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自传

巴山

抗战中漫漫长夜，此“线”既断，我的精神转入了其他领域，不在此叙。

　　抗战胜利，我已年华老大，挣扎返还燕园，在外籍教授中最能投分的则是包贵思女士(Ms.Gr ace Boynt on，贵思是Grace的谐音汉名)。她开的课是欧美近代小说研究，从她的讲授看，她还可算 得是位懂文学的、感情丰富的良师，对同学十分关心，人也平易亲切——但并非不严格。

　　那回是她指定读三本书：一为某美国小说名著，二为两家评论此小说的专著，读后要交一份 报告，对所读之书提出自己的看法。

　　大约隔了两三个月，临交卷限期近了，我才想起该赶交卷了——那时我精神全注于考证雪芹 的生平家世，每日在线装书堆中陶醉，无心于那种洋故事。于是赶紧硬着头皮读这三大本洋 书；然后在一个下午空时，坐在宿舍里振笔疾书——笔不停挥，一口气写完60页!

　　写到后半时，清华大学友人乔君来访，他不忍打扰，悄悄坐于我旁，看着我那么流畅地写洋 文，实比写中文还显得自如轻快，对我说了一句诧异的话(已记不清了)，表示“服气”(他 也是学外文的)。然后才邀我到了成府村小吃店去吃炸酱面。

　　第二天交了卷。相隔数日，包贵思女士

　　忽对我说：星期四下午你 到我家晚餐(燕大的风气，教师高兴时邀同学去，也不是为吃，是一种师生交流、增加了解 的好形式)。

　　我如约到燕南园她的住所去拜访。见面之后，先无杂言，即取出一叠纸给我。我接过看时， 就 是我那份paper(卷子)；上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字，译成中文，意思是：“这份卷子所凭值的 ，不是一个分数(grade)，而是教师的一鞠躬!”我看了十分惶恐，就说：“您给我这样的 评价，我如何当得起!”(I can hardly deserve it!)她说：你当得起的。

　　当我拿回来再翻看各页时，发现这卷子已由赵萝蕤女士看过。后来听说，她是早先因此一主 题甚受包女士赏识的高材生，已做教授，乃神学院院长赵紫宸之令嫒。有人还说她学生时曾 选 为燕园的“校花”，不知确否。她在页边有一处批语云：这部小说的意义和研究的问题并不 如此简单。但我并不想对此细问。观有一处她用绿色笔添了一个介词“to”。照英文正规用 法，这种句法中此一“to”是省略不写的，写上反觉累赘“外行”了。我就问包女士，在这 儿这个“to”有必要加吗?她笑云：不必。

　　——这份卷子，一口气60页，她一字未改；那被添上去的“to”，反倒是添错了。

　　这件事，故友乔君知悉。如今我说这些，也许有人“半信半疑”了吧?

　　诗曰：

　　卷纸疾书六十篇，洋文口手似流泉。

　　包师青眼惊人语，今日应疑是妄传。

巴山

苦学洋文为哪般
　　学洋文，到底为了什么?

　　自顾平生经历，下功夫最多的不出四大方面：一、诗词；二、书法；三、英文；四、红学。 其中诗词一门包括写作、笺注、鉴赏、理论研究——后来发展到由诗词、书法、红学、语文 ……探索中华文化的总体精神。那么，剩下的那个学洋文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已叙过了：在高中时已经是想译中华文学的精义，向外传播介绍。入大学后译《文赋》、 《二十四诗品》、《摩罗诗力说》……都是那一意念的引申实践。虽然开头时也曾想“呼 吸欧风美雨”，但很快转变了，不是要变成“半个洋人”，还是愿当个学者，沟通中西文化 的差异距离。

　　洋文在说、写诸方面有了一些成绩，但实在又不是真正的完全的“精通”，能写论文，但不 能写“文学作品”；有些细致微妙的“讲究”之处，也没学到，乡语叫做“有点儿潮”，未 能无懈可击，一点不错。

　　那么，学了小半生的洋文，收获何在呢?

　　也许你对我的回答会觉得新鲜——我的最大收获是“比较”，有了比较汉语文与英语文之异 同的机缘条件。

　　比较之后的深切体会归结为一点：洋文是“死”的，汉文是“活”的。

　　一般人有个不小的错觉，总以为西洋语文精密、清晰、准确……大约就是两点：概念清楚 ，逻辑周密。而汉语文“不行”，“模糊”、“浮动”、“游离”、“玄虚”、“不讲完整 ”、“不够精密”等等，等等。

　　我总想：我们能这样认识问题吗?如何说洋文“死”?我的感受很深：一是词性死，二是语 法死，三是语式死，四是标点死。

　　怎见得?下面分说大略——

　　什么叫“词性”?即某字为名词，某字为动词，某字为形容词、介词、联词……之“性质” 是也。除很少数个别例外“一字可兼二性”外，都是“死”不可变的，用错了就是大笑话— —也没人懂。

　　例如，man是名词(noun)，没法当动词用。speak是“讲话”的动词(verb)；你要用为名词， 那得 另找一个speech才行——这儿没有通融的余地。pain是个noun，你要说它的形容词(adj ective)，那得去觅求一个painful……如此等等，等等。

　　在汉语文中，绝非如此。

　　以上不过随手拈举小例。必有专家指责说：名、动二词不分形式，在英文里何尝没有，如ra in既是“雨”的名词，也可说It rains，就是动词了，与中文无异。我说：不然。rain虽可 作为动词用，但它不能“及物”(transitive)。汉语却能说“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我们 的“动词”不必分别拘定什么“及物”、“不及物”(intransitive)。

巴山

       你或奇之而难信，果真是如此的吗?

　　佳例也多得很。比如，我们说“蜀犬吠日”、“吴牛喘月”，皆为名言俊句，脍炙人口，这 是 地地道道的中文，人人都懂。但是请问：在英文里，bark(狗叫)的后面能接一个“宾词(也 叫‘受事’)”吗?“喘”理亦同。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列出一大串来：“虚堂坐雨，空庭步月”，“人睡腿，狗睡嘴”(俗谚 ，谓人须腿暖方眠熟，狗则睡时先将嘴藏入体中暖处)。这些“动词”，哪个能在洋文里这 么用法?用了谁能懂得?可在中文，它们都能接一个“宾词”(object)。这在欧洲人听来恐怕 会惊奇或“茫然不知所云”吧?

　　其实，就是“及物动词”，在中文里所能接的宾词也不同于西文，例如我们常说“担风袖月 ”、“栉风沐雨”、“戴月披星”……

　　这些，洋人听了，都不仅仅是“不可想象”，简直是“不堪设想”!

　　因此，连有些中国人自己也认为汉文“不科学”。他们不能领会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诗的语 言”，一大特色，可赏可爱之至!你拿“洋语法”来“套”我们的民族精神创造和审美境界 ，那行吗?!

　　至于洋语法中必须有“主语”、“谓语”等一串死规矩，也与中国诗的语言格格不入。我最 爱举的一二小例就是：

　　乱山雪烛夜，孤独异乡人。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前例写孤身他乡自度除夕，后例写游子未晓启程赶路，其情其景，打动了历代的读者，为之 击节，为之心折……我要请问一句：你看看这里头哪个是主语，何者是“动词”，什么都没 有!在洋文，这根本“不成话”；在我们，这是绝妙好词!

　　何也?何也?分别在哪儿?

　　思之思之，悟之悟之。

　　然后，再换一种，所谓“形容词”者，且看看又是如何。

　　也是我喜欢举的常例——

　　一种是“形容不清楚”。尽我所知，大约可有“微茫”、“迷茫”、“苍茫”、“渺茫”、 “依稀”、“恍惚”、“仿佛”、“迷离”、“凄迷”、“空濛 ” 、“要眇”、“朦胧”、“氤氲”……

　　这些，可否在西文里都有“精确”的对应词?如无，原因安在?讲道理，求学问，你总得找出 一个“说法”来，才算一回事。愿闻高论。

巴山

同理，春寒是“料峭”，北风是“凛冽”，秋气是“凄紧”，大夏是“滔滔”，落木是“萧 萧”，桃为“夭夭”，柳则“依依”……如此等例，万千难罄。请问在外文里也都有“精确 ”的对应词吗?

　　王右丞说：“漠漠水田飞白鹭”；秦少游说：“漠漠轻寒上小楼”；“漠漠”到底是什么? 请“科学”的专家给下个“精确”的定义!我们中华形容女性美，可以有很多品格和“分类 ”，比如妖娆、妩媚、娉婷、婵娟……还有韶秀、俏丽、端庄、窈窕；还有艳、靓、娇、倩 ……你去查查外文词典，都有“共识”吗?

　　我们民族的领受与表现，都不是“死”的，比洋文丰富美好不知多少倍。

　　批评家说汉语文“不科学”、“不准确”，太“模糊”——所以比不上人家的好。我说，这 种 “评比”是既不晓西方，又昧于汉语，全是盲论。中华民族有自己的仰观俯察、感受体会， 有自己的价值观、美学观，更有自己的表现才华与方式——它有浓郁的“诗质”在，不单是 ��1+1��＝2之类。

　　奉劝崇拜洋文的好心人们：多学多思自己的独特优异的中华语文，认识她的特点优点，切忌 搬弄外来的一套语文 观念模式来“改造”中华的好东西。任何损害我们自己语文及汉字的做法，都将是一种文化 犯罪。

　　以上就是我学了“小半辈子”洋文的最主要的收获与感想。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懂自己的语文之可珍可贵，一味“慕化”别人，陶醉于洋八股语式，任 意伤害、扭曲汉字汉文之大美至美。我每一念及此事，总是心伤意痛。

　　诗曰：

　　学得洋文好镀金，百年时尚到如今。

　　中西文化真交会，须待双方苦用心。

巴山

         蜀道知难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此已早成历史陈言了，但我还是赶上了一点“难之尾声”，略知滋味。

　　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华西大学之电聘，邀我去当外文系的讲师——其时我尚在燕京大 学的中文系研究院读研究生，差一学期方能毕业。何去何从?殊费斟酌。

　　话要稍稍回转，“倒插一笔”：

　　我1935年秋初中毕业，本应1937年秋高中毕业，即升大学。孰料1937年卢沟桥事变即起，母 校南开中学被炸南迁。几经周折，到1939年方得考取燕大西语系，1940年秋方得入学。又孰 料，1941年冬即遭日寇封校。又经六年沦陷之苦难生活，于1947年之秋再次考入燕大——仍 算40学号老同学，并承认已读的三学期的“学分”(燕大是“学分制”，读满规定的学分限 数，方能毕业)。所以我这个“老”学生却成了解放最初一届的燕园毕业生。闻者(聆我追叙 自幼龄的学程百般坎坷)称异，几乎难以相信!

　　毕业分配工作，新中国的新闻总署到燕大去要应届生，条件是中英文须兼长，于是系里推荐 了我。

　　新闻总署专人到校找我，适值我外出，未能洽谈。正巧中文系来通知我，即将成立第一届研 究院招生。我又在就业与求学二者之间必须做出明智的决断。

　　这儿有一小趣事：1947年重考入学(复学)时，我想转系，报了新闻系。及一到选课填表经系 主任批准时，他见我选的课都是文学艺术之类，于新闻必修课毫无兴趣，当即驳回，说这不 行，要大改选课表。

　　我无法“接受”，于是就去找西语系主任柯安喜，说“我要回家”(back “home”)。

　　她见系里来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十分高兴，喜笑颜开地说：“你要回来——太好了 !”一下子就在我选课表上签了字，“收留”了我。

　　

巴山

        既有此番小曲折，我再就任新闻总署的职位，心里终觉欠安；加上我是个酷爱中华文学文艺 之书呆子，对中文系研究院的“魅力”简直无法“抗拒”，就入了院当研究生，婉谢了新闻 署。

　　华大来电聘，事带有“传奇性”，也不易得，遂又决计应聘。我为此去向高名凯先生请教， 多蒙高先生十分慷慨照顾，说：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在半 年内将论文寄来，研究院就承认你的毕业资格。

　　我还请问：到成都教学，您有什么指教之言，也当敬聆。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多 注意政治。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办理离开燕园的手续——这是依依难舍的地方，去就难以两全的滋味很 不好过，然而也只好拜别师友了。

　　1951年受聘，离母校，次年春末方得启程上路远赴锦城。当时并无铁路，要“爬”秦岭，循 古栈道入蜀。

　　上文已交待明白，我重返燕园，非复少年，人伤老大，曾于本科时作诗，今只记此七律中一 联 云：“半生书剑经三化，一介儒冠上二毛。”(三化，用《观我生赋》之语；“二毛”即潘 岳的典故，不烦多注。)那时入蜀，事非简易，已做了永离家乡的打算。老家是连一条“青 毡”也无有了；浑似迅翁之诗所云“挈妇将雏鬓有丝”。

　　成都华大知我实况，并非单人独骑(ｊì)的一个少年学生，而是要“携家”前往，慷慨地 两次汇给了旅费。那时要从故里天津先到北京，方能登上火车，经河南，入陕西，直到宝鸡 下车。从宝鸡为始，就要爬秦岭了。

　　那一切的经历，都是新鲜的，此刻也难尽表。单说怎么“爬”法呢?——

　　一辆很敝旧的破汽车，由它直开到成都。这可不是小事一段。但看那司机“貌不出众，语不 惊人”，可是他显得“若无其事”的一般，我想他是经验太丰富太老练之故。

　　我们这一车十几个人，都是千里之旅，有从沪上入蜀办事的，有游子回乡的，还有军嫂远赴 新疆探亲而路走此半途的……我属“特殊身份”。我们天南海北，结了一个缘：许多日夜， 相聚相助，休戚相关，都熟识了而且都是很好的人。

　　从宝鸡旅馆告别秦川平原，一入山口，一峰突起，衬着云霞，我的男孩喜得立即拍手叫出声 来。我也觉得自己是个“诗境”中人了，十分欣快。

　　千盘万转，一辆破旧车像个不识世务的牛犊，在无穷无际的山岭上左旋右转地爬起来。望车 外，一步一景，难描难画，连山的颜色都在多变，竟有赤红色的一座峭壁孤崖，绝似娲炼之 余!

　　但在“观山景”的快意和惊奇中，车临险境，奇不可言，心里也会想：我们这一小群人的命 运，就全“寄托”在这头破“铁牛”身上了——那车和司机，倒有点儿“牛劲”，从未见他 们略有迟疑或疲态。

　　可是，有一回在一处山顶上“抛锚”了。

　　久坐车内的人，走出来活动腿脚，我下来见是一片不陡而倾斜的坡面，石头很光滑，不敢放 步走，小心翼翼地试“行”几步，发现坡上有镌刻的大字，可是没法 “远览”(鸟瞰) 而辨认 是何字句。正在怅然无计，说车是小毛病，没事了，上车吧。于是“老牛”又依然鼓劲 地往前挪动起来。

　　这一次实在算不了什么真“事故”，略为麻烦些的则是在凤翔县——全程也只这一次，可谓 幸也。我因此更佩服这辆破车和那看似等闲的司机。

　　那是在凤翔歇下，“打尖”休整，以备往西的更艰难的行进。看见地方上有人召集村姑农妇 们，列队扭秧歌，是当时表现妇女得到解放的活动。我则只想起历史上如苏东坡者在此做官 留下喜雨亭等石刻，惜难寻踪问影……

　　夜晚男女老幼挤在一个大土炕上，记得在炕上并未真的睡着了，忽听见唤大家起来要赶一程 路。旅客都是最想快到，不计睡不睡，于是纷纷收拾，离店又行

巴山

        已记不清走了多远，到一深山中一个“坳”处略有一点平地，那儿孤零零一所陋房——车 在这儿出了毛病。此时已是黑夜，将那户人家唤起，要求投宿。进去只见中年妇道人家两个 ，惊奇地忙乱着，接待这伙不速之客。她们最忙的是将仅存的白面倾入一个大盆，赶着给客 人和面烙饼。

　　饼还未烙成，忽又传来，车修好了，不住下了!讲好的饭钱照付。两位妇道，感谢意外的收 入——可是谁也不知道她们的那些面怎么处置。

　　这说明：破车不破，司机技能真是可佩之至!

　　万没想到，千山万岭，好容易车到广元，又一次下车检查。据说那时正值三反五反期，沿路 检查甚严，怕有贪污等逃犯以及其他不法之人。但广元这儿却比他处几倍严格——男的要脱 衣，儿童要查鞋袜底儿……行李彻查，更无待言。

　　轮到打开我的行李卷儿，从中发现了我从天津买的美国进口助听器(因怕摔坏，置于棉被褥 最软之处)。这可让四川的检查人员大为震惊——以为是个“小电台”秘密联络器，疑我是 个“特务”。

　　这下子，麻烦可大了。

　　他们先找了“无线电专家”来审验这个助听器，大约费去一小时研究，结果明白它只能“收 ”一般声响，也不能“发消息”。于是这才把我叫到办公处，口头盘问。我有华大聘书与当 时军方部门开具的旅行证件和地方发的迁移证。不想证件上有一个字是圈改的，我倒未察觉 ，他们抓住此点不放，诘问此字如何是改的。我说：原来就如此，与我的笔迹无涉。仍不相 信。

巴山

        最后，见我侃侃而谈，面无惧色，也抓不到任何可疑之迹，这才让我当场写一份自述书面， 然后放行——但对助听器仍不放心，对我说明，弄清之后再还你到华西大学那里。

　　这时间可就久了。汽车有行程，不能为一个人的“事故”而久误时间站头，有些旅客当然催 行。幸而那位司机同志真是好人，他说：他(指我)有家眷小孩子，抛下他在这儿，他怎么办 ?还是等等吧……

　　到处有仁人。我至今感念——倘若他照规矩开车走了，我将会被困在广元，那困难不堪设想 。

　　等我从被拘问处出来，只见远远地站着三个人——同伴者，见我出来了，面现喜容，陪我走 回(我还真不记得路呀!)登车之处。

　　我至今想：这三位旅伴，也是大仁至厚之人——不知我是什么人，遭了什么嫌疑甚至真有什 么“问题”，谁不躲远点儿?可这三位却关怀地到那地方去探我，这是何等善心至意!然而旅 途人生“一面之缘”，再无相会之期，连姓名也不能尽知。每念及此，无限的怅惘和感激之 情，难以悯默。

　　快五十年了，久怀在心，无由纪念他们，今日方以小文志之。
    同车者有上海徐志森先生，见我是个知识分子，谈得来 ，后来成 了通信朋友。他曾叹道：四川地方太闭塞了，助听器上海商店橱窗摆着，人人皆见的，在此 却出了大麻烦。

　　诗曰：
秦岭盘纡落照昏，   深山曾叩野人门。
助听‘新物’原难识，感激仁心格最尊。”


　

巴山

教翻译课

　　人们多年来把我归入“红学家”科目中，我只好“呼牛呼马”皆应之，心里并不喜欢，有时 还很“反感”。实际我的“出身”是翻译课教师。

　　这段历史是从1949到1954年这段时间的事，分为两阶段：前段是在燕京大学西语系，做赵萝 蕤 教授(Prof. Lucy Chao)的课堂及改卷的助教；后段是在华西、四川两大学的外文系任翻译 课(三、四年级专修课)的讲师(放弃了升副教授的条件，回京当古典文学的编辑，那

    时还没 产生“编审”的职称等级)。加上从高中时自己练习中英互译，因此，也积有一些经验。

　　在翻译界，似乎最常听说的问题就是“直译”与“意译”的仁智之歧论，似乎迄无一个较为 合理而大家认同的结果，仍然是各行其“是”(事)。

　　再一个似已“陈旧”了的话题，也难尽行忘掉，即“信、达、雅”三大准则。

　　我不揣谫陋，在此发一点儿拙论，以供研者思议参采。

　　翻译是个大难题。它的任务是解决语文“矛盾”，而这种矛盾貌似语文“互换”，实则处处 涉及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的最深层的差异，精神活动的不同感受与表达。乐观者以为有了翻译 万事大吉；悲观者则十分“痛苦”——甚至怀有根本否定可译的主张，有点儿“泼冷水”的 味道。

　　我总提醒同学说：莫忘鸠摩罗什的几句名言，好好思索一下。

　　鸠氏(Kumārajīva)是位伟大的佛经译家，释典中的基本一经《金刚经》，即他 所译。他虽贡 献巨大，可是他实在是一个极端悲观论者，笔下不能不译，心里却彻底消极：翻译本是不可 能的事!

　　证据就是他说的：将梵文译为秦言(即华语，因他是后秦时来东土的高僧)，“如嚼饭哺人 ，不惟失味，且令人呕哕!”

　　这话可谓太不“客气”——也“厉害”极了!

　　他的深刻感受是：梵文之美，本无法传译，一经变为华文，就如将嚼过的饭吐出来再喂人， 不但尽失饭肴之美味，反而让人反胃呕吐——那“滋味”太难受了!

　　我虽不懂梵文，却深信此理，服膺他的名言——把翻译根本取消，人类将无法交流，所以还 是十分必要的手段，但我总以为日常生活、一般文字、简单事实，可靠翻译传达交通了解。 至于文采、智慧、高层哲理、微词妙�┬鳌�…��那靠翻译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事实，并非什 么乐 观悲观的看法问题。(这很像庄子所喻的庖丁、轮扁，其精微处非言辞所能传达，道理相似 。)

　　然后再说说直译、意译的分歧之见。

　　若依拙愚见而言，世上本无所谓“直译”的事情，不过是个设想名目罢了。

　　你若不信，我可举例为证：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只能译作“那与我不相干”，而不能是“它没有事可与我 做”——因为这“不像话”，没人懂，可这正是所谓“直译”。

　　我在燕大时，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课，我就选了地质学 geology。教师是位美国老者，他每次 讲完下课时，必说一句 That'll do for today! 我常学他的美国英语，逗 得同班两三个俄 国学生大笑。此语若“直译”，应该是“那将会做为了今天”，你可知这是什么怪话?当然 要译为“今儿就这么着行了”。

　　最简单地讲，我们的“大”风“大”雨，在英国人只能译为 strong wind 与 heavy rain， 那个“大”是不能采用 big 或 great之类的。可见哪儿会有一个真的“直译”存在?

　　说到根儿上，真够个翻译者，必须先做到精通 所译双方语文， “知己知彼” 才行，不然靠查 词典找“对应字”，生造一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文句”，便胆敢译“世界名著”，结 果不但糟蹋了名著，也污染了纯正美好的中华语文。

　　我教了三年翻译课，颇受欢迎，凭的是什么呢?一是有自己的体会——提升为“理论”；二 是广览他人实践的得失利病；三是自己独创的教授方法——也许可以称之为“教学艺术”。

　　上文举鸠摩罗什的名言，其实若再追根究柢，还得问一问：鸠氏高赞梵文，以为译后之华言 尽失原味，那么鸠氏的梵文造诣可以不疑了，但他的华文，水平又如何呢?能尽得其真“味 ”吗?窃以 为怕不敢估量过高——从今天来说公道话，那他了不起，但他能与马、班、韩、柳、欧、苏 ……相比无愧吗?他所译释典，并无文采可言，也不过粗达大意而已。

　　所以，我劝学译之人，务必先精双方语文，不可以“换字技术”来对待这门文化工作。

　　其实，昔贤提出的“信、达、雅”三条准则，也还是精深体会(包括实践)了双方语文以后的 “结论”性主张，否则他又从何而谈起什么是信是达是雅呢?

　　提起信、达、雅，我看大可与“真、善、美”三条相为对应。

　　何以言之?

　　信，信实，不走样，不扭曲，不变味，非他，即“真”是矣。难道不对吗?

　　达，传译表出了原文原义，而不浮光掠影，不隔靴搔痒，不似是实非，还不就是“善” 于译事的功力成就吗?不然何以为“善”?

　　雅，不必“过敏”，以为这就是指之乎者也，经书典册；雅，就是文辞功夫，有修养造诣 ，不仅“可读”，而且令人有审美享受，不粗陋，不庸俗，不鄙野，不市井味，不流氓味， 这就是雅，岂有他哉?

　　看来，人家这三条，提得大有道理，用不着蓄疑问难。

　　“信”，老子的主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那“美”指粉饰造作的假象。)

　　达，孔子的主张：“辞：达而已矣。”

　　这都是翻译的核心要害。

　　此即我教课的“理论”、“指导思想”。

　　但我最受欢迎的，还是独创授课方法。这个方法始于在燕大西语系做“助教”(不是正式编 制上的名称，是当时赵教授了解我的能力，特邀我做她的“助手”，却专门代课、改卷、讲 授)。

　　我独创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简叙可资思索讨论——

　　说“独创”，并不虚诳；但也得自先例之滥觞给我启发，不能说成“天下之美尽在于己”； 然又毕竟由我才发展了它，正式使用了它，而且获得很大成功。

　　这个方法是：

　　第一步，精选一篇(或几段)原文，其中含有几处具有代表性的难点需要解决。此即针对性、 目的性。

　　第二步，此原文最好是名著，且有两家以上的译文，足供比较评议。一并连原文打印发给学 生。

　　第三步，预计困难点，指出来，提醒在何处须特别用心。所发参考译文之得失尽量细究，自 立主张，不许照抄，另译自己的文字。

　　就只这样。

　　但收齐卷子，要仔细批注，而且要将良例与劣例分类搜辑，每类又分上中下等级——这方是 教材!

　　我带着这种教材——“不成文法”、“非教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最扎实、 最鲜活的教材而走上讲台时，总是精神奕奕，谈笑融融。散发批注后的译卷之后，等同学们 争看自己的“成败”抬眼望我发话时，我就先作说明：此次预料的要点有几，而出乎预料的 、同学们自己“发现”的要害点又有几，后者尤有意义。然后就逐一举示诸卷中的优胜劣败 的不同实例；而且我的讲授有两大特别受到欢迎的做法：一是一定讲清楚我为何评某例为最 优、次优、平常(过得去)、有毛病、弄错了、失败�┝恕�…��种种“等级”例句的具体理由 ，包 括语文以至所涉及到的历史、百科常识诸般文化问题，并指出胜者的用心用功的缘由实诣。 二 是好例句都揭示姓名，以为表彰鼓励，水平差的、败者则不提是谁的卷子，避免损害“面子 ”与情绪。

　　这么一来，同学们可乐极了，高兴得纷纷来找我谈话诉说心情。他们一致的热烈反响是：

　　一、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课；

　　二、不但讲授生动活跃，而且这种方法是太新鲜了——过去是老师把他的译文写在黑板上， 让照抄，说那“最好”；也不讲理由何以好，何以不好；

　　三、您评的等级和理由，我们都心悦诚服，许多是洞开茅塞，启发性极大；

　　四、这种活法，与死教条正对立，我们衷心拥护。

　　总结几句是什么呢?

　　我的方法是科学的。我反对“填鸭”“灌输”式及一切死法；我的目的是调动学生自己的积 极性，包括兴趣、理解、独立思考、用心钻研，而不是教师拿出一个“定本”，自以为佳 (教师一己的智能，未必句句胜过学生)。

　　学生们全体个个都真的“动”起来了。译卷一次比一次提高。

　　我的教学独创法是成功的，在全校引起巨大影响，但也出了“麻烦”——另班学生不愿听课 ，要求到我班�├椽�，这也“得罪”了人。

　　诗曰：

　　嚼饭奇言最可惊，达真昭信会文情。

　　登堂授业当年事，死法先生享万龄。

巴山

  关起来的滋味


　　家里人常说：“你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年，没得一天的好!”(津语，谓“享受”了若干时 的好日子、好景况，叫做“得了若干时的好”。)

　　确实的，斯言不虚。从大学教书调到这个社(特指那时候的，今日社中人士切勿介意)，就一 直走背运，遭白眼，受冷遇。但最“严重”的还是关进牛棚的那一年。

　　听说“牛棚文学”一度不少问世，我眼坏了，也不想多看这种回忆——当然更不想“凑热闹 ”。可是今日想想，还是该写点儿“史事”，因为各有经历不同，写出文章当然也“各有 千秋”。

　　只因此社是个“文学”的社，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发起，那儿的“大字报文学”是很有“ 可读性”的。两方(不同的“派”)笔战，各展大手笔，彼此互“揭”互“烧”。须知在此 “ 革命”运动中，孟夫子的“性善说”是一文不值的，其专长是挑逗两“派”的“斗性”，使 原来的很要好的同仁同志，变成了冤家对头，真是“势不两立”。

　　这种“斗性”很快由萌生到滋长到恶性“发育”。加上尔时人人都得提防陷于“政治被动” ，一律得学会“极左”，攻击诬陷别人，显示自己的“最革命”、最“红”得出色——这其 实就是伤人以利己，伪装而巧扮。

　　我也无愧于“文学”的一员，大字报写得颇受“好评”。

　　不想“在数的难逃”，我终于被“揪”出来了!

　　那一天，我还洋洋然自在地忙着“革命”，忽见遇到的几个同事看见我时面上露出与往常不 太一样的神情，也未注意。过了一会儿，到院里去干什么，低头一看，只见满地上铺有大黄 色 方块纸，每一方上一个斗大的“×字”，连起来一读，其文曰：“打倒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 标本周汝昌!”而鄙人的大名三个字，每个字都荣膺一个大朱红色的“×”，光彩照人。

　　我一看，心里明白了，厄运降临头上，有好戏瞧了。

　　回到办公桌前，厨师的革命人物张××同志来了，吩咐：今儿午饭不用回家，给你预备好了 ，一会儿送来。不许离开!

　　下班了，果然张同志送来了：一个窝头，一碗菜。我一边吃午餐，一边心里琢磨：怎么打倒 我的革命标语口号不是叫我做“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胡适派徒子徒孙”，却成周扬什么线 上的活标本?我和周扬素昧平生，我不懂他的革命左翼的文艺理论，他也没指导过我如何研 究古代诗文小说……怎么够个“活标本”?稀奇，不解，耐人寻味。

　　下午一上班，就把我“提”到斗争大会的会场“台”上去了。

　　台下坐满了同仁同事，每人手里挥舞着“小红书”，口里喊着“打倒……”如火如荼，热 烈激昂，十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