐辏，出人意想，蔚为大观。为学之乐，获益之情，是我这名学生在40年代后期的一段奇异而丰富的学术幸运和享受。

　　邓先生惠示《永宪录》；孙先生惠示《枣窗闲笔》两宗重要线索；张先生惠借《楝亭图》题跋；陶先生惠借己卯本《石头记》。

　　我又早已在燕大图书馆查得曹世选、曹玺的两轴诰命和《楝亭诗钞》最初版单卷本，在校东门外成府村地摊上买得《掌故丛编》曹家奏折档案全文(也是邓先生提示过)，而赵万里先生又是亲笔写信介绍我到故宫档案馆去查阅李煦奏折的热心人。

　　我到燕京大学时，邓先生已退休在家撰作史学专著和《清诗纪事》，大约正在进行中(但我不知，今回忆，他让我向图书馆代借清初人诗集，应即为此。他自己藏书甚富，未敢借阅) 。因此我拜识他是由同窗学弟孙铮的介绍。

　　孙楷第先生很晚方入燕大执教，我也并未正式选读他所开的课目，只有一次慕名前往旁听，正巧他讲到《红楼梦》，说《枣窗闲笔》中记载曹雪芹的相貌和为人风度……聆之大喜!未待专诚拜谒，下课后他回家路上，我就冒昧启齿向他求借此书。他很慷慨，答应所求，说明只有一个抄本，原稿本已归北京图书馆公藏。

　　孙先生也是受胡先生之托，亲将“甲戌本”送到我彼时宿舍——燕大四楼，即从西向东排建的四座学生宿舍的第四座，在未名湖畔，朱楼形式，两层画栋，中有雕木栏，绿杨垂拂。

　　孙先生是我所见的老知识分子中身体最弱的人，天已热了，他还上下是棉衣棉裤；语音也不洪亮——这使他气宇不够恢弘。他是小说学与元代文学考索的专家，饱学之士。我当学生时的第一篇“脂学”论文能在《燕京学报》发表，是他审评赞许的。及至我报考中文系首创研究院时，几名考生的试卷也是他评定取舍。事后，有同学转述，孙先生对人说：“看了试卷，还是数周汝昌，胜过那几名远甚。”

　　记得孙先生请我和许政扬学兄到他府上晚饭，孙太太治筵十分丰盛；但孙先生席间情绪不高，未明何故，面有愁苦之色，语不及学，满腹牢骚在口，让人无法应对。我与许兄感受一同，时常谈起，不敢多去问候他，显得有点儿疏远失礼，但我们非不知尊师，而是实有难言不得已之苦衷。至于他老人家知谅与否，我与许兄都说实在无法顾虑，只有心存歉怀就是了。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53

陶先生是主动见访于东城借寓(东四七条王家府上)，我至今纳闷他是如何得知我的行踪的— —前此也毫无联系，实是素昧平生。此事奇极，只好说是宇宙间有一种“感应波”，暗自传递信息，而科学家尚未能知吧。因为那时我只有前文明述的《图书》版两三篇短文，连《燕京学报》上的“脂评”考论也是得到陶先生之助才写成的，而他前来寻我，岂非奇极之事而何哉?

　　他对我兴致勃勃地详叙了昔年在上海目见曹雪芹小像立幅横卷两件珍绘的异事，随讲随画( 可惜是铅笔，无法制版)，记忆清晰，整个画面布置，雪芹所著袍衫的颜色，鞋子的样式，倚案而坐的姿态，面庞(脸盘儿)的轮廓(面型)……一一分明。又言画上方有“壬午三月” 的题记。

　　他在沪所见芹像二幅，一竖一横，分藏两家，事极稀奇，我据以记入拙著《红楼梦新证》，于是引起某些人士专程赴沪访求。蒋家立幅终不可复见，李家拿出了横幅，即《幽篁图》，一时盛传于海内外。若干书上都据照片制版作为装帧或插图之珍品。但这幅“小照”的多家题咏都是翰林词臣，胡适先生后来得见后曾撰专文揭示与雪芹无关——至言陶心如是第一个受骗者，周汝昌是第二个……(此文手稿见于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

　　我当时无有发言权，直到增订《新证》重出新版时，方提出一个新见解：考明绘者王冈之父别号“雪岑老人”，岑、芹、琴在很多地区方言皆音近或音同(传云一条题咏上款作“雪琴 ”)。于是我推断，此画应为雪岑小照(行乐图)，后来讹传——也许竟是古董商借以牟利，做了某些手脚，蒙蔽了多数世人。

　　我今日在此补充一点——

　　王冈所绘《幽篁图》画面与陶先生(工于绘事)所绘草图根本不合，这可分三点来说：

　　(1)陶绘上方是树的枝柯，并无一枝竹子，又哪儿来的“幽篁”?(王冈则有丛竹，绝无树影。可证那不是《幽篁图》。)

　　(2)像主全身为一横案隔断，即雪芹系倚桌而坐，身在桌后。桌案是长方的——是石是木，当时未问及此。而王绘是倚石席地踞坐，全然不同。

　　(3)王冈此幅上方也没有“壬午三月……”的题记。

　　综此三点，加上“雪岑”一端，我敢说：陶先生何尝受“骗”过?受骗的倒是别人。

　　1980年夏，赴美参加国际红学研讨会议时，在广州旅馆中，同行者陈毓罴君才拿出他得到的四张照片，是《幽篁图》中割下来的题咏，据云原件只剩了这四张大小不一的零幅，其他情况不明。

　我据此曾撰一文，题以《红海微澜录》之名，付与《红楼梦研究集刊》发表。从此，我再不提《幽篁》一图之事，而相信河南出现的《雪芹小照》方是真品(却又为无识者指为“伪作”。世事之是非颠倒，鹿马易名，大抵如此。良可慨也)。

　　彼时，我已借得胡先生所藏“甲戌本”与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序本”，渴望“庚辰本”而不可得——当时只这三本是八十回原貌，其他抄本皆系后来《新证》重提芹书真本校

勘时，方引发陆续出现。而陶先生竟将他珍藏的“庚辰本”照相本全貌十册慨惠与我。仁人嘉惠，永怀弗谖。

　　我现保存了陶先生一张手柬，是向我借阅“甲戌本”录副本的一件文物了。

　　诗曰：

　　胡顾陶张赵邓孙，几家高谊列师门。

　　小生何幸超思议，也是红缘聚夙存。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58

热情与冷语

　　热与冷的反响，我都衷心铭篆，因为尽管态度风格不同，给予关注却是相齐的。

　　我介绍《懋斋诗钞》的拙文一经刊出，胡适先生立即热情寄语惠教。紧跟着，俞平伯先生的文章也出来了——并非写给我的，内容却是针对拙文而发。我揣想这大约是赵万里先生乘此新话题而向他征文之故。俞文的语调口吻很冷，还好像有些微词见讥之气味，令我(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感到一股异样的气质或性格在发言表态。
　　胡先生热情表示高兴，幅后方言，对拙考雪芹卒年(癸未，乾隆二十八年除夕)表示同意；对生年(甲辰，雍正二年)则不予赞同，其理由是：如果雪芹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 (按胡先生主张雪芹生于康熙晚期，所谓繁华，指曹寅时期的“盛况”)。

　　我少年气盛，不服气，乃又撰一文商讨，附有一个“年表”，排出雪芹生卒、著作、经历的要点岁月，以证他只活到四十岁。根本没有什么“繁华”“可赶”——因为即使早生十年，也正“赶”上曹NFDA5倒霉、家计十分艰窘的景况。

　　胡先生从此与我直接通信讨论了，仍很客气热情，但在信末说：“我劝你把你的年表收起来 !”

　　我读了信，心中颇有所惑——不理解为何年表必须“收起来”，这不成一个学术理由。

　　谁想，俞先生的文章也出来了，其大意有三点——

　　(1)读了周文，自己因未研究，并无新意。

　　(2)如照周文所考，则“自叙传”之说就不能成立了。

　　(3)据他看，“年表”是很难排成的。

　　俞先生的笔调，不甚明朗，我代为“打开窗户说亮话”，就是：对新发现不大感兴趣，周文 “破坏”了胡、俞所主张的“自传说”；排“年表”是一种妄想，必然无法做到。总的语气是冰冷带点儿讽刺。

　　我想不通：为何拙考雪芹若生于雍正二年、活到四十岁就使得“自传说”无法再生存了呢?

　　后来方悟，显然是同情胡先生的“赶不上繁华”论之故也。

　　在此，却需要讲讲“年表”的事由，因为它是红学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牵涉到很多学者与论者。

　　所谓年表，就是以生卒年之推断作为出发点，将雪芹生平几个可以捕捉的事象重点按年头顺序排出来，标明清朝年号纪年、甲子干支、西历纪年，各有关年下注明雪芹写作、活动、遭际……的踪迹，如此可觇这一文星的大致“事状”，也可供深入探研的参证，眉目粗具，虽系粗枝大叶，却提供了一种“框架”式的方便“法门”。

　　这种做法，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是治史学常用的一个好方式。可是我的“年表”却遭到了反对与讥嘲，成为一大“错误”。

　　胡先生反对，是因为我用“年表”来证明拙考生卒的道理，而他不同意“生得太晚”(并无实际论据，只出于想当然)。他劝我“收起来”，语气倒还是与人为善的。

　　俞先生反对，与胡不同者有三点：一、“年表”的办法原是他首创的，见于1923年的《红楼梦辨》。二、但到了1948年我也另作“年表”时，他却表示了异议——异议不是年表排的是非正误的问题，却变成了排年表根本不可能的表态。三、他行文的口吻显得很特别，颇带酸气。

　　俞先生的心理活动，我始终理解不透。

　　这儿，就又要提到鲁迅先生——提他不是说他与我有什么关系(他未及见到拙文)，而是应该说明：这位大师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专论《红楼梦》时也采用了“年表”!

　　这在此书的初版两卷本里，十分鲜明，现行本是后来删去了，以故很多人也不知晓。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59

有趣的而且重要的是年表的形式虽删，“精神”仍在，并未消失。证据就是先生在叙论中说道：

　　乾隆中(一七六五年顷)，有小说曰石头记者忽出于北京，历五六年而盛行。然皆写本，以数十金鬻于庙市。其本止八十回……

　　我早时初读先生此语，就心想：那“历五六年而盛行”是怎么得知的?定有依据。及见未删本的年表，方知这都是那表中所列的年次。

　　附带一言：先生在此书中运用“年表”，亦非一例，如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即有年表一幅——尽管那非关作者，而治学精神是一致的。

　　鲁迅先生为何后来又将第二十四篇之年表删去?没见有谁举示理由。若假想是因为“年表” 中有参用小说人物与作者混同、即犯“自传说”之嫌，我难以苟同，因为他始终认为曹雪芹是宝玉的“模特”，“整个儿的进了小说”!

　　这桩小说史重大公案，还有待高明硕学做出研究讲解。

　　至于我，承蒙胡、俞两位先生见教，虽有热冷之分，我同样感荷不忘。这是因为，没有他们的鼓舞与迎头冷水泼来，就不会激发我走上红学之路，而且百折不挠。那时我心里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将年表做出来给你看!”

　　于是，我由学“洋文”转入了学“红文”，直至今天；《红楼梦新证》乃此誓言之结果也。很清楚：《新证》正是一部“特大年表”，岂有他哉。

　　诗曰：

　　多感迎头语意冰，一瓢冷水亦多情。

　　洋文寡味红文好，年表排来幸已成。

　　［附记］

　　俞先生于1954年2月给他的老师知堂的一封信札中有两处提到我：一是说“……‘旧时真本 ’《红楼》的系续书之一，决非原作。……汝昌君好奇之过耳。……”二是说我主张雪芹卒于癸未(乾隆二十八年)和旗籍满洲包衣之说“亦是错误的”。谨按：前者之出处，不止《续阅微草堂笔记》，类似之记载颇可互证；且我也曾表示过：纵非原著，也当出于知情者依据雪芹之本意而撰作，非一般不相干的“续书”“仿作”者所能想象而至。后者实因他主张“ 壬午说”，遂断癸未为“错误”，不留商讨余地了。近来学者不乏新意，如李奉佐先生在贵州《红楼》即发文为“癸未说”做出补证，具有学术说服力。可惜俞先生已不及见矣。旗籍问题，早已无人再信“汉军”。俞先生函告知堂可去阅看的文章，是指他在《文学遗产》创刊号上发文，率先批评拙著《新证》的那种意见，口气十分自信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00

俞平伯的遗札

　　几次运动以及相应而造成的信札散佚损坏，是红学史迹上的一大损失，其中有极珍贵的名家手迹与学者讨论问题的内容，如张元济(菊生)老人以瘫痪之手亲笔书写的一件极为绝特的珍迹。我的各种函件之多，真如“山积”，加上年大记衰，几乎全成“烟云模糊”，难以追忆。不想近日忽然发现了俞平伯先生的遗札三通，大为惊讶!——这是怎么才得幸存的?谁也说不上来了。
　　这三件，一件是明信片，邮戳明白：19631128。一件是简札，字大，可以判知是1964年的。另一件最重要：小字工致，近乎楷书的风格，笔致秀雅，内容也重要。估计也应是1963 年的鱼雁遗痕。

　　今不依年月先后，而以其内容之价值排次，倒叙如下：1964年的短简、1963年的明信片、最长的信札。

　　短简全文云：

　　汝昌先生赐鉴：承

　　惠赠新著《曹雪芹》一书，详赡活泼而不支蔓，深入显出，引人入胜，洵为近来治红楼梦之佳构，无任佩荷!其中论点弟所同意者亦居太半也。匆复谢候

　　著安

　　弟俞平伯顿首三月六日

　　这是1964年拙著《曹雪芹》出书后，寄奉了一册向俞先生求正，蒙他赐复的墨迹。宣纸笺，字大文约，书写不甚工致。这种谢函性的短柬，大抵难免溢美之词。其中所言“详赡活泼而不支蔓”也流露出他的议论：为芹创传，文宜活泼而事戒支(枝)蔓。而且，他也明白而又委婉地表明：在论点上只同意“太(泰)半”，另有“少半”是所见不同的。

　　这是学者的诚实态度，不肯作“过头”的赞许。我的揣度，他不大同意的至少包括：生卒年的考订，脂砚的身份问题，脂砚、畸笏二名的关系——可能也指对雪芹旗籍的不同看法，等等(他对清史制度不是专家，不明“包衣”“汉军旗”的严格区分)。

　　但无论如何，为雪芹作传，无人敢为，我斗胆妄行，未遭呵斥，反而得到了他的不一般的奖语，如“引人入胜”，如近年治《红》之“佳构”，这也就很不等闲了。

　　再看第二件，是明信片。正面中间竖线分开，右侧书写收件人的地址、姓名、发件人的地址 ——

　　本市东城

　　无量大人胡同53乙

　　周汝昌先生

　　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俞

　　我写至此，不禁“醒”悟：原来这两个寓所“旧巢痕”今俱改变，连那巷名也不复存在了。沧桑之感，何待千年万载乎?(也想起我故里的地址书写形式，今亦有幸保存在胡适先生给我的信封上，旧巢久倾，今无知者矣，令人慨然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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