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自传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04

正文是在背面开头写，容不下了，又转到正面左侧来，其文云：

　　汝昌先生：

　　手教欣诵。前者刊出拙作颇伤繁冗，乃承奖饰逾恒，甚为愧荷!《红楼》一书，浩瀚繁复，虽治此有年，仍不免望洋之叹，知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尚另有一篇，谈文学所所藏之所谓《兰墅稿本》，已投寄上海中华，闻将于《文史论丛》第五期上刊出。此刊可有抽印本，届时自当以一册呈正。因系谈版本，恐知赏者更稀耳。匆覆不尽，即候

　　著祺

　　弟俞平伯十一二八

　　这是钢笔书，字颇草率，盖匆忙中之急就章也。其中最值得玩味的话，就是“《红楼》一书，浩瀚繁复，虽治此有年，仍不免望洋之叹，知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这一段，语不多而甘苦之心已尽在此，乃他老的真实感，真心话。此与普通的谦词并非一回事，值得铭记。

　　第三件，今亦引录全文——

　　汝昌先生：

　　论《梦稿》一文甚不完备，草草写就，NFDC7荷

　　来札奖饰有加，良愧良愧!高氏续书只凭船山诗注一证，依近来陆续发见各情况，其非高氏之笔或然性较大。

　　惠书云云，窃有同感。若程乙本之凡劣尤为显明，自胡适享其敝帚而影响至今，亦可惜也。平曾有一想法：程乙本流传矣，脂本亦稍稍流传矣，而刻本之祖若程甲者迄无一可据之定本，于学者诚为匪便。甲与乙每相混，不易辨识。今友朋中多有藏此残简者；文学所曾入藏一部，观书品甚佳，却未曾核对。若能汇萃诸家所有，经子细审定而影印之，或亦纪念作者之一事，而津逮来学尤非浅鲜。岁窃怀此意，迄未曾言之，质诸高明，以为如何?若论甲戌本之年代，鄙意底本是一事，过录(即今本)又是一事，所附批语又是一事，不宜混淆。如双行注固与底本相连，若夹批眉批等等则无时不可转抄、加批，以之推定底本及今本之年代甚难。此问题非可骤决者。其间文字(例如第一回)有出己庚两本之外者，别是一格；不能设想雪芹晚年有此改笔，亦不为后来各本所依，当为早年之笔无疑。吴藏己酉序本昔借来匆匆一读，于即还之。其时弟适伤臂，倩人录出如干条，极不多。以其不甚佳，恐属妄改，未采入校本中。今承

　　询及，移录前抄者十二条奉上，庶尝鼎一脔，聊佐清谈。前写“随笔”纰缪良多，悔其少作，旧稿亦已零落，致未克检呈，为歉。五四年作家协会编印《红楼梦参考资料》之三，即其全稿，或可在图书馆中觅得欤。匆复候

　　著祺

　　弟俞平伯顿首

　　七月二十六日

　　从我们见的俞先生的笔墨文词来评量，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珍迹，是一幅用意的写作，我不知他平生能有多少封信是这么写的。

　　若论到此札的内容，那就更为珍贵了——一封信内答复了我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出谁手?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三是有大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了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的看法。(这些我俱不记得，是从复信中推知的。平生所写论学书札，数量极大，远比已印的专著为富，但俱随浩劫荡尽矣。)而俞先生不厌其烦，逐一答复，述其所见，明晰而无游词，是学者的可贵的诚恳态度。

　　今日重温，第一条尚须存疑(因高鹗序文中的明言共“襄”其事了)。第二条确见俞先生的文学修养及鉴赏水平高于胡适先生，以为流布“程乙”劣本是可惜之事，说那是“敝帚”之自 “享”，婉而不谀。第三条不以某人的大言(而且竭力攻击讥笑别人)为然，指出批可后加，可转录，岂可以此定正文的早晚，与拙见正同。(不知俞先生的《全集》有否此论?)

　　1954年10月发起“批俞”运动之后，到60年代之初，红学方见稍稍复苏——是由于国家大规模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引发的不同寻常的学术复兴契机。我与俞先生的这一时期的通信论学，就是这一“红学史阶段”的表现。

　　重温旧迹，感触纷如。如今能写这种书信的人已十分难遇了，前辈风范，令人怀思，令人叹惜。

　　俞先生记忆力很好，一次文代会上同车，他还说：无量大人胡同在明代叫吴良大人胡同。可见其心思细密，不遗琐末(吴良似是明之开国功臣)。

　　文代会上有一幅大照片，主持者安排的：俞老坐沙发当中，左为吴世昌，右为笔者。吴恩裕兄竟无“位次”，为了“入镜”，坐在沙发的扶手背上。

　　俞先生学术生涯六十年曾有庆祝盛会，我携贺诗并苏州评弹老艺人黄异庵托我转奉的诗笺，到会亲手交付他老，他显得很高兴。会后又感赋《满庭芳》一曲，吴小如兄见之，特以工楷书为大幅。

　　我与俞先生的最后一面是在北海御膳园，单位设宴招待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时，俞先生竟特例莅临。

　　诗曰：

　　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红》。

　　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存老辈风。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08

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

　　上

　　李一氓先生负责国家的古典图籍整理编印的大业。在他主持下，连《大藏经》这样的巨帙也得以重印流传，功绩可思矣。其他无待繁举。

　　我与氓老初无机缘结识。后来竟有数面之缘，而这却是关系红学史上的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记。我从这件事的意义来纪念他，比什么都重要。

　　因叙此事，势难避免涉及一些我原不愿提的人情世故，这也无可奈何。我想，借此留下一点无人能知的史实，也未尝不是有用的垂鉴。

　　从我所能记忆的若干细节(岁久年衰，大半模糊消失……)说起——

　　大约是1984年之夏，我从“八大人(明代“把台大人”，即“把总”之敬称，日久讹为“八大人”)胡同”寓所(夏衍旧居)走上朝阳门南小街，欲往东四牌楼。才走出几步，顶头遇见胡文彬先生，却正是专意来访。见他面容严肃，像有什么事。因问他，如有事请即见示。他说，还是到屋里去讲吧。我们一同回到小斋款叙。

　　这次简单的谈话就是告知我：得到确信，一氓同志决意向苏联洽商出版列宁格勒所藏《石头记》旧抄本。拟派之人就是我。

　　我当时听了，心里反响有三点：一、以前似乎听说过有洽访此本的拟议，此次虽闻有讯，以为真正落实还在无定之中，未必即行。二、佩服李一氓先生的识见，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中竟将此本列入议程，实出意外，也很高兴。三、当时研究此本的只有二人，台湾的潘重规先生是第一个赴苏探索的学者，撰有长文介绍；大陆则是胡文彬先生出版过专著，还是我题写书名与序文的，他得见了部分照片书影。

　　那时对此本的估量意见不一，我因目坏事冗，终未深细了解确切情况。记得有一次李希凡同志忽以电话问我对此本的看法，我冒昧地回答说：据介绍，开头款式与庚辰、有正等本一样，已无甲戌本的格局了；又云是道光年间传钞之本，则年代太晚，恐怕其价值未必很高……

　　事后自悔，这实是“强不知以为知”，不负责任瞎说一气，很不应该。

　　因此，很愿将这个稀奇的本子了解一下，如有价值，即建议洽商影印。心里也盘算，如派我去并可以推荐同往者，即拟举文彬之名。

　　可惜，我总是太书生气了，事情的“发展”和我设想的可太不一致了。

　　记得那回的办事步子还真快，不久，有位沈君就来接洽了——他是古籍整理小组的人，李侃同志的助理，常在李一氓老处来往联系。他说的，与文彬之言相合。遂约了日期去拜会一氓老。

　　且说李寓是内城东南角一带，与敝居相去不太远。将到时，还有一座古牌坊的遗迹。入宅后见院子很大，花木蕃多，也像个小花园，但无亭台之类。客厅也很宽敞。布置不是十分高贵奢华。入门一小案上有一小盆山，生满绿苔。

　　一氓老身材伟岸，不是文弱书生型；嗓音十分洪亮，表明体气禀赋很厚，说话则是一口四川口音。看他为人，因年辈地位皆高，见了我这样的人，自然有一种长者的身份，但实际上他并无俗吏的官架子，是个平易近人的学者。

　　初会时，中华书局的总负责人李侃先生在座，正与李老对谈，见我来了，赶忙“让位”。他笑容可掬，但不发话。

　　李老先说：给你一部书看——他从架上取下一厚册洋装书，看时正是新印的《大藏经》第一册。他的神情很欣悦，可见他对此书影印巨大工程感到喜慰。我说：这是一个大宝库，虽说是佛门典籍，也包涵着大量的中华文化的精华。

　　我们的会谈只像是学友随便闲话，并无拘束。李老说了他的设想与愿望，问我对“列本”的看法。我那时也只能照国内研者的初步议论来作答，但我十分赞同将此本争取影印的计划。这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公事职务性的洽谈。

　　我记得还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将雪芹令祖曹寅的诗、词、曲、文搜全，出一个全集，因为楝亭先生的文学成就实在很高，而世人认识尚很不够。他欣然答应了。——这个题外话，后文再略续及。

　　访苏之议，进展不慢。等到我下一次再被召去细谈时，已有红楼梦研究所的冯、陶两位所长在座了。

　　事情起议之初，在主要派人上，没有该所的关系。后闻所内一位女同志说：所内闻讯，所长正在外出远地活动，有同仁以特急电报召回的。此后的事，也是该所内的人透露过。长话短说，就是我逐步变成了别人的“随员”，大非初议时本系“正角”的身份了。

　　然后再繁话简说——已到了规定日期的地步：1984年的12月。

　　当此隆冬到苏联严寒之地，我以六十六龄之弱躯，实有顾虑，兴致上也不太高，不愿前往，遂专函向一氓请辞。但李老意厚，不获许，仍须勉力奋勇而行。

　　到这时，我想推荐胡先生几位研究专家同行的打算，当然再也无从说起了，只好给人家“挎刀”“打旗”——这其实是到后来的感觉和处境，初时还不太明晰其中奥妙。

　　12月下旬的一个雪夜，是启程之行。白天收拾很劳累，夜眠很重要，可是后半夜即所谓“晨 ”的四点钟，就被唤醒了。无奈何爬起来穿着“行装”。

　　赴机场当然是本单位的车，在此方与冯所长同坐——事先这么一段时间，毫无联系。

　　到机场，见李侃先生已在，我上前打招呼，他仍然满面春风，但也仍不发话。我说：耳朵坏了，请多原谅关照，以免失礼误事。他也只以笑容示答。
　　全程是八个小时整，我们的“级别”当然坐在后排。这儿不是“入睡”的地方。
　　好容易降临莫斯科。因时差之故，苏都此时已是下午很晚的时刻了。下机入境，军警夹路，检查站验了证件，目光犀利严峻——我很奇怪：三人不是“一行”的公文证件，是分着验行的。我在最后，冯李二公早已远离。

　　一位小员员接待了我们。官是只与所长交谈的。我书生气仍重，冒昧问话，他看了我一眼，不答。

　　转眼之间，所长不见了。我与李公被引上一辆公共汽车式的大座车。在此枯坐了近两小时之久，不知何故，心中着实纳闷。

　　我问李侃：怎么不见冯先生上车?他答，他早已由专车接到使馆里了。

　　直到此时，我的“随员感受”方才具体化起来了。

　　从夜四点钟到此，目不合睛，近七十岁的人，只好“振奋”自己的精神，耐心等待。

　　终于，我国航机全组人员登车了——方悟是等他们(也住宿驻苏使馆内)才一起开车归馆。

　　车到我国使馆，不容喘息，我们大使立即接见——他当然不体会我们的行程是已历多久，而且无一分钟真正休息。

　　那时，满厅的明灯，已是夜间。

　　记得是李公把公函递交与大使同志，大使便向冯、李二位问话开谈。

　　他们谈了不少。最后，大使对我发问：你有什么意见?

　　我的发言肯定不会很“精彩”，这是因为：一、太疲劳了；二、我感觉我在此行中注定不会起到什么重要作用。

　　当然，我发言总是遵守行前李老的托付与叮嘱的精神。

　　我们大使对此洽取《石头记》一事很予重视，他为我们三人于某晚特设专宴招待。席间，冯所长因患病高烧不能支持告退。大使问我：你看我有多大年纪?我说五十岁光景。他听了说：你这么说我可太高兴了——我已六十岁了!

　　因又提北京住处，他住东单一带，问我住处，须走多远?我说“朝内”(朝阳门内的京语简称 )南小街，到东单(东单牌楼)最多步行不过一刻钟。

　　他大约离返国不远，当时有互访之意。

　　诗曰：

　　雪夜严程地似冰，云霄万里到苏京。

　　员员只与员员会，奉使何尝衣绣行。古有“绣衣使者”之语。亡兄祜昌来函曾用之以壮行色，阅之不觉失笑，诚解嘲之谓也。

　　中

　　目标不在莫斯科，而是列宁格勒——今复名圣彼得堡。

　　我们坐的似乎是“专列”，因为车上十分清静，陪同的是李福清、孟勃夫两位汉名的苏联汉学专家，此外有一名使馆协助的青年翻译。

　　到站了，平平静静走出车站，我穿的是呢子大衣，一个羽绒服的轻便塑料包儿是李福清先替提着。他总围随我予以照顾，心里很感谢他。

　　上车直奔一个国际宾馆式的住处。

　　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房屋家具，一切用物，闻说皆从本国运来，所以住下还像“在家里” 一样，颇为惬意。一到宾馆，可就不同了——我素来最怕住“高级”旅寓之类地方，加上苏联的风格习俗都不同了，可真不自在。尤其可畏的是这儿的惯例是将屋内暖气弄得极热，与外面零下的严寒要走走“极端”；凡到一处，进门即是“柜台”，有女士专管存放衣服，进来后立刻须脱掉大衣，连帽子手套，一齐交付，换一号牌，到出门时凭牌领取衣帽。在这儿，一进屋立刻热得只须穿衬衫。这也“罢了”，麻烦的是我这陌生老人来此是“进行活动”— —一时传唤要到哪里去了，急忙在“蒸笼”内即行穿齐了外出的极厚衣装!这种滋味可不太好受。出了门，上轿车，车里也可以热一身大汗!每日这么折腾几次，身子骨儿若没“两下子”，就能折腾病了。这是闲话。

　　且说真的去看《石头记》抄本了!

　　记得到了博物馆，馆长立刻开了一个小会，想听我们的来意。因尚未见书无从表态，说定看书后重会。于是到藏书阅览的大房间去看书了。

　　在苏联二大都会似乎没有小巧玲珑的建筑、陈设的景象，其典型风格皆如清人论词，曰“重、拙、大”。馆内大书案一排椅子让我们三个中国来客坐了，将珍贵钞本数函分给了三个人，摆于面前。坐次是：周、冯、李。所以我打开的正是第一函——蓝布硬书函，此应是中国原装，因为函内书册的线装，亦非外国所能有也。

　　孟勃夫先生站在椅后照顾我。打开首册，他先指给我看，书页的补纸竟是将《乾隆御制文集》拆散“运用”的。此事早闻，学界称奇。但我此刻全无心思去细看那“宸翰”的详情，急急拿起放大镜，从第一回“抽看”我最注意考察审视的几处重要字句。

　　一下子，奇迹入目了!

　　原来，曹雪芹虽然大才，却因传写黛玉林姑娘的眉、目而大感为难，甚至有“智短才穷”之困，以至“甲戌本”上此句(首句叙写黛玉容貌时)这两句竟未定稿，留着显眼的大空格子— —而其他抄本之不缺字空格的，却是后笔妄补之文，非芹原句也(如珍贵的“庚辰本”也竟补成了“两弯柳眉，一双杏眼”!其俗至于此极，雪芹若见，当为怒发冲冠，或至愤极而哭! )。这个问题，久不能决者，今日一看苏藏本，竟然整整齐齐地写作“……NFDAC烟眉” 、“……含露目”!

　　我惊喜交加——不敢形于“色”，心里则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当时的内心十分激动：多年来寻找的真文这才如同“铁证”般出现了。(此前，诸本有作“笼烟眉”、“含情目”者，皆为妄改。“NFDAC烟”喻柳，见于雪芹好友敦敏的《东皋集》，俗人不解，反以为误。至于“含露 ”，喻其目内常似“泪光”湿润，有文互证。而改成“含情”，尤为俗不可耐。)我心里说，既见二句，以下不必多检了，其“定品”、“定位”，已不待烦言细列了。
　　草草再往后翻看几处——八十卷长文，以我坏目，焉能细审多端，只真成“走马观花”了，但心中已无疑问：此本价值，过去低估了，这才真是一件多年来罕遇的奇珍至宝。

　　事势也不仅仅是我无法多看，因为只不过一小时半的光景，就宣布暂停，中午进餐休息，准备下午另有参观活动。

　　话要简捷：仅仅看了不到两小时的书，下来之后，冯、李二位并无一言相语——更不要说应当三人有个“小组内部讨论”，而到了馆方领导再次召集会谈之时——此时记得这个会谈场面是一条长桌，馆的领导二位坐上首，苏联专家李、孟二位分坐二处，中国三客人列坐下首 (即馆领导的对面)，驻苏使馆两位分坐两端。由李福清专家任翻译人，当场口传中、俄两语。

　　会谈开始了，馆长似乎很心切，有点儿迫不及待地想听中国来访者对此抄本的意见。

　　这时，冯所长是答话者，数语之后，他就说：“请周先生讲他对抄本的意见。”

　　在此局面之下，我的处境是十分为难的，因为：第一，绝未预知他们二位的看法与打算；第二，我的看法是否妥当，如何表态，也未经征询、商量——往一起碰碰；第三，尤其重要者，行前李老曾着重嘱咐：当时中苏关系有些欠协调，此书我们是求访欲传的，只怕因外交关系不够顺畅，故看书之后表态时不宜过于强调其价值之珍贵，以防引起对方奇货可居的心理，提出难应的条件，事将棘手——所以语气分寸要恰当掌握……

　　而一到使馆，大使的话里，也正好包含了这么一层顾虑的意思。

　　但事实上，据我后来私揣，那一顾虑似乎是过虑了，我感到馆方倒是极愿使之流传的。而事情的微妙又不在此一点——不要忘了，此本是李、孟二专家发现而撰文发表，始为世知、引起重视的，此为一大贡献，在苏联学界也是功绩与光荣，到此刻人家要听听中国专家的评价了!这在人家来说，太有关系了。何况二位汉学修养很深，能说能写，对红学也很有研究。请想，我若在会谈的桌面上“信口胡云”，能够“交待”得下去吗?

　　——这可就难极了，我被推上了这个表面“重要”而实际“入围”的困境中来了。

　　无可奈何，不容沉吟退让，国际视听攸关，只得打起一派书生的本领精神，说出了一席话言。其大意是：

　　第一，本人目损，如此巨帙，只看了一个多小时，无法掌握全面，所以个人意见可能不够正确。如有误说，请保留以后纠正的权利。

　　第二，此本是一部“脂批本”系统的旧抄本，未经程、高等人篡改过，文字是接近雪芹原笔的(这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第三，但是一部“脂批本”的原书，却被抄得几乎成了“白文本”——即脂批被删得只剩了极少几条(而书眉上的若干批语，并非脂批，并无价值。此点使李、孟二位不能辨认，以为是难得独存的批语。我讲时淡化了此点，不使他们二位感到为难)。

　　第四，综合而言，价值在于正文，删掉批语是个缺点。但仍然值得影印，可供研究之用。

　　我是这样“完成任务”的。馆长似乎满意——至少没再疑问。李、孟二位恐怕不够惬怀，听我“调子”低了，但也没有歪曲事实，不是大谬不然，故亦无意见可提。

　　会谈基本如此。冯所长说了几句，即行散会。

　　本文主题是纪念李一氓先生，而他老交付给我的这一重要任务，总算勉强胜任了，没有辱命。可是回国后我却没有机会向他面陈一切，即向他有个“交待”，心中过意不去。今故以此拙文，聊志高情，兼怀悼念。

　　以下，不妨顺便说说我何以没得机会向他汇报的缘由，可算一篇轶闻旧事。

　　还从在苏时叙起——

　　先说离开列宁格勒之前的事。那天看抄本，午饭由馆方招待便餐，与女士职员等共吃一顿家常饭，人家都很亲切，像在家里一样随便。也参观了藏庋的珍品。印象深的是敦煌卷子。有一册彩色《红楼梦》绘图，十分精细，风格与国内习见者不同，值得影印流传。在国际来访学者的签名大册上留下了姓名。这一切是很愉快的。

　　但未料次日我却受了整整一天的“洋罪”。

　　简单说来，那日是一早冯、李二位就受邀到某处去参观游览了。我因上文所述的那种在极热极冷的“两端”中不停变换奔走，年龄体力，已不能胜任，就一个人留在宾馆里。早晨略进糕点咖啡之后，便只能留在斗室，如困于“囚笼”中了——因为不通俄语，个人身边是无一文外币的，到午饭我束手无策了。岂但午饭，吃了极甜的早点之后的中国人总想喝口热茶，可旅馆只有桌上玻璃瓶中的冰冷白开水。

　　一筹莫展，困卧在床上。这滋味不是太好过——谁让我太不能去想想办法呢!

　　迷迷糊糊中，室门忽开一缝，似有人欲入。急忙起来，看时却是两位中国女留学生。她们小心翼翼地试探到了这里。这真是“空谷足音”了。留学生们消息灵通，来寻亲人，诉一回身在外边的心情，托带信到北京的家人……

　　直到下午四点，使馆那位青年某君匆匆忙忙来了，说是特来照顾我吃饭。

　　谢天谢地，如获“救星”。

　　草草饭罢。他说晚上还有活动，问我去否。我心里早无此种兴致，故答不往。他似有不解，说：“你不是休息了一天了吗?……”意思是该有力气了。我不太讲情理。我这个老百姓，身无官职，在人目中，自然另是一番“级别”了。

　　这个宾馆晚上有歌舞节目，招待客人。最后一项是脱衣舞吧?一群美女，舞到后来，身上只剩了“三点式”。作陪的李福清专家解释说：“这是学好莱坞……”

　　登上回莫斯科的火车，李福清先生一直陪伴我，灯下谈学问。出示了新发现的珍本明刻《三国演义》的图片，带版画插图。我问时，他说这是在中国未见的孤本。

　　又提到博物馆藏有大批满文文献，无人过问。我问为何不加研究介绍，他答，没有满文人才。又问为何不培养一些年轻学者，他照欧洲人的习惯表情：耸耸肩，摊开手，说上边无人重视这种事。

　　此时孟勃夫先生又送来了一些小橘子。在苏联的严冬，这水果大约是不会太多的。我十分感谢苏联学者的友情和厚意。

　　在火车上稳睡一夜，醒来已回到莫斯科。

　　诗曰：

　　为访珍书冰雪行，自惭无用老书生。

　　员员自有员员事，何必多劳费耳听。

　　下

　　回到莫斯科，公事上更没有我的事了，其情况总是冯、李二位一室，将我尊为独居一室。他们与苏联专家或其他人员如何商量、如何决断影印抄本诸般事宜，未有一次召我去参加听听，有所了解，当然更谈不到问我有无想法与建议。这也许是由于我耳目不灵(带有助听器)，或者是怕我劳累吧。

　　要等回国的飞机票，每日枯坐。只有一位使馆同志为人甚好，特意引我到他的深居小书斋中，见他案设中国笔砚，立刻欣慰异常——要知道身在异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见这些，心情十分复杂。他喜书法，知我贱名，要我留下字幅，我为之写下了一首“腹稿”：客居盼归的五言古风。

　　也只有这时，才有机会在使馆内外走了走，地上很厚的冰，很滑，足下穿厚皮靴，行走须加意防跌。我从居室向窗外看看，是些树林，不时有大喜鹊拖着可爱的长尾羽在林中飞过。过路人都是皮帽皮衣，大步而行。也有的站住，看使馆门口的“报栏”，内有介绍中国的图文。

　　一日，忽然冯所长来到我屋，这是惟一的一次。他来是为了将拟好的一份书面材料读给我听，让我签字。——在他名下陪名联署。我恭聆照办。公事至此正式结束。

　　飞回北京好像已是12月24日了，即1984年之年底。

　　第二天是一齐去向李老交差面报之日。我从早到晚，整整等候了一天，怕随时车来接，什么事也不敢做。如此悬悬了一整日，心中十二分纳闷焦烦。

　　天黑下了，终于没有什么动静。

　　我的一腔高兴准备面会李老的痴心，此时宣告冰冷。

　　无巧不成书，次日就是到文联开代表大会，一进门，顶头就碰见了冯所长。他笑容可掬，向我说：昨天已向李老做了汇报，李老对此行的成功十分高兴!

　　我不禁愕然。记得只好“哦”了一声，因无话可说。

　　对此，我越想越觉不是滋味。我怕李老看到人家二位知礼，立即汇报，独周汝昌如此狂妄无礼，眼里看不起李一氓!……

　　我考虑再三，写了一封信，将此实况加以说明，请他谅解，也对前日枉候了一日的事反映我的意见。

　　我怕此信不能达，是派家里人亲送到李老府上的。

　　过了些日，给李老作协助的沈君陪同冯所长来了，意思是为了表示道歉。我见沈君是代表李老来的，这本身就足够了，我再不能说一句什么话了，所以寒暄了一回。冯所长并未就来意说什么，带来几枚小石送给我，说是黄河石。

　　这一切，就如此“揭过去”了。

　　一氓老人后来为访得苏本《石头记》高兴并认真地作七律一首，真为特例。我也先后敬和了两首。今附录于此，以存一段红学掌故：

　　奉和一氓同志

　　氓老因苏联藏本《石头记》旧抄全帙影印有期，喜而得句，敬和二章，亦用真元二部合韵之体。

　　烘假谁知是托真，世间多少隔靴人。

　　砚深研血情何痛，目远飞鸿笔至神。

　　万里烟霞怜进影唐太宗序玄奘法师云：“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 ，一航冰雪动精魂。

　　尘埃扫荡功无量，喜和瑶章语愧村。

　　貂狗珠鱼总夺真，乾坤流恨吊才人。

　　古抄历劫多归燹，孤本漂蓬未化尘。

　　白璧青蝇分楮叶，春云冻浦慰柴门敦敏访芹诗：“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 。

　　相期书影功成日，携酒同寻红梦村。

　　纪念这位可尊敬的、为红学立了功的老人。没有他老，我们可能至今还无法见到、研究、运用此一珍本；没有他老，我也不会荣膺“绣衣使者”的任命；我也料想不到他竟为此事题诗，备见其兴致之高，对《石头记》的感情之厚。

　　此行使我增长了很多见闻知识，也深悟一些人情世态，比以前更明白：学术和名利权位本是不相干的两个世界，但在人世间，它们又时常让人巧妙地“联络”起来。书生尤需慎而又慎。

　　诗曰：

　　奉使邻邦有宠光，知音一老赋诗章。

　　痴兄难解其中味，想象轺车衣绣香。

　　［附记］

　　苏藏本《石头记》，从1984年之冬访察起，至1986年影印出版了，是中苏双方有关单位联合署名的。

　　所有过程，我一无所知，因无人相告相商。1986—1987年，我在美国，得知此书已出，喜甚，函嘱女儿月苓为购精装一部。家兄祜昌也费了不少事，购得了一部平装本。 1987年秋回国后，方得展阅外貌内涵。这是我平生十分奇特的一次经历，对此本的价值认识日益加深了，故专文纪其始末。

　　时在庚辰(2000)初伏，气温高至40度。年八十二岁，挥汗疾书。虽事隔十几年，其经历之重要关节，记忆犹存，历历在目。盖印象之深，历久不渝也。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17

邓拓论我的红学
　　“文革”初期，我在“牛棚”中受审时，每日都有一位“革命群众”的“左派骨干”前来问案训话。有一位姓姜的，此公“政治觉悟”与“办案水平”最高，他为了“了解”我，亲到我故乡去“调研”。他面容严肃，神气十足，对我的“关注”最为深切。

　　有一回，他审问之后，恶狠狠地向我吼道：“看看你交往的，可有一个是好人?!”

　　这话“掷地有声”。我从此常常以它来“检点平生”，“一日三省吾身”。

　　今日忽又念此良言，于是想写写我所“交往”与“认识”的“非坏人”以至好人。

　　我想起了邓拓。

　　我如何会认识邓拓?平生素昧、地位悬殊呀。

　　还得感谢红学。

　　那该是1954年之冬吧。批俞运动猛然一下子起动了，形势非常。首先是冯雪峰给我亲笔信— —他的谦恭的词气使我异常惊讶——这段经过已见另叙。

　　《文艺报》挨批之后，运动迅速深入发展。《人民日报》的钟洛(笔名)，数次莅临见访。

　　我那时住在东四牌楼十二条以北的门楼胡同东头一所小四合院，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的寓所。

　　这一天，NFDAD洛特来通知，邓拓要在报社接见我，时间是晚晌。记得好像是下班回寓，家人告之此讯。草草晚饭之后，我便自往人民日报社——到了报社，NFDAD洛方从敝寓回来，方知是派专车去接我的，却扑了一个“空”。

　　要知道那时北京城(“城”仍“健在”，未遭拆毁)里根本没有几辆汽车，黑轿车都是要人乘坐的，神气无比。像我，是绝无乘此专车之荣的。再说那时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从敝寓前往，殊非周折。

　　闲言少叙。只说我见了邓拓。

　　“我见了邓拓”应该改为“邓拓见了我”——否则文理不顺，便难符合“叙事学”了。

　　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见如故之意致。从离坐得很远的秘书王同志和陪坐的钟洛的神情举措而观，我体会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

　　两座沙发，当中一个茶几式小桌，桌上一个大碟子，碟内堆着很高的散装的“中华”香烟，这是彼时最高级的烟了。他让我一支烟在手，并且亲手为我用打火机点着了烟。

　　我深知这实是特殊的礼遇。

　　他请我来见他，目的是要我写批俞批胡的“文章”，这不必多说自明。话题当然就是从《红楼梦》开始。

　　对俞、胡二位，他说了些什么，我已全不记得了。话题转到我身上来。很易料想的，他先夸奖了我的“红学成就”，也提到了毛主席。

　　往下，就客客气气地指出我的“美中不足”，最重要的几句话，大意如下：

　　“……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证明了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大功劳。但您的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他委婉而清楚地表示：希望我写一写，批判俞、胡，也做自我批评。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 ……

　　这番意思不难懂。正像钟洛向我强调表示的一点，就是：“您做出自我批评，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记忆最为清楚难忘。

　　一切都表明：这是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不把我当俞、胡一律看待，让我解除顾虑，安心参加运动。

　　这种好意深情，我至今感念，不会忘怀。

　　可是我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主张‘自传说’怎么就是犯了错误?这是曹雪芹自己在书里一开头就表明了的——全部的表现也完全与表明符合。鲁迅就如此认为，说胡适之考，可为论定。鲁迅也犯了‘二元论’吗?……”

　　我在那时，思想斗争极为剧烈，可怎么也想不通我错在何处。

　　有一位同事向聂绀弩等领导叙说我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云云，倒很真实不虚。

　　感谢钟洛，他继续向我做思想工作，表示“有人把您与胡适同等看待是胡说……” 我终于在众多同志的关切与鼓励之下，写出了一篇文章。

　　不待说，那是水平不够的，尤其是自我批评的部分，更显薄弱。

　　这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我成了一个“不可教也”的“孺子”。文章登出后，有人称奖，有人不满——尽管拙文已由好意之人略为加工润色了，还是无从根本改变，所以到后来运动深入时，就有水平高的人发文批我，说我“比胡适还反动”。我不怪人，咎由自取，于人何尤哉。

　　邓拓对我不满，证明在于一个事实：当60年代初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一次文联举办盛会，由京津一流鼓曲家演唱《红楼》段子，石慧儒、骆玉笙、花五宝……各献名曲，文化界名流集于一堂，最后一位来赏的竟是周总理!

　　那场盛会，我有专文纪之，今不应重复。只说会后，众演员围上了总理，请示意见；众客也恋恋未散。我们一小群人在围谈，中间是邓拓。我想起他当年的友善热情，便上前去招呼，并怕他已不认识我了，自报了姓名。他听后，将眼抬起，望了我一下，头部微微一动 ——似点头未点头，此外一无回报，包括面色与言词。

　　我自讨了无趣，悄然退出了那里。

　　以后听说他富藏名贵书画。纪念曹雪芹筹委会请来了贺友直、刘旦宅，住翠云庄，为画芹像及生平组画而绘出了不少佳作。我特赏刘旦宅的一幅雪芹坐像(一幅小画样)，心欲得之。未及启齿，不翼而飞矣。向人问时，答云：“邓拓拿去了。”其眼力洵不凡也。

　　诗曰：

　　轩盖招邀礼数崇，垂青原是为批《红》。

　　赐评谓我“二元论”，往事依稀记邓公。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20

何其芳

　　我写此文，自觉很是难为人解：因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文字上也只收到过他的一封信札，这样的“交谊”，又有什么可记的呢?然而不然，也该略记一记才是。

　　我是1935年考入天津南开高中的，入学不久就听同班的健谈者告诉我说：你来晚了，巴金、何其芳都刚走了……其语气当然是点明这都是名师，该听他们的课。他还说：巴金姓李 ……

　　那时的南开中学果真名不虚传，简直像个“小学府”，学生的思想十分清新活泼，校门外书店里古今中外、期刊杂志，应有尽有。很快来了一批新书，看时，皆是当日名作家的小文集，袖珍软装，其中就有何其芳的《画梦录》。同学中有注意此书的，提醒了我，我也已见到

　　报上消息说《画梦录》得了奖，心中当然仰慕，于是就买回细读。

　　一读之下，十分倾倒，满心欢喜!因为那文笔确实很美。难忘的还有几句话，大意是说：少女们，死了，或者嫁了——你愿意听哪一个消息呢?

　　这是贾宝玉的语言，让我“回肠荡气”，感叹不胜 (ｓｈēｎｇ) 。由此便对何先生有崇拜之心，而且一度用意模仿他的这种美文——记得有一篇刊登在《南开高中》上。这可说是我在翻译以外的文学写作的启端。

　　但使我同时感到诧异与不快的是他写出了一句话，那是不点名而明指南开的贬词：他离开了北方的一所“制造中学生的工厂”!诧异，惊讶，十分不愉快。我不解何以这所名校会使他发生那种想法——难道还有“不制造中学生”的好地方吗?

　　此疑蓄于胸中多年。

　　1954年中央把我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要我校订新版《红楼梦》时就有何先生的代序，指导读者如何正确理解此书——也才知道他已是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

　　我们并无来往。在红学诸论点上也不一致，他倾向俞平伯(与助手王佩璋女士)的考证。但是他的代序出版社并未让我取消。而其时一场激烈争论已延伸到红学上：“市民说” 与“农民说”各执一词，两不相下。前一说的代表是李希凡同志，后一说即是何先生的高论了。

　　李希凡那时少年气盛，也不知内情，对仍用何序大有意见，以为凡涉《红》事，皆我之主张，十分不满。来信向我说：“这个出版社还要看(它表现如何)……”

　　这倒“罢了”。谁知何先生那一边的有关人士，又因不明内情而对我产生误解。

　　这又是怎么一个“奥妙”呢?

　　原来，文学出版社出的书中，把人家文学所的红学论点说成是“修正主义”，以致使人家抬不起头来，压力很大。——他们又以为是我“支持”另方，“反对”他们，而且用此手段施压……(所以后来一直“不放”我)

　　其实呢，那是另位同志写的，其过程是当时“古典部”负责人王仰晨命孙用撰写“简介”式 “出版说明”之类那时是传达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书店陈列无书，难对外宾，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说。社方回报说“序言难写”。李副总理有点儿生气地说： “你们序写不出来，不是不要序也就行了吗?!”这才改写“简介”、“说明”之小文以代“ 表态”。，孙用撰后嫌“政治性不强”，改命另位重撰。撰后还请谢永旺同志看过……

　　这经过清楚明白，而我却成了“替罪羊”。

　　其实我也不必辩解。一次我向蒋和森先生解释，他为人极和厚，马上拦我，说“不必解释” 。可是另有些人至今“记”住我，以为我曾暗施手脚。

　　直到1962年准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大典，中央十分重视，开了无数次会议，一次在讨论“卒年”会上，我才见到了何其芳先生。

　　出我想象之外，他不是风流潇洒“才子型”，是一位个子不高、腰围圆粗的四川人。他对我说了几句话：“还是六三年就先举行吧——以后还可以讨论再定。”因为“六三”是他们的论点。

　　后来，收到何先生一封信，小字，拘谨式笔迹，写得很长，亲切而动人的文气，中心一点是：他的论点“犯了错误”，对错误应“帮助”，而不要贬到一边去(比如“打入冷宫”的滋味……)。

　　情辞动人，我看了十分感慨，知他承受的压力巨大，非同小可。

　　如此一位领导人、名作家，向我这个小后生诉说，含有“求援”、“宽容”之意，我心岂安 ?

　　我今日以此小文纪念这位未曾“赶上”的中学老师——不知他是否疑心我是用“修正主义” 来“制”他们的主角?

　　世间事，曲折复杂，时出人“智”外，“五百年后”考证家考证“红学公案史”，会涉及我所遇到的人和事。“考证”是“神通”有限的，常常弄得真实与幼稚颠倒起来。草草记之，以备来哲审判——因为我是他们双方的“罪人”，谁说我的好话呢?

　　诗曰：

　　“红”事般般奥万重，可怜双罪两无功。

　　今朝《画梦》谁犹记?感慨当年彩笔工。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21

社长冯雪峰
　　一句套语，“余生也晚”，敬仰鲁迅先生，却未能有得识大师之缘，我的授业师顾随先生都对我说过未及亲炙迅翁为憾，他只以私淑弟子自居，何况于我。与鲁迅有关的重要人物我也茫无知识。谁知，冯雪峰成了我的“上司”——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请中宣部下调令的。

　　我到社不太久(1954年夏初)，一天聂绀弩(古典部主任)找我，说社长来看你。我当时正在别屋与同事张友鸾说话，只见冯社长来了。这儿没有“客位”座椅，只有张友鸾的一个活动躺椅(即可以支架折叠的帆布椅)，他就坐在椅上。

　　观其人，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很客气，向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社是草创，条件很差；你来了很好，可以帮助他们的工作。

　　我一切生疏，也只能做简单的寒暄性酬对。

　　此为初见，以后不再见。大约他当社长也只是个挂名差事，并不真管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此件信札我保存多年，后经“文革”抄家，与许多珍贵书简，俱已不知在亡— —样子还记得清楚：信笺是朱丝栏式，浓墨的毛笔字，竖写，只是词句早忘光了。

　　那信与出版社无关，而是为了《文艺报》，他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此报当时是16开的多页期刊，非现时的单张4版的报纸)。说的大致是因《红楼梦》的讨论，要我撰文支持的意思。

　　以后，忽又由聂公通知我，冯雪峰要约我晤谈一下。当日晚上，我到社，聂与巴人(王任叔) 已在一辆黑色汽车上，我上了车，聂公自己坐司机旁，把我让到巴人的旁位。车在夜晚开动，我根本辨不出何方何向——至今不知冯公之原住处是什么地方(不是后来北新桥附近的那一处)。只记得门是日本式的木板旁推(入夹墙)的异样房门。三人进入落座，旁无他人，冯公亲自忙活倒茶。

　　他约我的意思仍然是为了《文艺报》需要讨论《红楼梦》的文章。他仍然和蔼客气，彬彬有礼；神情微微有点紧张。他并不是源源本本告知我事情的来龙去脉等等一切，看来他当时也不是怎么清楚——我是一贯书呆子，也莫名其妙，莫测高深。聂、巴二公在侧，不见多口插言。

　　后来方知，那是《文艺报》拒登两个“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事态似乎比预想的发展得快速，性质也严重。冯的紧张，有由来也。

　　如今想来，冯公那时找我来“救驾”，是把我估计得太高了，也看出他很“可怜”——竟无别人可求。这真令人喟然兴叹。

　　我遵嘱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何似?一句也记不得了，大约必是书呆之论。此文后来悄然无所闻——当然是不能用吧。我希望档案中还可发现它，今日“披露披露”，大可引起一种“趣味”也。

　　这是1954年冬日的陈迹了。此后便无缘会他。等到再见，那已是“文革”热闹中间，曲曲折折之后，和他一同“受管制”的时候了。

　　他在别单位、机构处境遭遇如何，不得而知；在这出版社时，还是颇为“文明”的，没见什么“弯腰”、“坐飞机”等“酷刑”加于其身。他仍然那么文质彬彬的，不动声色，面无表情，十分镇静。晚上的批判(互批)会上，他侃侃而谈，口才很好，“理论水平”也很不凡。他还批评过我当时的发言，指出我的某一“委屈承认”的语气是“不对的”——“那就很严重了!”

　　再以后，就是下到了湖北咸宁干校。

　　干校里是分很多小队的，“工种”不同，各占一块“地盘”，故难得往来相见。其后忽有一段时期又见到了他。那大约是因为要清除一处地面作什么用，派几位“老弱残兵”去打扫破砖瓦砾碎石土块之类，用一个簸箕端往一个后边的土坡上倾倒。我见他精神不颓，勤勤恳恳地劳动，扫除垃圾，一丝不苟——可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目不视人。他不会不认得我，但正眼不瞧，真是人到此境，莫论当初，“此一时彼一时”也。

　　从打这一回，再没见他。我们的“缘”，尽于此地此时此境中。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忆——

　　聂老绀弩未被难时，先后迷上了两件事：一是作诗，二是写字。作诗一概限于七律体，写字受我“指示”，由欧楷入手打坚实基础。他十分用力，对我说：“早先见人伏案练字，觉得有点儿烦，甚至讨厌。如今一‘进去’，方知有如此广大美妙的天地!”

　　这确实是一个本质诗人之家的切身感受，发出了心声，真“不俗士”也。

　　一天，忽收到他一封信函，打开看时，满目粲然——一幅五彩小花笺，横长，恭楷写着十首七言律，题目是祝雪峰同志六十寿辰!

　　我很惊讶，不知他的诗才底蕴如此丰厚，可谓词源不竭，“哪里有许多话说?”(《红楼梦》

　　中似有此语。)

　　我自诩于诗尚不门外，但我对这十首巨作却不能全懂。这大概是因为诗句内容涉及他们二位几十年文学政治经历、事故，就不是我能妄揣的了。

　　这十首诗聂公诗集中似未收(编者按，《散宜生诗》中收《雪峰六十》四首)。我那一份珍迹，也因自身遭事多端，出于畏祸“保身”的庸俗之念，把它交给了后期古典室的主任(名杜维沫)，这也是当时运动气候中的常例。至今有时想起来，不知交给单位之后，他们如何“处理”?希望不致毁掉或被人扣住而难求下落。

　　那十首七律，恐怕是最难得的现当代文艺史上一项宝贵作品与文献了吧?而我不能藏为私有，又不知后世议论，可以谅恕否?

　　诗曰：

　　考《浒》研《红》我所知，聂公七律十篇诗。

　　寿他六十艰难岁，雪满青峰忆旧姿。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22

聂公邀我进燕都

　　年逾八旬，记忆力锐减，真是往事如烟如雾，飘渺依稀起来。不过有些印象深的事，却不会忘记。

　　1952年至1954年，我在成都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当了两年讲师。因1953年之秋《新证》问世，聂绀弩先生见之有致赏之心，遂烦林辰先生函邀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工作。我当然愿意进京。川大不放行，冯雪峰社长请中宣部下调令，几经力争，方得如愿。
　　我于1954年春夏之交，回到北京。到京后给我的宿舍在东城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以北的门楼胡同，三间正房。

　　报到之前，聂绀弩同志来看我，是和舒芜先生一同来的。

　　这次来，只是观看一下住处情况，未落座，也未多谈。两个细节记忆犹清：聂公见我在正北墙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旧有雄文悬北阙，近无老屋在南山”(欧楷甚佳，已忘书者姓名)，他便立刻说：应改——改为“近有雄文悬北阙，旧无老屋在南山”。

　　他的敏思让我惊佩(因他改上句是指拙著《红楼梦新证》刚问世不久，而改下句又暗示他已知我的“家底”、“出身”了)。

　　舒芜老兄那次初会未说什么，只言：“我若知道社里还有这么好的房子，我早来(住)了!”

　　及至上班后，又与他是同一办公室。记得是向南的窗，两桌分列，他东我西。

　　隔壁是张友鸾与顾学颉。因此舒兄曾示我戏语曰：这屋是“不作周方”，那屋是“东张西顾 ”。上句运用《西厢》“不作周方，埋怨煞你个法聪和尚!”——他本姓方，故巧用“周方 ”一语。另句即又变用“东张西望”的俗语而只改一字，切合了张、顾二姓(顾也合“顾盼 ”之义也)。

　　初来之人，好比新媳妇刚入手，一切新鲜，故这些琐语细节也忘它不了。

　　我到班之后，聂公给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恢复”《三国演义》里被删的题咏诗。他说： “毛主席指示，那些诗不能删，要恢复原文。”(因该社已印的版本擅将那些诗句删掉了，以为“无用”云……)

　　我补完诗后问他：要不要再核校一下正文?他说：那就校校吧。他的话总是这种简而不繁的语式。

　　我一校之后，校出大量问题，改正之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交与聂公。

　　不久他将报告给我送来，面有喜色，说：“报告大受称赞!你写篇文，给《光明日报》替新版宣传宣传!”后知乃是受到了巴人的称赞。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23

我写了文，由社方交《文学遗产》版刊出了，见署名是“孙模”二字，不知出于哪位代拟的。

　　要我当小说组长是在此之后，聂公亲口“任命”的。

　　我当时十分惶恐——多年一直在高校，来社后一切不懂，如何做什么组长?十分为难，便找他辞“长”之任命。他说：“没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

　　我辞不下来，跟着就要我作一份当年下半年的“文稿计划”，要按月份列出拟出的书名来。

　　这下子可更把我难住了!

　　无奈何，到邻室去找张老了。

　　张老是个老报人老编辑，老练非凡。见我去求他，说：“听领导的指示!”——其语亦庄亦谐，不卑不亢，可也很“厉害”!那“领导”二字即指我这“组长”新头衔了。

　　他确实有本事，不一会儿就列出了一份六个月的“发稿计划”。记得其中有《聊斋》，还有《阅微草堂笔记》。

　　…………

　　以上各情，初来的“新媳妇”印象太深了，终身难忘也!

　　还不止此，到命我重校《红楼梦》时，也是让我当“组长”，还列了人名单子、计划做法等等。后因挂病号，“组长”不待“任免令”，自然消失。

　　至于张友鸾做组长，在我之前的事我无从得知，在我这个“组长”之后接任而且久任，那是事实。

　　这真是“芥豆之微”，原值不得写它一笔，恐怕有人生疑，以为我是说假话——其实，若为了给自己涂金，必然要“编”个动听的大官衔，怎么会把一个出版社的一个“古典室”的一部分(小说)之“长”拿来显耀于人，岂不令人齿冷以至笑掉大牙乎?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我要把这段历史事实记下来。

　　再转回来说说聂绀弩这个人。记得四兄祜昌说过几句话：“你耳坏之后，有聂公为你之知音 ——以其姓之三个‘耳’字，其中有妙理也。”今日回想，也有意趣。

　　人们都知道聂绀弩这个不寻常的名字，知道他是老辈进步作家，后来有一段不幸的遭遇…… 可是未必知道他是学者兼诗人，最后还迷上了书法。知道他作为学者曾研究《水浒》，又未必知道他是一位卓识的红学探佚学家。

　　我写过怀念他的拙文，恐怕还不止一篇，可也草率零碎。今忽重读他给我的一首遗诗，不禁触动往事前尘，情难自已，于是想补充一些旧文未及未备的片片段段。也许别人的追忆中缺少这些史迹。

　　记得他赠我一本旧印的著作《天亮了》，卷前附有自题诗七律一章。那是“新文学”作品集，赠我之时他自谓乃是陈迹了。幸得保存，其诗云：

　　老至羞谈高与荆，他人串戏我观灯。

　　封神有传龙须虎一手一足盖半人也，水浒无名天酒星。

　　死所知乎春水皱，生还遂了泰山轻。

　　此书十几年前著，不得其平剑尚鸣。

　　还有一首诗，我写入了随笔小文中，因此诗珍贵，特重录在此：

　　客不催租亦败吟，出门始觉早春深。

　　经旬走笔足红意，半晌坐花心绿阴。

　　山鸟可呼杯底语，我书恨待卷中寻。

　　不知榆叶梅谁似：漫拟迎探薛史林。

　　不看诗题，不知所吟何义——题目是：“春日撰红文未竟。偶携《新证》登香山，置酒，对榆叶梅读之，用雪芹郊行韵，寄汝昌诗兄。”

　　这真是千古第一奇题奇句。

　　奇在何处?你看他字字句句，一心离不开《红楼梦》，虽不必说他这是“奇怀道韵”，也够得上一个“风流文采”了。大约从乾隆年以来，无人在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写出过那么一首诗来。

　　诗之奇，还在于他的字法句法，迥异于一般“诗作”的平庸陈旧，俗套常言；而是摆脱老调，力创新文——走的是宋诗一路。只读唐诗的人是不大习惯、“接受不了”的。

　　例如，“走笔”与“坐花”成为妙对。“走笔”还可见今人犹有会用这种传统汉文的；至于 “坐花”，那就“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云——遑论其味了。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24

说到这儿，不妨多赘几句。汉字语文之妙谛，只读“白话文”尤其是只读“翻译文学”的“ 洋式中文”的人，几乎已经难以理解领会了，这是堪忧的文化大问题。今日教学生“语法” ，搬的是外文的“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前者后跟“受事”“宾词”，后者绝对不可!然而，这儿“走”和“坐”恰恰就是“违背”而“不通”的用法!

　　其实，这就是汉字的“个性”，不要硬拿外文来“框”他。比如“程门立雪”、“空堂坐雨 ”，你说这“立”这“坐”是什么“动词”?谁是它的“宾词”?东坡诗“不知江柳已摇村” ——柳怎么能“摇动”一处“村庄”?……唉呀，中国话可真“麻烦”呀!……

　　若说此皆文人墨客之事也，那么乡下老农就说“人睡腿，狗睡嘴”。请问这“睡”又是什么 “动词”?

　　好了。聂老的“坐花”太有诗趣诗味了。——“坐花”奇不奇?难道你以为他是“坐”在榆叶梅之“枝头”上吗?

　　然后，你再看那一“足”一“心”，尤其绝妙诗人字法。

　　这儿有巧用。“足”本可作“足成”、“补足”之动词用；但他故意以“心”对仗之(都是人体部位名称)，而“心”在这儿就不是“名”而转为“动”了。

　　“心绿阴”，是写心境感受。汉语文的“活”而不死，多属此例。

　　聂老此诗，是全在他表现他的“红学探佚学”的热情与痴情的。

　　在此，容我说几句“探佚”之来由吧——

　　“探佚”者，是研索《红楼梦》原著八十回后已然迷失的“后半部”的内容情况的学科，已形成一门专学，其来源甚早，清代已有不少传闻记载，但立科命名，是我与梁归智教授的事。聂老那时尚无此名此学的确立，所以他说的“足红意”，就是指“要把雪芹《红》书的佚书找回来”——“足”是“完足”之义。

　　拙著初版《红楼梦新证》中有一专节申论此义，并从脂批中爬梳出几十条“佚文”的线索。此是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探佚工作，发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杨霁云、聂老诸位甚至逐步从《水浒》研究而专门移向了这门新学。

　　这就是他那首诗的背景。听说，他病重住院而逝世之前，心心念念的就还是“足红意”的未能完成，抱恨而长行了!言念及此，不胜悼惜之情。

　　聂老晚期是三件大事：探佚，写诗，习书法。探佚有少量得以发表的遗迹。诗是一概七律体，严格诗律对仗，精彩时现!记得的有题雪芹小像，祝冯雪峰六十寿(十首)，皆称珍品。

　　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学者、诗人，可惜志业难酬，“红意”竟未得“足”，此乃中国一大文化学术损失。

　　他是我的知音，也受我的治《红》、嗜诗、爱字的影响

　　。

　　据我所知，聂老的诗，已出版了两种集子，后出的诗篇多得很，但也不全。评者大抵从他的诗格之奇而着眼，我则愿意多体会一些诗心的细致精妙之处，如上文所举，“走”与“足” 在一起，“坐”与“心”在一起，便又起了更丰富的“诗心匠意”之美的作用——这是诗人的个性独到，也是中华汉文的特性奇妙之难与伦比。不明此义，便会只以外国理论的眼光来论事赏“音”了，几何不成为隔靴搔痒乎!

　　我写过怀念聂老之文，感受他对我的知己之情愫。今复写此文者，重点与旧文不同，非重复而絮絮不休也。

　　诗曰：

　　兄云“三耳”是知音，

　　赠我诗篇意最深。

　　《水浒》罢研红学挚，

　　香山梅下细思寻。

　　十九年前笔自奇，

　　惊看卷首寄言辞。

　　想见当年豪侠气，

　　检书看剑一题诗。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25

青眼相招感厚知

　　1947年秋，重返燕园，仍在西语系读书。其时钱钟书先生正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燕京、清华两名校相距“咫尺”，我常走成府村北的畦圃之小径到清华园去访友。敝友也是读外文的，时常向我说及钱先生。(燕京大学北部包括了朗润园，其命名是与清华对仗之义，盖取唐太宗《圣教序》称赞玄奘法师“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也。)

　　我回到燕大，中隔六年之久，学校也遭受了巨创，旧识师生寥寥无几，中文系的阎简弼先生，不拿我当“学生”，相见则论学问，他向我推荐钱先生的《谈艺录》(开明书店版)。

　　我从吴允曾兄(哲学系，为教师)借得此书。这是我始“识”钱先生的因缘，读之深为得味，喜欢这种治学之路数。

　　后来，又读到他的《围城》。对此小说，我不妨直言，心里并不怎么推崇，它的气味流露出笔致心境的聪颖轻巧——不少读者最赏它的“机警”、“俏皮”、“幽默”……的语文风格，其实这并非钱先生的真高处，甚至可说是一种“短处”——它吸引一部分读者的兴趣与赏爱，却难以属于伟大文学创作的等级。

　　又后来，友人帮助去听了一次钱先生的课堂讲授，他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有别于“美国英语”)，讲述潇洒，风致不凡，不愧为名教授，深得学生们的敬佩。

　　但我们的交往并非师生之谊，却带有一点“传奇”的色彩。

　　大约是1948年之秋，因读雪莱的Ode to the West Wind(《西风颂》)，一时兴起，即以《楚辞》“骚体”译为汉诗。友人见而赏之，就拿给钱先生看，从此得到了他的青目。记得一封惠札有云(大意)：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

　　友人给我的溢美夸赞，恐怕也起了作用，以致钱先生竟有兴致邀我这个学生去晚餐。我感到这真是一种殊荣。

　　当然也忘不了杨绛夫人的盛意，要为治馔费事。记得清楚的是，有一盘烹大虾(津沽称“对虾”)，当时的北京此乃不多见的佳品。

　　我的记忆力大半失灵了——这次餐间的谈话，竟不复存一字于胸臆中，只记得在感动之下，回来即作了七律一首，以志高情殊遇——我们倡和的七律诗曾有很多篇，一字无存。

　　有我和他原韵的，回信赞我押韵“如土委地”：即浑融一体、了无勉强之痕迹的比喻。

　　钱先生如此称赏一名在校学员，并不足以说明我就真的十分高明卓异，却令我体会到他的寂寞之感——可以共语之人已然无多了。

　　那时我的英汉对译的兴致特高，所选目标都是最佳的，为的是考验自己的语文能力与治学真诚。一次选定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那种独具风神的文言使我倾倒击节，译起来倒没有什么困阻——却被几个很长很生的外国人名卡住了，无法查对原文；于是我写信求教于钱先生。蒙回札说(大意)：如某某，某某，一见可知为×××……(外国人名)，而某某、某某…… 我也不知。(这些人名俱不记忆，但此惠答原函幸存。)

　　燕大图书馆是一座出奇的宝库，你想找的书，可在此处不费任何烦难手续而一索可得，可以保证借到想借的百分之九十九。我这个西语系学生，专借线装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

　　那时借书极为便利：只需在书卡上签名(或学号)就可以了。我所借的，一看书卡，竟是空白，我为多年来的第一个借阅人，这令我颇为惊讶而感叹。另有若干部清初人诗文集，则书卡上有了一个签名者——竟是“钱钟书”。

　　例如顺、康时的顾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诗集》，也只有我们二人借过，而书眉上却有墨笔批注语，入眼便知此皆钱先生的手迹。我不禁赞叹他读书面的特别广博。

　　另有几件事，顺带叙及。最早拜谒他，我带了读《谈艺录》的一束意见，呈上请参考(内容早忘了，似有一条提出“赊”在诗词中是虚字无义，不作“多”解……)。他接过去，顺手放在小后窗的窗口处(清华彼时房屋很简朴，不与今同)，并不即阅。至于解放后《谈艺录》新版中有无采及千虑之愚，我总未能再读，至今不详了。还记得那回谈及中国诗的神韵问题，钱先生说：神韵是确实的存在，并不玄虚，只是有人不能领会到，便以为无所谓神韵。例如我的servant(原话用英文字)就无法理会什么是神韵。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明此乃文化教养水平的事，不能强求于每一个人，同时也说明，神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西方类似概念的同异，必须深细讨究。

　　再一次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其前言介述刊于Studia Serica，其中提到钱先生为林方庆英译《离骚》所作英文序言中将《文赋》译为A Fupoem on Literatu re。我觉得Literature涵义太泛，不如改为……on Writing ——因为《文赋》本旨在于“ 为文之得失”，即写作经验心得之事也。我撰此文时尚未拜识钱先生，清华另一学友唐稚松兄出于一片“说项”的好意，将拙文印本送与钱先生看了。对于文中的“异议”，会引起他何种想法，我总不敢拜问，亦未见于何处有否讨论。但从我们此后的往还亲切而观，他并无介意的迹象。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25

但到解放之后60年代，一件难以名状的事态发生了，即是种种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出现了一个新名目，叫做“拔白旗”。

　　何谓“拔白旗”?原来那时讲的是一切要突出政治，学术研究而不带出政治性(其实指的不是思想水平实质，只是要引些革命词句作为装饰而已)，就叫做专而不红，叫“白专道路”，是要不得的(临近“反动”的危险)。运动一开启，纷纷寻找“白专”对象目标。

　　那时人文社领导人早都“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讲政治，紧抓运动最积极，在所出的书中，选定了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是“白专”的大标本。于是组成了“批判小组

”，要纷纷发言，务必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弄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说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公开发了，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于《宋诗选注》，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1999年的一天，忽然传来了钱先生辞世的消息。我不禁悲从中来，即以拙句抒哀致悼：

　　天际星茫黯黯垂，大师辞世动深悲。

　　避居名位名斯大，谢榜学门学自奇。

　　落落管锥谦在己，茫茫中外后来谁。

　　依稀五十年前事，青眼相招感厚知。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周汝昌自传 [复制链接] (309/1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