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自传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42

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　　
从1947年始，因偶然的机缘，我忽然进入了研《红》考芹的学术圈里，直到今天，整整五十年。中间经历，很是丰富奇特。友人说，这段历史，形式上似乎只为对于一书一姓的研索追寻，实际上却与时代社会、学术风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关联与意义，因而督促我就所忆及的做些记叙。不然日后即无人知晓，不但留下史实空白，还会衍生讹传谬说，真假难分，何以存其信实?我觉得此言有理，遂择其重要的关目，粗叙一二于此，以供考鉴。
　　事情由我重返燕京大学西语系(抗战胜利后复学)说起，家兄祜昌一次信函中嘱我查寻20年代初胡适遍求未获的《懋斋诗钞》。谁想我到校图书馆一索而得。此书内有六首写到曹雪芹的重要诗篇，名贵之至。我据此写一短文，置之案头，未思发表。后为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专家赵万里见之，立即编发在报端了。胡适读了，写信给我，表示高兴，兼有讨论。此信札也被赵先生编发了，于是引起学界瞩目。

　　胡适对我拙文论点只同意一半，我当时少年气盛，遂又撰文与之商榷……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本无意研究红学，但为争辩真理，就难以中止了。

　　胡先生慷慨惠借珍贵秘籍给我(一名在校青衫学子，素昧平生、一无所知之陌生青年也)，我至今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及鼓励；但二人意见不合，逐步由商讨而变为争论：我以为他倡导印行的“程乙本”是最坏的本子，不应再让它流行于世，再就是看他考证雪芹时代背景、家世生平，失之太简单、太肤浅，没有触着历史的真际与内核。

　　这样，激发了我与祜昌的一种真心痴意，定要把这两方面大主题弄个水落石出，为雪芹雪冤洗谤。此一痴意真心，不但始终不改不懈，而且克服了百般困苦艰难、曲折诬陷……坚持到今——这就是五十年的第一条“旨义”。

　　在版本问题上，我与家兄力做全面大汇校，中经抄家毁稿，拨乱反正后毅然重新从头开始… …其难万状。

　　在考订历史背景问题上，下功夫远不如大汇校了，但居然也印成了一部《红楼梦新证》。从 1953年秋问世起，这方面的工作也仍在与时俱进——这且按下慢表，如今先记记为版本而力争，几乎触及了政治风险的一段往事前尘——

　　如上所述，为与胡适争版本，数十年如一日，曾未改变初衷，所以一有机会，就谋求可能的办法，务欲将一个较好的、接近雪芹原笔本面的新定本贡献给天下后世，不要再让那种以假篡真的伪“全璧”继续蒙蔽读者，搅乱精神世界。文化层次的高下美丑的重大分差，是不能混乱的。

　　1968年，我被关入“牛棚”，1969年中秋日下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至1970年8月底的一天，干校分部一位领导人忽召我“训话”，说“北京工作需要，要调你回首都，从今日起停止劳动，收拾准备……”我到总部办调离手续，发与我的公函上写的是：周总理办公室特电湖北军区司令部，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此件我留了复制本)。此讯轰动了众人，以为奇迹或疑心我有办法“营求”中央的特调云云，其实我根本不知缘由。

　　1970年9月5日，回到了北京。当时“工宣队”要我写报告——因为不知如何安插、做何工作。我的报告不是别的，就是请求给我一些条件，以期完成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

　　这份报告，看来并未上达周总理，中间被人扣压了。我只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设法再由其他渠道上达总理，竟拖了下去。

　　这之间，同事戴鸿森已由干校回京了。一日，他对我说：他原先以为《红楼梦》不就是《红楼梦》(按：指坊间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还要搞什么版本?!这时他偶然看了影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惊，对我说：“原来俗本子这么坏，与真本这么不同，一直被它骗了!”我见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语言”，乘机与他商量：我们应出一部好本子了。

　　他很同意，且很积极，马上要与社科院文研所联系，要他们校注一个新本。当时社方临时领导人也点头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汇校的事情。

　　文研所很高兴，很快由邓绍基等二人持函，到社办理手续。

　　但此事垂成之际，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后激烈反对所邀人，不容实行。当时杜维沫新回社担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须向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诉说风波内情，表示十分为难：“约请了人家，又要变卦食言，这多么尴尬!”

　　此事又成泡影。

　　大约此后不久，一天正值重阳节，忽接张伯驹先生之信函，内叙：有(退休教师)张琦翔者，访他时谈及《红楼》，张君遂追忆沦陷期在北大聆一日本教授名儿玉达童者讲课，说见过三六桥(名三多，蒙古旗人)收藏一部异本，其八十回后情节皆不与现行程、高本相同，并确言探春远嫁“和番”，黛玉早亡，宝钗成婚亦早卒，宝玉贫至为巡更者，种种细节，俱所未闻之珍贵研究线索云。

　　我接信喜甚，因与所见前人笔记所载旧时真本情况不但吻合，且有更多的信息，十分重要，即赋《风入松》词二首纪此要闻。张先生也叠韵二首。记得此事上海徐恭时先生还撰文叙述发表过。

　　后适有当时日本友人鸟居者来华访问。我求知心切，遂冒昧向当时中央上书，建议可请鸟居氏回国后广为打探儿玉达童是否还在——所称异本极可能即已归入儿玉之手也。我抱此奢望以为可以发现此本的下落。

　　没想到，这次上书居然得到了答复。再后始闻日本人果然做了大调查，儿玉尚在，只是年纪太老，已完全失去记忆力，无法追寻了。

　　我在此事的契机的鼓舞之下，遂又决心二次上书——这次就是正面陈述流行本子之伪劣，建议从速整校出一部近真的好版本。

　　这次上书，却等不着回音了，心中有些失望，觉得如此大事，终难得到重视。

　　忽一日，收到当时北京市市长吴德同志召见的通知，我即按时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会了面，在座的还有袁水拍(原在《人民日报》)。此次即是上书的回音，说中央重视，将有安排。 (谈话中，万里同志进来了，他们二人说了几句，见我在，知必是有事会谈，他就不坐下而出去了。)

　　这时已是1975年。

　　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记可查，但此刻执笔时无法寻检堆积如山的旧箧；若日后有必要时，再为补记确切月日)，接到通知，要开校理《红楼梦》版本的会议。

　　回忆其时约已入秋季，地点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此次会议地点，我记忆模糊了，因请王思宇同志助忆，他指明是此地，并言当时袁水拍即在此所，他与杜维沫到会之前还曾去见过他，故判断是在此处。但即使记忆有失，亦无太大关系。，到会后，见所召与会者人数不少，计有：

　　袁水拍：主持会议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冯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组组长

　　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顾问”

　　杜维沫王思宇：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将来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员

　　孙逊：研《红》人员(今任上海师大教授)

　　(另一位不记其姓名了)

　　周丽苓：我带她助我记录(因我耳、目早已损坏)。

　　会议内容主要如下——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44

会议内容主要如下——

　　(一)袁讲话，宣布此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为组长，周、吴等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

　　(二)听顾问意见。我等三人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最多，较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

　　周丽苓为我做了记录(此记录保存无恙)。

　　冯组长当时与我邻座，曾问我“甲辰本”是何种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诸抄本中是较晚出的。

　　我问冯：此会为何未邀文学研究所的人参加?他答，这次来不及，容以后再请他们。

　　该小组组构伊始，友人刘瑞莲女士一日来访(我们是四川大学的旧谊，她彼时已调至人民大学，与冯其庸同为该校中文系讲师，冯系借调至小组的，那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尚无编制关系 )。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就对我说：你们弟兄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动，就推诚披胆地答说：这事我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我呼吁中央应创此举，当然愿为贡献微力；但目下我仅被安排为顾问，没有让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指示。所以为难的正是：愿贡微力，尚无机会；而若不去贡力，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批评。所以我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兴冲冲地作辞而去。

　　隔了不久，她写来了信函，内言：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由×××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

　　此后的事，我能得而知的就太有限了，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

　　后来听说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特邀来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锦池三位。住于“恭王府”，专职工作。他们之中，后来朱、张两位来访过，谈到作注中的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

　　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我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

　　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 说“程乙本”，其实也不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的较为可信的本子此新校本亦非尽善，有待改进之处不少，故近年又出了蔡义江与梁归智的新校本(带注，附评)。。

　　至于我们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

　　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还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了大字报(内蒙古大学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当时也有人来慰问，有真心关切安危的，也有为人作“探”的。总之，一场风波不小，我为了

让我们的文化建设能斥伪存真，对此毫无怨尤之心怀，即使无功有过，成就了他人的名位功绩，也无竞争之意。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这段曲曲折折的经过，只极少数人是清楚的，因此也出现讹传、欠确以至歪曲的传言。例如有人在公开场合宣称：周某人对于《红楼梦》校印新本一事，毫无关系——成立“小组”也与他无涉，云云。我觉得历史真实还是重要的，不应扭曲与抹杀。故粗述过程如上。

　　为了说话负责，以昭信实(恐年老记忆或有小误之处)，特为请询了当日开会在座、后任此新校本的责任编辑的王思宇老同仁，他热情地提供了所忆细节，与我记忆完全符合。他连我女儿在场一事都记得，而且顺便说了两点：(一)冯先生任此组长之前，主笔过署名“洪广思” 的《红楼梦——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一书，也由该社出版。我方明白他出任组长是有来由的。(二)此“小组”立功后，即升格永存——亦即现今之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所言历历不爽，且可补我追忆不备之点。

　　诗曰：

　　芹书白璧陷青蝇，斥伪存真百计营。

　　何必言功非为己，却防谗忌到书生。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44

《红楼梦新证》的前后左右
　　1982年新本《红楼梦》的来由，《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一文粗有叙记。那主要是想说明：从1947年起，与家兄祜昌立下誓愿，一为努力恢复雪芹真本，二为考清雪芹家世生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间流行的伪本与学界不甚精确的考证结论。

　　上文只叙了一个问题，如今再追述在以前的经历——复杂，曲折，鲜为人知。

　　《红楼梦新证》本体完成于1948年。《燕京学报》第五十期登出拙文《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斋评》，文末提到撰作那部书稿的事——初名《证石头记》。

　　此文出后，引起不少人注意，包括朱南铣、文怀沙、张慧剑、黄裳……诸位(以下行文为避繁赘而省篇幅，俱不具称某某先生。但绝无失礼欠恭之意)。张氏在沪上《新民报》发文赞赏，朱氏洽借“甲戌(录副)本”……而黄裳(南开中学同窗挚友)则主动写信，推荐此书稿交开明书店出版。黄裳信函是写给叶圣陶的，遂将此信并书稿寄与叶老。久之，原件退回( 内中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而此际文氏亦已注意到《证石头记》，他拜访孙楷第教授(因拙文中提到他)，询问我在何处，要谋一面。孙老设晚餐，派夫人来邀我去一会——但孙太太只言“文化部来人要见你，孙先生请吃晚饭……”而那天恰值我在忙着收拾衣物，满室凌乱不堪，火车票都已订好，急于赶车回津(已放寒假)，心绪如麻，实难应命赴宴款谈，只好恳辞。孙太太连来两次，终于无法解决。此事定会让孙老很不体谅。

　　及假满回校，清华大学友人周祖NFDB5来晤时，忽谈及他与文怀沙因某场合见面，也提起我“拒不接见”的事，说我这个人如此“狂傲”，架子何其大也!周即答言，与我交久，深知其人最为儒雅谦和，断无此理——当时必有缘故……我到此方知文先生欲晤的本意在于为《证石头记》出版的要事——而孙太太恳邀时并无一言及此也。

　　话要简断：由此我这才与文怀沙取得联系。约好将书稿交他。家兄祜昌比我还重视，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将近四十万言的巨帙一手楷字清缮出来，交付完妥。

　　我1951年秋，受成都华西大学电聘，去做外文系讲师(因闻在宥教授于Studia Serica学报上见到我一篇研究陆机《文赋》的英文论文。其时我尚在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于次年5月 1日到达华大。当年秋高校大调整，我调入四川大学，冬季开始分批接到书稿的校样(沪排，寄北京文怀沙转我，我校毕寄还文处。如此往复多次方全部校完)。到1953年9月5日，我收到了样书。书是棠棣出版社所印，由长风书店发行。文怀沙不喜《证石头记》这个名字，建议改成了《红楼梦新证》——是针对胡适的《考证》而取义的。他还请沈尹默题了封签，蒋兆和夫人萧重华绘了清代旗装少女的图像。见者皆感到耳目一新。

　　此书问世后，其反响可谓名副其实的盛极一时——但也很快招来了莫大的“后果”。

　　“盛况”一言难尽。今只举几项罕逢的现象，或亦可为出版史、学术史上的一页轶闻掌故。

　　先说上海，长风书店门前排队了，书出脱销，连三个月内赶出三版。大学者张元济(菊生)、顾廷龙等皆在阅读——此闻在宥到沪后特函相告。不久张菊老令儿媳代笔来函询问一二问题，随后又亲笔复我去函(他病瘫已久，原不能书写，因高兴破例亲书，然手颤，书字几不能辨识)。

　　在京、津，高校老同窗来信，说：“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编”，某单位已要调你……

　　在成都，川大图书馆馆长告诉我：“馆里一次买了十部!”(说时以手指比画为十叉状，因蜀音“四”、“十”难分)。校中师生多人在购读，一位不熟识的外文系教师忽打招呼：“老周，你害苦了我了!”闻之愕然，忙问何事相累。他说：“我日来患了重感冒，正在难挨，谁想你的大作忽然买来了，我这一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还多!这两日才刚好些……”诸如此等，佳话趣谈甚多。

　　在海外，很快盗版了。美国赵冈教授首次晤面即言：“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

　　在英国，有一部著作，引及《新证》多处(据云七十余处)并注云：篇幅如此“重”(heavy) 的学术论著，三月连出三版，印数高达一万七千，实印刷史上罕见之例。

　　如此叙来，不必再举，已足证明我在彼时已成了“红人”——谁想，这部书也就招来了嫉嫌，以致把我卷入了一种“险境”之中——此险境真可谓多方受敌、四面楚歌，而当时我这三十三岁的“大孩子”尚在“春风得意”之中，一点儿也无法想象前景是一片风波之航与荆榛之旅——

　　先是友人传来“内讯”：社科院文研所已准备调我。其后受阻而告“内消”。再后则原燕京大学林庚老教授忽然惠函，具言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古典部负责人)有意邀请，特烦函商。我虽也喜欢成都，到底更愿回京，于是答应了。该社总社长是冯雪峰，副领导是巴人(王任叔)，主管“古典”之事(另有楼适夷则主管鲁迅、翻译等编室)。故调我是由当时中宣部特电川大，而川大不放行，传出风声：“外文系即使不办了(当时学生不愿学英语了)，中文系也请留。并且即可晋升副教授……”

　　后闻特调电已至再至三，川大校长彭迪先方说：“再不放他，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并召见我，嘱我回京后仍然关心川大的事业。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46

我于1954年春末，穿三峡而北返，放弃了高校的副教授，当了一名可怜的编辑。

　　入社之后，聂绀老交付的第一件工作是“恢复”已出之《三国演义》中的题咏诗(聂云：
毛主席见该社所校印的《三国》尽删其中“后人有诗叹曰”等大量诗句，说这不行，要恢复! 对此我另有专文叙及了，今不重复)。此事完成，即命组成一个专组，专门整校一部新版佳本《红楼梦》。因这件工作甚合我的平生大愿，故很高兴，即订出计划，交上去了，聂老等也点了头，立待执行。

　　当时我被安排在一楼，与舒芜同室办公。一日，舒芜忽从二楼聂处(聂独一屋，生活与办公皆在其间，不另坐班)回室，推门进来，向我传达指示：领导有话，新版《红楼》仍用“ 程乙本”，一字不许改——实在必须变动的(如显误、难通等原有的讹误字)也要有校勘记，交代清楚。

　　舒芜话很简洁，面无表情，此外无一字闲言。我虽书生气十足，却也直观意识到事情大不简单；而且，聂公对此，从头到尾，绝无片言向我直接传示与解释(这与他给我的任务恰恰相反!)。我初到不久之人，一切不明真相实际，与聂老交又不深，故此总未敢向他请问一句—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此事于我，至今还是一个大谜。我只好服从命令，做我最不愿做的“校程乙”工作。

　　很久以后，渐渐得闻，原来“人文社”调我也有原因：该社所出的头版《红楼梦》，是采了亚东图书馆的(胡适考证、陈独秀序)程乙本，本已是一个不甚好的“杂校本”，又经当时负责的编辑汪静之“整”了一番，不知怎么弄的，反正是问题不少；俞平伯看了，很有意见，就向胡乔木提出批评。胡据俞说，又批了“人文社”。这下子，社之有关领导、负责人等吃不住了，据云在内部和公开的会上，做了检讨。这样，当然心里窝着气，又无善策——才想要调我来“重整旗鼓”。未料此策失灵，也不知怎么反复决策：硬命令坚持那个“程乙本” 。

　　再说说我这“红人”的事——

　　大约我刚返京华，《文学遗产》创刊版在报上问世了，其第一篇是俞平伯的大文，对《新证》提出批评，记得其要点之一是说曹雪芹还是“汉军”，而拙考谓为“内务府包衣人”，皇家奴籍是“周君标新立异”，是“错”的，云云。约在1948年，俞平伯已为《图书》撰文发表，大意表示两点：一、自己无有新意；二、如照周文所考生年，则“自传说”即不复能成立了，云云。我也发了一文，指出胡氏反响虽只同意“一半”，但对此题之讨论表现了很大热情。随后，又有署名“粟丰”的批评文章，大意是说我的观点不正确，对“写实”的概念有不同见解(鲁迅早就提出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一义，加上雪芹原文“实录其事”等等，我很强调芹书与西方虚构小说不同，而这是它“自传性 ”的基本因素，似乎粟文意在必须“集中概括”、“典型化”才对)。

　　以后，《文学遗产》及其《增刊》还有其他鸿文续予批贬。我这部“走红”为时甚暂的“大著”由此逐步褪色——走向了“灰黑”。聂老函邀时，由该社重印《新证》 (给高酬)是一个许诺条件。但事势发展后，再也不提这一协议了。

　　我刚回京，首次见聂老，就对我说：《新证》出后，毛主席看了……此事我不敢深问，但相信这不会是讹传。如今证实，见徐中远著《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 年1月版)，有两处提到《新证》。我之所知，限于此一句传闻，这对我此后的“命运”影响如何?也不深知，无从探究。但当年下半年，批俞批胡运动就逐步展开而升级了，我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来越凶，有一篇说我“比胡适还反动”!

　　我由“红”变“黑”了。尔时我年方三十四岁，哪里经过(理解)这么复杂而严峻的“形势” ，吓得惊魂不定，而另一方面，我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纯学术著述到底具有何种大逆不道的 “极端反动性”。

　　虽然我已被“批倒批臭”，可是后来方知：美国有一位红学家叫米乐山(Miller)，在其专著中把我叫做“红色红学家”。这真有趣之至。

　　诗曰：

　　一证《红楼》百事丛，当年辛苦倍贫穷。

　　青衫学子曾何计，异日吹求出巨公。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49

《新证》的功过与誉毁
　　我写自叙，追忆旧事前尘，原不想多谈红学的事，可是朋俦友好与天下读者诸君子却持不同意见，说不提红学，你的回忆录还有什么看头?这下子我真为难了——不是“写”之难，而是一写就牵涉到许许多多的人事，从上到下，自昔及今，关系、内幕，太复杂了，我如何落笔而能不受更厉害的攻击与辱骂?实不得已，乃出“新招”：我不提攻击辱骂，专提“褒扬赞述”(《圣教序》中语也)，字字句句有据，这大约就“无懈可击”，让那些想吹求诡辩者 “无隙可乘”了吧?

　　事实上，《红楼梦新证》出版后，收到的题词和信札数量那是太多了，大家的盛意高情，不应不让人略知大概。信札因历劫难已不全存，存者也检录维艰——天幸那些题词，我却于旧年辑录成一册子，这就方便多了。如今选抄若干首，以飨同好，或许有些意味，则何幸也。

　　《新证》所获诗词，数量之多，奖掖之盛，首推顾师羡季先生(随)。他赐诗有绝句，有律诗，有词曲(信札在外)。有一首《木兰花慢》，最是难得。那是长调，其下半阕写道是：

　　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平声)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平声)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家兄祜昌读词至此，击节倾倒，比我还高兴。

　　这首词音节特美，如“京”“明”二字，这是句中的“暗韵”，是本调的定格。“燕京”二句以下，“等”字领起的三排句，是全篇的重心，亦即褒奖的要点，先生是说：这部拙著是综合了三大“体性”：好比刘彦和的作《文心雕龙》、司马子长的著《史记》、郑康成的笺注经书——把三者融为一体，即文评、史证和笺诗那样的内涵与功夫。

　　这种评价，实在是太高了。我如何克当得起?但心里却又是激动的——因为顾先生手眼俱高，也从不虚奖过誉——何况是师生之间，不同于世俗酬应。

　　我想，先生下此三喻，定有其因由，绝非偶然之事。(附注：慧地，刘勰的法名。龙门，太史公的尊称。高密，郑康成的籍地。三者各用代词而取义个别，是由于填词要依声律，故需变通。)虽然诗词韵语常常是抒情寄意，借喻修辞，不可全拘于字面，一切“扣”死，但毕竟先生已经指出了一个事实：《新证》兼有三长，而不是像有些人只看到它的“考证”。盖学术词章，训诂义理，是中华大文化中的综合性精神命脉，缺一不可，而兼擅至难。先生的溢美，一则是对学生的鼓励，二则必亦从中有所感受，方能如此下笔，岂有无端无故之理。因此，窃以为举先生此词，也就足以冠冕群伦，标示品位，不须多事罗列了。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51

依次，若举词家兼大学者的赐题，则有缪彦威(钺)先生，他是历史系老教授，又治诗词学，著述甚富。《新证》之初出与增订，均蒙他热情题赞，今录三章，亦难备及：

　　其一

　　平生喜读石头记，廿载常深索隐思。

　　几见解人逢阮裕?还从自传证微之。

　　雍乾朝局何翻覆，曹李交亲耐盛衰。

　　史事钩稽多创获，把君新著可忘(平)饥。

　　其二

　　公子才华早绝伦，更从桑海历艰辛。

　　能知贵势原污浊，善写胸怀见本真。

　　脂砚闲评多痛语，寒毡情话怅前尘。

　　扫除翳障归真赏，应发光辉万古新。

　　这两首七律是初见沪版时所题。缪先生这种律句为他家不易比肩之处，在于不是泛辞抒感致奖，而是句句有内容，紧扣所题对象的重心特色——亦即诗人感受最深的旨义。诗句自然而又考究，不事雕琢而有学者气质。如第一首，即是史学家的特殊手笔与见解：重点在抉出《新证》在考史方面的创获(这一点，国内谢国桢、香港中文大学牟润孙、华西大学梁仲华… …诸位老教授，皆史学专家，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同一意见)，而又指出：考史是为了证明雪芹此书是自叙的性质。(诗内“索隐”一词，与蔡元培等红学流派之名目无涉，是指阐发芹书的本旨真情，不可误混。)

　　第二首内容转到由考史而得知雪芹的为人、家世、经历、思想(这方是正确领会《红楼梦》的惟一必要之途径和前提)，然后归到脂砚斋评语的意义与由此引出的“探佚”(八十回后原本情节的探索)的理解。这都是《新证》一书的精神命脉，缪先生却以格律对仗的韵语功力表现得如此有情有味。所以我说这种题赞，绝非世俗一般的虚文夸耀之可比。

　　等到1976年(距1953年已二十多年了)增订版出后，缪先生又重题一篇，仍为七律体：

　　廿载交亲未易忘(平声)，燕山锦水接遥方。

　　索居病目伤孤陋，新证红楼发耿光。

　　伪续窃貂真妄作，脂评吐凤足参详。

　　三朝史事重稽考，(原注：清康雍乾史事，与曹雪芹家世及《红楼梦》内容有关涉者，君书中搜考益见精博。)

　　赏析何时共一觞。

　　(附注：接、发、足、析……这些字皆为入声，属仄。不可以当今“普通话”之语音读之。 )

　　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然亦足珍贵——此是他老已入晚境时期的手笔，气味愈厚。前幅先写阔别二十年、远隔数千里之情怀交契，这正是重题增订本的历史背景，实为诗家的本色与心绪正笔。只有这样，才是文史学术交期的作法，而不同于泛泛的酬酢。其间说到老年人的处境，读书治学之人而目病的苦恼，无人共语的孤独之感——这是多数学人深衷自领的寂寞心境，读之令人怅然兴叹，怃然自思。

　　后幅即转入本题：此次重为咏赞，重点集中于两端：一是后四十回伪续的歪曲，一是脂批可贵的价值。“吐凤”二字极妙，而且暗示了脂砚乃女性知音的内情。而这两大端，却正是红学研究中的两大关键问题。(君不见：今日有两派新潮流，一是捧高贬曹，二是谤脂反芹。何等对立而且尖锐，比于水火冰炭，犹觉不够痛切也!)

　　缪先生以尾韵二句为结穴，一个“重”字，点醒了增订之版考史加详。一条小注，特为

标举明白：这些史考，均非题外生枝，乃是与雪芹和《红楼》处处有连，息息相关。许以“精” 字，仍为史学名师的眼光识力。(而常人总看不懂，以为那都“离”题，要“回归本文和文学创作”，云云。他们是主张须把“本文”“创作”放到真空里去“研究”，写些理论面貌的陈词滥调，才是“正路”——与缪诗之见识全然异致了。)

　　题咏甚富，佳作琳琅，可是觉得不必在此多列了，容异日谋为全刊。这儿所举虽只两家，也略见凤羽豹斑。这些，非我“自造”，有根有蒂，有据有凭。《新证》出后，贬者不少，非由学术，另有缘由。功罪得失，识者公论；也并非说引几首题词即可代表一切，无非以备参考而已。至于后来以迄于今，对《新证》的稗贩与偷袭，几乎无日无之。这可以不必置论。惟有那些本是从此书获得提示、启发、引绪、指途而续加研讨而有成的著述，却也往往装做是他的原创，并且捎带倒打一耙。这就难怪海外学界对“倒打一耙”者时有讥议之言了。

　　唐代的李义山，诗句出名，到宋初出现了一派“西昆体”，模仿义山诗，仿不好而又生弊端，致贻讥诮，甚至以“化装相声”表演：一个扮为书生文士的，自称为李义山，身上所穿衣衫破烂不堪，败絮飘零……旁一人问之曰：义山学士，“你怎么一寒至此，穷得这么破衣拉撒?”那扮义山的答道：“我叵奈那伙西昆体，把我拉扯得到此地步!”台下闻者大笑。

　　义山诗，也有褒有贬，评价不一。无奈他的句法句式却被人“NFDC5扯”得衣不遮体，不亦可乐乎?

　　诗曰：

　　顾词缪句抑何崇，

　　人谓褒扬要至公。

　　功罪自非由一口，

　　西昆鼎盛义山穷。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51

挑战之来
　　红学研究所包诚富，它一开始就以作者与版本的研究作为两大分流——其后发展建立了 “曹学”与“脂学”，也是由此而生而成。

　　以作者与版本为两大主题，似乎是研究小说(其实也适用于一切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规律，人们当“常识”看了，又有甚稀奇值得再来提起?殊不知，那在《西游》、《封神》等小说尚属一般性课题——不知作者为谁，并不影响对全书的理解；甚至一人作、几人作，有

无原本与改动本，也似乎关系不至于“动摇根本”。但在《红楼》，情形性质却不能与之等量齐观、混合而论。因为：这里包涵着一个“自传性”的核心命脉的大问题，故尔必须深研作者的家世生平，一切背景、思潮、写书动机……种种缘由实际。所以有些人不明此理，总在“ 呼唤”脱离“曹学”、“脂学”的“老一套”，只作所谓“本体诠释”——其实就是主张架空一切产生《红楼》的因素关系，只要“就小说论小说”，美其名曰“回归到文本”上来， “回到文学创作”上来，云云。

　　他们完全忘了(或根本不明白)：曹雪芹生前定型的《红楼》版式是只有八十回，正文与脂批同为“合法并存”的整体“文本”，不可分割断裂。

　　“脂学”的建立晚至40年代末，1950年《燕京学报》刊出拙文《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斋评》是其正式标志，而1953年《红楼梦新证》问世后方才是海内外一齐瞩目的重要一题。

　　因为大家重视起来了，当然引出不同看法，例如拙见认为脂砚是一女子，“脂砚”与“畸笏 ”二署名实为一人，此女批书人即书中的史湘云之“原型”三大要点。对此，表示不同看法的时有其人，以为脂砚是男，脂、畸非一，当然更谈不到“湘云”了。

　　这都是研者观点不同，属于正常。

　　可是另有一种事态，与此大异了——我今日方名之曰“挑战”。挑战的方式形态，既新奇又巧妙。

　　60年代初，我忽然接到南京浦镇毛国瑶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我对脂砚的考论不能成立，因他发现友人靖氏所藏一抄本《石头记》，上有朱批，证明脂、畸为二人，畸在而脂亡；并云据彼本可证雪芹卒于壬午，而非癸未，云云。

　　我十分重视这些“新证据”，即复信求阅所云之朱批(他说已过录为150条之多)。他又来信说已录寄俞平伯先生，让我到俞处去看……简捷叙之，终于承他惠示了那所称的“靖本朱批 ”。

　　我相信了，并且撰文向香港《大公报》的《艺林》版介绍这一“重大发现”。

　　但治学之事，终究异于“随风倒”，需要实事求是，我反复思绎，又觉他所录“朱批”，不无可疑之点(本文是论事，不是重述考证的内容，读者鉴之)。

　　等到1976年增订《新证》，内中增入了一篇《靖本传闻录》，说明我毕竟未见毛君所言之原件，若干问题有待深研，不敢遽断如何。我是很谨慎的客气的态度和言词，给继续研索留下了明朗的余地。

　　谁知，毛氏见了此文，大为震怒，在南京红学会上，他以恶语对我大肆攻击——意谓因“证据”推翻了我的考证，因而反诬“证据”之靠不住……

　　不止一桩事例表明了一个“规律”：在学术上听到不同意见，心平气和地与之切磋的，是真学者真论证；而一闻人家略有商量问询献疑请教，即便暴跳如雷、歇斯底里、恶语伤人的，就暴露了他是装学扮士，作案心虚、货色有假——惟恐捅破他的一层窗户纸。

　　毛氏的表现，引起了更多人的疑思。

　　到后来，大家要求他拿出所谓“靖藏本”来以昭信实时，却声称此书丢失了，说是家里人不知其价值，让一个收旧物的担贩给买去了，下落无法追寻，云云。

　　还有一回特殊的经过，值得一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仁陈建根，因公赴南京，特来打招呼：有什么要办吗?我就拜托他费点儿事，到浦镇去找毛国瑶，持我介函，请他惠赐一张照片，将所云之“朱批”拍一条也好，带给我以便研究。

　　这原是易为之事，因“原本”虽失，毛氏已将150条“朱批”过录到他自己的一部“有正本 ”上了，选一页照个小片子，就行了。

　　陈先生返京后向我报告访毛的实况，要点是：南京的照相馆不给拍这种照片。

　　这确实是从未听说的新闻。

　　陈先生还说：“我向他讨求，请出示一下你自藏的那部‘有正本’，也不必再麻烦拍照的事了。”

　　可是，毛氏又有托词。那部带有“过录靖本朱批”的宝书，迄今并无任何人从他那儿看到过影子。

　　我们不好说什么“定案”的话，但我们可以表示：你拿不出一页“证据”物件来，是你自己把事情弄成“死无对证”的“无头奇案”的，别人无罪——不该反而受你之恶语中伤。

　　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你的“过录靖本朱批”已在学术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与混乱，关系到红学几个最关键的问题，对此，要负责任，要出示证据，以防人言可畏。

　　这都过去了几十年了。时至今日，大陆与台湾的学者都有评议发表了。江苏的石昕生先生，与毛氏为好友，而石先生已发表论文数篇，揭示了“靖本朱批”是作伪之迹。还有李同生先生，也对揭伪举出了力证(毛据俞辑的脂评的某条而“改造”时，不知俞辑本有漏误，他照抄袭俞之误。这使得伪迹无可诡辩)。

　　台湾学者进而指出：毛是迎合俞先生的论点而伪造朱批，寄与俞氏，俞不能识，反以为己说获得了力证，落入了毛的设计。

　　前几年，忽承毛先生又惠一札，内言拟将我旧年给他的信件(还有其他红学研者如吴恩裕等人的)编印一集，征我同意，并对他曾在南京会上攻击我的往事谢过，说他原不懂什么、我不必与他计较等意。我回了信，表明我不同意他的编印计划，因那都是当时不明真相的

言辞，如不经我同意而擅自发表，要负法律责任(此复函有复印本，并分寄与学友存证)。

　　近来忽又有上海的魏绍昌在贵州《红楼》期刊上发表了一批俞平伯致毛国瑶的信札的排印文字。魏君是公开支持毛国瑶、相信“靖本”的人，也许这和毛的来信所打算的编印诸家信件一事有所关联。对于魏君发表所辑俞函的说明介绍，又有石昕生先生的评议。这都很有关系。

　　我叙此案的粗略经过，用意是在说明：研治红学的事是多么复杂而艰辛、离奇而怪异——这在“学术”范围之“内”还是之“外”?一个人有多大精神智慧能力，来应付、“处理”这些做梦都想不到的事相?

　　我经的却又不止这一件奇情异事，当相继而来的几个关键问题都与己所考证针锋相对，“证据凿凿”——这情势之下，考验自己应持何态度，可真非小事一段。例如当有贵州学人葛真先生，见了我的《靖本传闻录》，就赐函说我“已经到了‘真理’的门前，却又后退了!”是责我应当相信毛辑“靖本”之批也。这可能代表相当一些人的看法。

　　动摇吗?许多疑点未清。“固执”己见吗?要有充分的反论证破之，方能岿然无怯，去承受作伪者的反击和舆论“微词”。

　　诗曰：

　　谁道研《红》乐不疲，骇情怪状日方滋。

　　道高一寸魔千丈，感叹愚人小慧奇。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52

一桩奇案几层怪事
　　世间异事多，奇诡忒微妙。

　　智者发深省，愚人付一笑。

　　看官，你道此诗为何而发?说来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

　　1963年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主任室中开一个小会，忽有王士菁同志 (社级领导，专研唐诗、鲁迅，当时继前人来主管古典部)进来，递给我一封信。看时，是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先生给他的信，附来照片二张，说是在郑州发现的雪芹小照，嘱转交与我，并将研考意见回报与他。

　　照片技术不高，但要点具呈于目前：一张是人物坐像，左上角五行题记，表明“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

　　我一见喜甚。同座的周绍良接过去忙着看，也喜现于色，对我说：“他(雪芹)还是到南方去过了!”——意谓他对“南游”之说曾有存疑之议。他还立即跑出去告知他的至友朱南铣(在同楼另一端人民出版社)。

　　我即将初步意见写与方先生，并询问发现的经过详情。蒙他见复，追述一切：那是他到郑州开会，值省博物馆展出藏品，约他去看。看后，因无重要收获，遂问未展出的有可看者否。遂出示一部册页，册甚厚，多达“数十开”( 每相连的对折叶子，叫一“开” )，每开皆绘人物肖像，各有题诗。因发现雪芹此幅，十分注意，乃于此开夹一纸条为记，嘱馆方拍了照片寄给他——当时匆匆赶时间返沪，其他人物详情，俱不及细阅，故无从记忆。

　　我对他说：此件不似伪造劣品，理由有三：第一，雪芹一度南游，只敦敏诗中透露，向来无人论及，敦诗“秦淮旧梦人犹在”等句，加上敦诚的“废馆颓楼梦旧家”“秦淮风月忆繁华 ”，明示“一载有余”的离别是他到南京去了。第二，从无人能言尹继善在南京准备“南巡 ”罗致人才“接驾”与曹家旧事密切相关之要义。第三，如“洪才”二句，词义渊雅，乃运用六朝人之旧语。如梁代萧琛的“丽藻若龙腾，洪才类河泻”，如潘尼的“雅论弘博，逸藻波腾”等句(参看《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8章第1节，第735页)。

　　——所有这些，那个假想的“造伪者”，能有如许的学识与才华吗?我甚至以为就连“风流儒雅”四字是用杜少陵赞叹宋玉的原语，恐怕一般人也未必尽明吧?我们有何理由先存一个 “有鬼”之成见呢?

　　谁知后来的怪事可就多起来了：

　　第一怪事是册页的“开”数逐次减少，从数十开变成了一开。

　　数十开，是方行先生的原话(函件幸存)。第一次调查鉴定时，仍为册页，但开数已大减。我走访东城方家园15号外院，亲向目击者黄苗子取证。他确言三点，我记忆最清： (一)册页为 8开。(二)每开绘有乾隆时人肖像，皆为陆绘尹题——并表示可推知为尹继善幕僚府中诸位才士。(三)画师陆厚信之名曾在书中见过，只是一时记不起是哪部书了。他的语气没有任何迟疑、模糊的迹象。

　　以后我们在全国政协开会，是同界同组，我又再问此事，所称无异；我问当时为何不拍照存影，他立刻答：拍了!文化部的曹孟浪(老年同志)专管拍照片，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展中的文物都拍了。

　　但第二次调京研究时，送来的是一张对开页。问馆方，答称从一收购就止此一开。我说方行局长确言初见是多开册页，如何解释?答称“此开原夹在一本字帖里，方局长可能没看清楚，误以为是册页了”。

　　我又将此言告知方行，请他对证；他回信说，若如馆方所云，那么我又何必还要夹一个纸条作记号呢?!

　　显然，方先生对此有些生气，虽不肯明言，也表示倘若事情如此这般就很难“对话”，以后不想再干预此事了……

　　我以为，如认为上海市的文化局局长，竟连一册字帖和一本画像册页都辨不清，那能让方先生和聆者心悦诚服吗?岂不有诬蔑之嫌?

　　第二怪事：像主成了“俞雪芹”。

　　第一次由河南调京，是郭沫若要看。因像左有尹继善题诗，遂查《尹文端诗集》，果有此诗，却题为《题俞楚江照》。故郭遂谓像乃“俞雪芹”，而不姓曹云。

　　但一查俞的有关记载，并无号“雪芹”之说。且沈大成《学福斋集》记俞，状貌是“锐头” “曲躬”(罗锅儿)，与画像绝无共同点。

　　而且，尹题诗并无上款如“楚江先生”之类。古无此礼——倘如此，乃极不礼貌之表现也。

　　后有学者指出：尹集乃其殁后门人代编，题“俞”照的标题，是因故弄错了(比如尹之原草稿书写未清……)。

　　在此“案”中，近年又出现了一位张中行先生，忽又撰文，称言题画为雪芹者是作伪，像实为俞楚江(名瀚)，云云。但张先生似乎未验原件，亦未知种种怪异经过；我推想只是因他是藏砚家，收有一方俞氏遗砚，故愿画像是俞——这大约包括一种“感情作用”吧?

　　第三怪事：当年人们皆闻，馆方初收，付价5元。或云其后觉有屈于文物价值，又补付了5 元。不管怎样，正如已有评者指出：“作伪”者费了如许的手脚，却只为“骗”取了5元之数，实为天下罕闻之异事。其可信乎?抑可疑乎?

　　第四怪事：馆方自己看上的一件文物，出钱收了，入藏于馆，而同一馆方之后来说法，千方百计力言此件为“伪”。收者、藏者、珍重者、辟“谎”辨“伪”者皆出于该馆诸公。此一现象，亦收藏史罕闻的绝大异事。

　　第五怪事：该馆先后派出专人到商丘调查，写出了三份“调查报告”。观其内容，矛盾百出，不可究诘。例如，他们“访”得了俞氏后人(女)，称言一见画像即认得清楚：“这是

我们楚江公!”此人说她家“楚江公”做过徐州知府。经查徐州方志，那年代根本没有过姓俞的 “知府”!

　　如此等等，等等。

　　不知这样的“调查报告”，有无法律价值与学术价值?

　　第六怪事：对于此像，学界也有少数人士不以为有什么可疑的真正问题，为之声辩：该馆收藏的此件文物不伪，乃是珍品——照理说，该馆听了此种意见，应该引为喜事，至少也应表示：既有不同见解，此件自当加意珍重，以俟专家识者最后论定。这就正常了。谁知，他们有人出面到处发文，对主张不伪者不遗余力进行攻击，乃至口出恶言!

　　学界有人质疑：同志，你为何如此一闻异议即那等地气急败坏，全忘了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人，该说什么话?请问：你们这么“着急”、“发怒”地给自藏文物判“伪”而不容别人讲话的缘由何在?

　　我们局外人衷心希望除了学术鉴定的正常文化活动之外，不会有其他因素的干扰。

　　第七怪事：据我个人所知并写入拙著《文采风流第一人》书中的，对此像的鉴定、评论者们就有六七种之多的纷纭“解说”：如史树青初言此对开本为一张白纸，书画皆伪；后又改云诗真画像伪，自言“看对了一半”云云。如某人，硬说头面是改过的(其实是铅粉年久化黑，曾用双氧水试洗，致有渍痕)。又有一位红学界友人认为左上角五行题记的纸是后接上去的，映光可以照见痕迹。至于权威书画鉴定家，如启功，谓所见肖像画无绘者作题记的。此言能否概包一切，保无例外?尚难断言。如徐邦达，以为五行题记是揭裱趁未干燥时题写的，即有与古无异的效果——但绝无一人同意曾经“揭裱”过的说法，原件原裱，毫无二言。又如张中行，不论其他，只言仍是俞像……

　　请看，这么多的“鉴定”，相互“打架”，然则我们外行人又听哪位的话为是呢?这样的鉴定“结果”，非“奇观”而何哉?

　　最近，商丘出现王长生撰文，为原藏主与画像辩诬，谓另有内情，画像不假。

　　究竟如何?我等待新一代专家给以关怀，深细研考，以期早日获一合理而服人的共识，则中华文化史、文学史上一大幸事，非同细事小节可比也。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即在纷纭聚讼的声音中，上海鉴定名家谢稚柳先生，对此画像及题记完全肯定，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作伪”问题。另一经验宏富装裱工老师傅也说，没有任何伪造迹象可言，纯属旧物。此外，文化界艺术界人士也有同样看法。这种眼光识力，恐怕也要享有一个发言权的席位。

　　那些一听人家说此像不假就发火的人，不知为何如此地害怕这些认真求实的意见?日后也必然能找到答案。

　　诗曰：

　　小照分明数十开，春申馆长寄书来。

　　郑州忽变一零页，莫讶权威也乱猜。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54

两律异闻　　
“两律”是什么话?是两首七律的“缩词”。

　　先录一首——

　　戴面提刀稚子欢，万人如海聚城。

　　王稀方觉得羊易，尾劣翻怜续狗难。

　　君恶能为石头记?我曾何意米家山。

　　高风数笔无由见，残雪晴泥载扇还。

　　*指想望中的雪芹绘画

　　此诗的摘句见于拙著《新证》增订版(下册，810页)，老同窗见了，来信说极喜头端两句首一联十四字。

　　为什么?因为他懂得老北京新正月初三开厂甸庙会的盛况，那儿百货骈集，万宝咸陈；只头一句就写出了小孩子买了鬼脸儿(假面，多为京戏大花脸，或孙悟空等)和玩具刀枪，又兴奋又神气的情态，故而十分“得味”。

　　他当时就纳闷，说如此好诗，为何不录全篇，却只“露”了六句?

　　这有原因。须待叙明此诗是因何而作的，便可尽知“缺”了颈联的用意了。

　　原来，那是1970年，正月初三，春雪初晴，我踏着软泥(路面上间或有残雪融化未尽)到厂甸去游观觅“宝”。将到琉璃厂时，先过“新华门”，诗中的城指此而言。当然， “万人如海”乃借东坡之名句也。

　　我那时心里想着，若能万幸遇一与雪芹相关之旧物或遗迹，则平生大愿可酬矣。

　　心里如此琢磨着，信步来到一处书画摊。我一眼“捉”着一大摞旧件，厚几盈二尺左右。再一看时，吃惊不小——扫数是清初大名家书画扇面，托裱为“斗方”平整之件!问价，每张伍角，随意挑。

　　我那年正非常穷，本应全部收下——因为“没法挑”，都十分名贵，而一算总价，约需百元之数。那时钱比现今贵得多，不止十倍于今之购买力，我哪儿有这财力?再四翻阅，取舍大难!万般无奈，却在最底层发现了程伟元的一张，所画者乃水墨山水，大墨点，似仿米元章的风格。我掏出五毛钱，买了它——可心里并不高兴，觉得不是曹公子而是他(伪续《红楼》，与高鹗合谋，谎称原作“全本”)!惆怅得很。

　　将程绘折扇带回家后，就写了那首七律。但颈联(即第三、四两句)为何却掩而未发呢?这只因用了一个“狗”字。

　　此联上句是用“买王(羲之)得羊(欣)”的书法史上的典故，羊欣的字写得也很有名气了，乍看学王右军很有点儿像，细审则小巫见大巫了，也有以羊欣书假冒右军真迹的。借此为喻，可以去得。下句直用“貂不足，狗尾续”的故事，更是恰切。

　　我自觉，“羊”“狗”的对仗，相当巧，也饶有风趣。

　　但不敢“公开”者，只因这句话原是骂人，有伤忠厚，加上我“挨批”的焦点就是“自传说 ”和崇曹反程高，力斥伪续的歪曲雪芹的大悲剧，变成二女一男的庸俗小悲剧——批判者却不讲真正的思想性，把程高说成了立有“反封建”的大功云云。我若公然以“狗尾”斥程高，定然惹怒了人家，我就“吃不消”了……

　　所以，原诗只发表了六句。

　　谁知，这又惹了另外的祸端，有人对我讥嘲笑骂，切齿有声。说：周汝昌连律诗定格是八句都不知道!

　　这麻烦又是由何而生的呢?因为我戏补了雪芹的一首残句，有位专家“鉴定”说是“雪芹原作”，而周汝昌竟敢将雪芹的诗攘为己有!——周某人连格律都不通，能补雪芹诗吗?不但谎言欺世，而且盗名无耻。

　　这罪可就大了，真是难容不赦。

　　除了“律诗六句”一“证”之外，还有第五句“君恶能为石头记”，他说七个字竟有五字平声，只二字仄声，也可“证明”周某根本不懂格律——所以他绝对不会补出雪芹诗来!

　　如今解释一下：“恶”字有三音，本义善恶之恶是入声(仄)，厌恶之恶(ｗù)也是仄声，另有一音读平声如“乌”，其义譬如今之“哪里”、“怎么”等之反诘语气。我却用的是仄声而暗兼三义——这在传统诗的用字上，时常有之，但一般人不知察悟而已。至于“石头记”声，是“仄平仄”，是乃本律“平仄仄”的小拗体，七绝的第三句、七律的仄起联之上句，最多此例，念起来别有峭健之趣，习诗人无不知者(如“正是江南好风景”、“疏影横斜水清浅”……可谓俯拾即是)。

　　可是那位红学专家连这也不明白，硬把我声律无差的句子说成是“不通”。我到写这一节小文时，这才略讲几句，以前向未置辩。

　　那么，专家认定的“雪芹原诗”是怎么一个“不可及”处呢?——

　　唾壶崩剥慨当慷，荻月枫江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尊那靳感茫茫。

　　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这样的诗，能冒充雪芹吗?(传出时首句误为“慨而慷”，“渌尊”误为“绿尊”)

　　首联二句，尚可充数，亦不见佳。颈联则是十足的败笔——因为太俗气，雪芹绝不会写出这样的话来，尤其是“传栩栩”、“感茫茫”，凑字趁韵之迹最为显明了。我自己常向友人作 “自我批评”，而且后来改了，记得是：

　　红粉有家船廓落，青衫无路酒淋浪。

　　这总比那庸俗的初稿要好一些，多少摹拟出一丝雪芹的不平的“奇气”(敦诚赠语)。船即琵琶妓之“家”，而她的船也空空荡荡，像她的心一样。白居易的酒，即他的“出路”——也是雪芹自况之语意。这种句法略有逋峭回环之致。

　　此戏为之“倒补”芹诗，作于1970年之9月，我自湖北干校返京之后不久，本是渴望能见芹诗而不可得的“异想”与“假慰”之计，写与吴恩裕先生，嘱他勿传——我想考验一下他的识力，假称是雪芹之原句忽然发现。他抄在笔记本上。后来他告诉我：“我笔记本放在桌上，陈毓罴来时，在本子上看见了，就抄了去，还在某处发表了。”

　　这样才引起某专家一口咬定是“真诗”，又因我自承此乃拙作而恼怒，掀起一阵轩然之波。

　　有一点是我该补充的：作“伪诗”时我故意使用双声字，如“崩剥”、“慨慷”、“西轩” (西按ｘī音读之，本音是ｓī)； “北浦”、“琵琶”则b、p在古音中也属纯音双声。但“崩剥”是生造，“北浦”更是杜撰之词，皆无所据之“独出心裁”也(只“西轩”是曹寅在扬州时的旧事)。

　　因有人骂我不会作七律，我倒受了“激将法”，从此一下笔就是七律，而且补芹此诗竟有八试之多——记得《中华诗词》上刊发过第八次所补(以前的恐怕找不全了)。美国周策纵先生也寄来他和友辈试补诗，也竟集有九首。这也堪称大观与佳话。

　　我也曾两次将“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秦可卿托梦所诵)补为七律，今不多叙了。

　　诗曰：

　　文情狡狯岂难知，讵敢欺人人自诒。

　　也有盲人夸眼亮，认他真句不容疑。

　　［附记］

　　我作此戏补诗，未欲示人。时吴恩裕先生在干校，常常惠札相念，亦不忘研芹之事。他说见了雪芹的著作，有自序与董邦达序，但不肯录示。我疑其不真，乃戏言：我有雪芹诗，咱们交换吧。他果然抄来二“序”，我一看是伪作，便将戏补诗抄与了他。他是干校结束返京后才让人见到此诗的。

　　其他细事，可参看本书中怀念恩裕兄的专文。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56

通州之缘

　　通州现名通县，大约是因后来行政区划只有市、县，而将州、府废掉。但老习惯还喜欢称州，比如赵州早亦改名“赵县”，可是没一个人说什么“赵县石桥”，只说“赵州石桥鲁班修 ”。再者，“州”字也难尽付禁条，“杭州”、“苏州”、“泉州”、“广州”……叫得蛮响。此岂字的幸运乎?亦历史的韧性也。

　　我与通州缘分不深。京津往返之路经此地，那不能算数。真“到”那儿，迄今实只两次

。

　　一次是“文革”中一大群“黑分子”到通州永乐店去劳动。

　　记得好像是秋天，高爽宜人，做的当然都是庄稼活儿。因那是“集训”，每日两次“整队 ”听训。一次“工头”喊了“立正”口令，而总编级的原领导楼公适夷，还“八字步”撇脚而立，被那头头着实地怒斥了一顿。

　　说实话“书生故习”极不易改造——就在那日月里我还是忘不了“考证”的功夫。

　　这回倒与《红楼》不相干。我是对“永乐店”发生了“兴趣”。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在这儿住过一次“小店儿”不成?

　　我想，这怕是汉字语音在民间的音讹。

　　记得古代最大的几个沼泽之地，在南如云梦，在北即有雍奴。雍——永之变，不待多讲；“ 奴”是ｎｕ音，ｎ与ｌ的互转音讹，例不胜举(如蜀语xx说成ｌａｉｌａｉ，天津话“ 嫩 ”说作ｌｅｎ……)。此理即明，则古名“雍奴淀”第二字初变为ｌｕ，ｌｕ的轻读就是ｌｅ(乐)了。故“永乐店”者，古名雍奴淀之遗音也。

　　这在“劳动改造”中过过“考证”瘾，自然没法找书本写论文。至今是否难以自信自“定” 。

　　但“淀”之变“店”，自信不错。北方的许多“店”，实皆“淀”也。淀乃浅水，世代一久，即为枯涸，淤为平川，民不复知，乃写作“店”耳。如大师顾亭林，作《京东考古录》，谓昌平之“夏店”，即古之夏谦泽，此说极是。但他竟不悟那个“店”是“淀”的“记音” 。此亦鸿儒硕学的一个小小的遗漏。

　　在另文中，我叙及1962年通州发掘曹家大坟之事，惜未赶上车，故无“考证”可写，至今抱憾。如今只好单讲1992——整整三十年后的事了。

　　1992年的7月31日晚间，忽接市文物局的电话，邀我次日上午到通州张家湾去看一件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的石头，开会鉴定一下，将派车到门同往。我听了心中欣喜，对此佳讯感到兴奋，期望一个巨大的发现，打破多年来的沉寂局面。

　　次晨，果然车临舍门，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情与提供的方便。到达后，进一平房大间屋子，很简朴的，靠山墙一面摆一列桌作主席台，列坐的是区镇领导和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等人。正中一大排拼桌，两侧列坐到会专家及石头发现者。靠墙坐的还有不少人，包括新闻界记者等位。抬头看时，山墙上贴有黄纸大字，写着“曹雪芹墓碑鉴定会”的字样。

　　主持者到会后，先让大家观看这块宝物——名为“墓碑”者。

　　人们围上来。只见地上横卧一条通常叫做“条石”的粗石头。正面刻的是“曹公讳NFDA2 墓”五个字，左下角二字看上去像“王干”，解释者说是“壬午 ”，纪年干支也。那字极板硬僵死，活像火柴棍儿摆的。没有笔路锋芒转折，一般粗细。

　　看了实物，归座讨论。

　　我记得，我左侧是于杰，对面为赵迅，略偏对的是秦公。秦公旁是位赵先生，已忘其名(其实以上所纪姓名也是会后询问明确的)。最远角上是发现人李氏兄弟。

　　发现者做了长篇大论的报告——发现详情细节，还有打印的书面。还有分发的地图，两份“ 证明书”。

　　发言开始了。

　　第一炮是秦公。我与他只见过一面，并不熟识。他说：这件东西很可疑，理由有三：一是品质不合，这不是刻墓碑的石头；二是型制不合，墓碑无此种形状。从物体本身来考察，只是京郊民居常见的做盖房的墙基石或台阶石。再从石刻看，字的“笔画”槽内明显看出是胡乱凿成的，像“NFDB6 (ｃｕò) 磨”(盘石)那样“NFDB6”的字，根本不是刻碑的技术者所为。

　　秦公先生也指出了这石面也并无二百多年埋于土中的痕迹，是一件新物(对此，发现人解释说他曾将石面“磨过一次”)。秦先生讲后，发言的是我。我说，我们应当重视石刻专家的意见，深入探究，以定真伪；此外也要审断所刻文字的款式合不合乾隆时代的习俗规格。

　　秦先生身旁的赵先生，听我此言后便接着发言，他说：文字款式不合，从未有如此书碑之例。比如墓碑一概是某某人“之墓”，无省“之”字的(那实际欠通)。再如左侧一行书写年月，一律是顶格大书“皇清乾隆××年(或加岁次甲子、乙丑……干支)”，这是定例，哪会只写干支“壬午”二字而且写在最低的下角处?这根本不可能。

　　会场一阵寂然。主席台上似乎感到情况出乎意外，言词有些不像开场那么兴致勃勃了。会上没有出现反驳秦、赵两位意见的发言。

　　我注意到两份“证明”文件中，一份是退休的本镇的老支书，他主要表示：一，我不知“曹园”这个地名；二，我当时不在那块地上，未见那块石头；三，我也不知道石头上写的什么字。

　　这令我十分诧异：这哪儿是“证明”?老支书是位老实同志，不肯说假话——这其实是“反证明”。

　　发现者还讲了很多“细节”，例如说那碑初现时是在土中“斜着的”，既非平卧，也非直立。他用心良苦，是想表明石本正立，年久倾斜了。但这儿破绽分明：若系直立，或需有石槽嵌立，或下端字外有较长的空白石端深插入土，方能直立——而那块条石的“墓”字

紧挨石边，无一寸留埋之空石端，何也?

　　其实，既曰“墓碑”，是立于墓前，让后人知此为何人之坟茔，从无将碑埋入坟内之事—— 墓内的石刻，那叫“墓志”，字很多，有文有铭，有撰文人，有篆盖人，皆落款……

　　这个破绽弄得相信者不太好办了，于是不再称“墓碑”了——心裁独出，改称“墓石”了。

　　“墓石”之名，绝不见于文献典籍，是个杜撰的尴尬之名色。

　　离张家湾返京之路上，与秦公先生同车，这才“重新认识”。他表示了若干疑点，确言是一块拙劣的伪造物。并云：“我只能举疑点，供研究；若是明言伪造，害怕有人拿刀子捅我! ”

　　事后，北京报端颇有文章讨论、争议。秦先生十分重视此事，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未见有专家能逐一驳难他的论证。

　　市文物局不表态，内部个别接触，得知局方根本不以为真文物，只因碍着某少数几位专家的面子，不愿公开表态，但不开会，不通报，不宣传——作为不表之表。

　　再事后，方有《北京日报》宗春启先生发表了重要文章(载《视角》杂志)，引录了知情人的投函揭露，证明年月、地点、当时“平地”的工作方式、分队分地，一切情况，无一能与“ 发现者”的言词有相符之点，全系捏谎编造。

　　一场闹剧，到此谢幕——也“谢墓”了。

　　意外一件事：会议结束招待午饭，从会场走向饭厅的路上，于杰先生与我(陪我的有女儿周伦苓)说：患眼神经萎缩症，视力坏极了(与我同病相怜之叹)——而然后接云：正白旗的那块墙皮上的字是我发现的——今知是假的，可是已不好再说明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雪芹的预言，英明极了。

　　诗曰：

　　墓碑墓石费称名，一块新镌动北京。

　　独有秦公存正义，临风怀旧悼先生。

　　*秦公先生不久前因病辞世，不胜痛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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