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自传

巴山

《兰亭序》之谜　　
     
        我的拙见，中华文化有三大国宝，《兰亭序》、《文心雕龙》、《红楼梦》，皆属极品，后 人永难企及——更不要说超过了。我不提吴道子、顾虎头，也不提鲁班、师旷，因为真品实 迹已失，无法研究；也不能备举经、史、子、集，这容易理解。所以特标三大国宝者，又因 为三者皆有研究上的“多谜性”，异说多，争议多，难解多，麻烦多，千百家下功夫多… …惟三者称最，别的也难与之比并。

　　因此，我对它们兴趣最大，投入的时间精力也最大。

　　“兰亭序”是怎么回事?就是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上巳诸名士胜流在山阴会稽的兰亭举行修 禊的盛会(本为临水洗涤垢秽与祓除不祥的古俗)，众人赋诗，合为一集，王羲之为之挥毫 写序，故具称《兰亭集序》，后省“集”字，成为《兰亭序》——此本指文章，但因字出于 书圣，又写得特好，成为书法绝品，从这角度讲，序稿就是习书的最高范本，因而称之为“ 兰亭帖”，又有雅名谓之“禊帖”，从来珍为无上上品。

　　此帖的传奇性与珍奇性合而为一，并可分为三大部曲：一是“赚《兰亭》”；二是玉匣殉葬 昭陵；三 是五代之乱破墓与后世千翻万刻的临摹本与石刻本，堪称“化身千亿”，以致辗转翻版，精 神面目竟各不同了，成为一大奇观!

　　这种传奇经过与珍贵价值，就是《兰亭》的极大魅力的源流根叶。

　　《兰亭》原迹虽失，精神不朽，人们一直在追寻它的“近似”之影，可谓中华艺苑最大的典 故与典范。但这与唐太宗紧密相关。

　　原来，大英雄、大艺术家唐太宗李世民——世世为民，却做了皇帝，开创汉代以后最伟大的 中华盛世者，是个“王右军迷”(右军为书坛尊称书圣王羲之的承用语)，他搜遍了六朝幸遗 的右军书迹，还不满足，只缺《兰亭》一序。

　　这件原稿真迹在哪里?当时为右军之七代孙、隋代书法大家僧人智永手中秘藏。太宗百计求 索，智永以性命相拒，绝对无“商量”之余地。堂堂大唐天子，也束手无策，此事害得他魂 萦梦绕，夜不安席。

　　后来，竟想出了一条妙计——要去骗取

巴山

《兰亭序》之谜　　
      我的拙见，中华文化有三大国宝，《兰亭序》、《文心雕龙》、《红楼梦》，皆属极品，后 人永难企及——更不要说超过了。我不提吴道子、顾虎头，也不提鲁班、师旷，因为真品实 迹已失，无法研究；也不能备举经、史、子、集，这容易理解。所以特标三大国宝者，又因 为三者皆有研究上的“多谜性”，异说多，争议多，难解多，麻烦多，千百家下功夫多… …惟三者称最，别的也难与之比并。

　　因此，我对它们兴趣最大，投入的时间精力也最大。

　　“兰亭序”是怎么回事?就是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上巳诸名士胜流在山阴会稽的兰亭举行修 禊的盛会(本为临水洗涤垢秽与祓除不祥的古俗)，众人赋诗，合为一集，王羲之为之挥毫 写序，故具称《兰亭集序》，后省“集”字，成为《兰亭序》——此本指文章，但因字出于 书圣，又写得特好，成为书法绝品，从这角度讲，序稿就是习书的最高范本，因而称之为“ 兰亭帖”，又有雅名谓之“禊帖”，从来珍为无上上品。

　　此帖的传奇性与珍奇性合而为一，并可分为三大部曲：一是“赚《兰亭》”；二是玉匣殉葬 昭陵；三 是五代之乱破墓与后世千翻万刻的临摹本与石刻本，堪称“化身千亿”，以致辗转翻版，精 神面目竟各不同了，成为一大奇观!

　　这种传奇经过与珍贵价值，就是《兰亭》的极大魅力的源流根叶。

　　《兰亭》原迹虽失，精神不朽，人们一直在追寻它的“近似”之影，可谓中华艺苑最大的典 故与典范。但这与唐太宗紧密相关。

　　原来，大英雄、大艺术家唐太宗李世民——世世为民，却做了皇帝，开创汉代以后最伟大的 中华盛世者，是个“王右军迷”(右军为书坛尊称书圣王羲之的承用语)，他搜遍了六朝幸遗 的右军书迹，还不满足，只缺《兰亭》一序。

　　这件原稿真迹在哪里?当时为右军之七代孙、隋代书法大家僧人智永手中秘藏。太宗百计求 索，智永以性命相拒，绝对无“商量”之余地。堂堂大唐天子，也束手无策，此事害得他魂 萦梦绕，夜不安席。

　　后来，竟想出了一条妙计——要去骗取。

　　这个传奇性故事异常风雅有奇趣，古人还写过《赚兰亭》的剧本，但本文并不是为了“故事 ”，不能复述，而是为了说明此帖真本的来历：本来由王氏世传家藏之宝，皇家以奇计“赚 ”得来的；及太宗将薨，遗嘱以玉匣贮好随葬入陵，永秘于世。

巴山

       幸而，在宫廷时已由书家供奉如冯承素等各摹副本，赖以略能窥见其“幻影”——今日尚存 的摹本，即属此类。

　　唐代还没照相、影印技术，更无“复印机”，却想出巧招儿：双钩廓填。就是用“硬黄”纸 (一种蜡纸，有些透明度)，铺于真迹上，以笔勾出字的笔画轮廓，然后填墨成字形。书史 传闻，五代梁末帝贞明二年至龙德三�┠�(916-923)��的七年间，昭陵已破，宝物散在人间 ，玉匣亦落风尘，遂失踪迹。于是摹本、翻摹本 、石刻(摹字)本、名家临仿本，纷然竞出，各称独得真形秘相，收藏者竟有百种以至数百种 各样不同本者。

　　传世的《兰亭》专考著述有桑世昌的《兰亭考》、翁方纲的《兰亭续考》。但后世竟无一部 新的系统的条理的研究专著出现。书学之衰由此可以概见。

　　到北宋时，苏易简(《文房四谱》之作者)家藏有三轴摹本，最为大书家米元章赏重，引起我 研究上的注目之线索。据米老的高级眼力所定，苏家第二本最为近真，第一本、第三本依次 而等降。我于是努力探求这苏家三本的遗型远影。结果认为米说是正确的——其第二本实乃 无价之大宝!

　　中国文献哪一科目都浩如烟海，岂敢夸什么海口，说对《兰亭》所有之本皆已尽见，但数十 年来我所搜集到的却也十分可观，包括石印、影印、墨拓诸多今已稀见的遗迹，逐字逐画地 仔细比较详勘，大致源流脉络、优劣得失，略已清楚在心；而且专心临写，以至能够“背临 ”，不失其形神笔致。

　　我的结论是：苏家三本皆有遗影幸传，并未断绝：第一本后来附会题为“冯承素本”——旧 时则题为“褚(遂良)临本”。第二本的“子孙本”是三希堂帖陆继善摹本与张珩捐献的元 代摹本，曾为诒晋斋摹刻入石，极为精彩(此见《诒晋斋巾箱帖》，皆刻古法书，以《平复 帖 》为首。世传的《诒晋斋法书》乃是成亲王的书迹，易混为一事)。第三本即相沿题为“颍 上本”的残石本的祖帖。

　　《兰亭》帖有几处有趣的问题从未见专家研者提起过，每叹细心善悟能察之人不多。今举之 以为学人启牖之助。

　　如第一行“癸丑”二字，丑字特显横长竖扁，而癸字又特小，似夹于“在”“丑”之间。此 为何故?人不言也。

　　那情形很显然：王右军在这年落笔为文，正式纪岁用干支，这是首次(三月初三)，而上一年 写的干支是“壬子”，已经有点儿习惯了，所以一落笔就又写了一个“壬”——未及写“子 ”，已悟这已不对了，可是这才是开头的第七个字，便要涂去，太难看，遂生一计，将“壬 ”描“丑”，再在上边添一“癸”字。

　　这么办了之后，留下的痕迹就是：一是“丑”的中横画特别长，这本不是丑字的形状，乃“ 壬”的“遗骸”是也。二是那小“癸”又细又扁——不然“字空儿”里是容不下的。

　　这个来由，一不复杂，二不离奇，可是从无一人识破道出之。旧年我曾将此意说与徐邦达先 生。

　　此谜解后，一到第二行，就又有奥秘。“内行”们熟悉，“群贤毕至”的“群”字(本是“ 君”上“羊”式结构)的末笔一竖，中间一道小空线，像笔毫分了叉，形成一画而左右两“ 扇”，因而皆称之为“叉笔”或“岔笔”。

巴山

        是笔不好吗?旧论曾有右军此次所使是一支“败毫”(即使用已久的半坏笔)之说。其实非也 。

　　原来，在上好的唐摹和元摹本上，这一行字不止这个群字，下边还有“毕”字，也出现了字 中间(虽不在笔画中)的细空白线。

　　这就无法用坏毫“叉笔”来解释了。

　　再谛审后幅，也有类似的现象。

　　合在一起，我遂悟到：这与笔了不相干，乃是原纸久经折叠处磨损墨色的“直缝”式残存遗 痕旧迹。

　　此一发现，极有意趣——表明原件不是卷轴，而是平折“蝴蝶装”式的古物。而摹者高手十 分忠实，照磨损处存此痕迹，不敢“填实”(妄者必会为之“收拾”、“修�┎埂薄�…��)。

　　至于字句，也不乏俗解不明违失原意之例。

　　如后来为人议论甚至讥为“病句”的“丝竹管弦之盛”，人们就说了：丝竹即管弦，何必重 复?以此为右军之小疵云。

　　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大约是只知“死文字”而不明活文章，尤其是汉字语文的特点，也更不 善于体会古人的文心笔路。——比如秦少游的“杜鹃声里斜阳暮”，也受讥评，以为又斜阳 又暮乃是无谓的重复，而不悟二者是时间推移的两个层次：暮是日没于草中，比日斜要晚得 多。

　　汉字语文最大特点是既有“义组”，又有“声组”，缺一不可。可惜如今之人更少知者了。

　　请你看看原迹款式：已写上了“此地有峻领(岭)”，为何又要在峻字上添写“崇山”二字? 岂 不也可讥为“重复”?殊不知这就是汉文声调韵律的事了(一般人以为只有诗、词、赋、骈等 才有声调韵律，于散文无关。那就更是不懂汉文了)。

　　下边有了“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皆四字为句的声律，故此“峻 领”遂成“孤音”病韵，必增二字也为四字句，读上去方能铿锵有味有韵(即音乐美)。

　　此理通常不敏感之读书人已十分“钝觉”了。

　　“丝竹管弦”，大致道理相仿。

　　但是古代，也还另有分别：丝竹，指小型幽雅的“细乐”，文士诗酒雅聚以之“侑酒”也。 管弦则指大曲，大合奏，以至包括军武雄壮之乐，如《凉州》、《甘州》是也。也不能也不 可徒以“重复”而简单地看待之。

　　再如，历来著录释文皆作“快然自足”，其实原迹明明是个“怏然”，又怎么讲?

　　这并非笔误。此“怏然”即通常可见的“盎然”，说“兴味盎然”，正是“满足”之义。

　　古人都喜书写异体字，也包括“通借字”。怏、盎相通互借。

　　还有一个“及所之既�稀保�历来又将原迹改为“……既倦”，对吗?忠实吗?

　　�险撸�即“拳拳”之义，亦即“眷”也。这与“倦”正相反。

　　盖右军原意是说，初时“暂”得于己，盎然自乐；然后对之发生殷殷恳恳眷恋不舍之情，而 此情一到境迁时，感慨遂生。若云本来“暂”得犹然以为自足，岂能久而反“倦”乎?若既 已“倦”，置之舍之而已，复何用其感慨——此“感慨”就成了“悔愧”了，这与下文之批 驳“齐彭殇”、“一死生”又如何联接得上呢?

　　所以《兰亭》一帖，似乎让人们给念俗了，也写俗了，尽失真相。至于又有人说帖是伪造， 吾人又何从而“对话”乎?

　　诗曰：

　　暮春修禊晋风流，蚕纸鼠须俊笔遒。

　　识字难周生误读，可怜真伪亦悠悠。

巴山

红学之起步

　　人们见了我，最常发的一问就是你怎么走上了红学的道路?

　　既然大家对此话题颇欲一闻其来由缘故，我也不厌其烦地向他们陈说一遍，详略虽殊，事情 粗具——大家的好奇心让我也深感这原来不是一件“小事”。

　　我治红学，既有很大的偶然性，又有深刻的必然性。两者相交，适成一种历史文化万象中之一象。

　　先说“偶然性”。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真正关系之微妙难以尽究，最是耐人寻味了。比如说，我的红学开端 是由于发现了胡适先生久寻无获的《懋斋诗钞》，这是很大的偶然性现象；但我不到燕京大 学，怎能在那无比丰富的图书馆去发现它?这就又要问：我单单到燕大去读书，这是偶然性 还是必然性?——这下子，就又牵扯到日军破坏我的南开中学母校与他们复又破坏我的燕大 母校的侵华、抗日的无穷历史因由事故交织而成的特殊事相而“降临”到我身上的这段“传 奇故事”了。

　　一切事情，细想起来，都包含着“万层”因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确 实如此。你与某人某事无缘，就是近已“交臂”，也会毫不相干，连“失之”也谈不上，因 为根本不发生“交臂失之”的那一要求与理念。而“缘”，又该如何作出“科学解说”?我 至今还是极盼有人能开我茅塞。

　　因此我以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发现《懋斋诗钞》，迟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 投入红学的研究。

　　这个“必然”何在?在于：一，我向学慕学，天生有“研究癖”；二，我自幼受母教，长大 些受兄长启迪，爱文学，喜小说，初中高中时期已与《红楼》结下不浅的因缘——在高中 时 与同窗黄裳天天大谈《红楼》，我说我课余下功夫学英文是要将《红楼》译为外文，向 世 界介绍(如林语堂之译《浮生六记》)；并且还说：我要创造一个新英文字：Redology—— 红学。

　　你看：我的“红学之路”是早就“走定”了，到燕大的后话，不过是一种“继续”或“发 展”罢了。

　　如今且说《懋斋诗钞》。

　　如果把发现此书一事孤立起来看待，那就很偶然——也太简单了。

　　苦度八年抗战、沦陷之后，1947年之秋于百般艰难曲折中重返燕园以续未完之学业。其时家 四兄祜昌世 途蹇顿，失业家居，寂寞无聊中，以一部“亚东”版��《红楼 梦》��( 借到的 旧书)遣闷。他读 卷首的胡适的考证文章，引发了对雪芹其人的仰慕之情，见胡先生寻得敦诚的《四松堂集》 ，而敦敏的《懋斋诗钞》竟不可得，深以为憾，就写信来嘱我留意此书的踪影。

　　我接信后，几乎是立刻，即直入图书馆，去查卡片柜。

　　使我惊喜，此书竟在!

　　燕大图书馆好极了，只填一个小借书单，馆员用“吊篮”传送到楼上书库，不一会儿，“ 篮子”下来，书在其中!把借书证备妥，附在书的存卡上，签了名(或“学号”)，就能抱回 宿舍任情翻阅。我在馆中借书何止千部，未见老馆员有一丝嫌烦的表情。我至今感念他们。

　　此刻要说的有三点——

　　第一，记得原书卡上是空白，这多年来没有一人曾借过此书，一奇也。二，粗读一过，就看 见有六首诗是明文咏及曹雪芹的(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有三首涉芹诗)。三，这是清缮本 ，字迹工整，而由于此本的发现方又引出了原稿本的出世(今归国家图书馆收藏)。

　　如果你问：发现这么一本薄薄的小诗集，到底有何意义?

　　答复是：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约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 “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

　　这句话是五十年后回顾学术史而得出的客观结论，不带任何主观夸张的色彩。

　　发现之后，我草写了一篇不太长的介绍考论的文稿，就放在宿舍书桌左肘处一堆书物的中间 ，心中并无多想，除去完成家兄所嘱的任务之外，即无他念——当时不要说什么“名利思想 ”、“轰动效应”之类，就连发表的意愿也不曾萌生。

　　隔了很久，燕大未遭日军封禁之前在校任教的顾随先生，一次来信忽然提到：你课余是 否也可练习撰作文稿，如有，可代介绍发表。

　　我即将久存“肘旁”的两篇小文寄与了顾师：一为考辨《皇甫君碑》并非欧阳询的“少作” ，相反，正是晚期的杰作与奇迹。另一篇即此敦敏诗集中咏芹诗的介绍，题目将主眼放到了 生卒年考订的方面。此二稿，顾先生交付与赵万里先生(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著名学者) ，他正主编一家报纸的“图书”副刊版。

　　赵先生一见拙稿，立即编发了后一篇，而对考欧书的一篇置之弗顾。

　　文章刊出了，引起众多人的瞩目。在随后的第二期上，即又登出了胡适先生给我的一封短信 。

　　胡先生的来信，是赵先生转给我的，我接到时他早已将此信札全文编发了。这当然引起了更 大的影响。

　　我的红学开步，暂记到此，后文下回分解。且附记二事：一是我问邓之诚先生是否知有 此诗集，他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 —我没告诉他。”此诚秘闻也。

　　其二是燕大藏本后为哈佛大学调去，遂藏在彼。今影印者乃原北图(今国家图书馆)之藏本也 。

　　诗曰：
       残编一卷懋斋存，母教兄言忆旧恩。

　　难忘师情群辐辏，百川归海大文源。

巴山

“自传说”能成立吗?

　　本节标题的这一问，是别人的想法；在我看来，则这一问是多余，也早就“过时”的了。因 为，红学上的“自传说”，本来就不是一个“成立”与否的假想或揣断，它只是一个事实— —连什么“考证”也是无须乎的。

　　那么，“自传说”为何又曾成为论争、批判的焦点呢?

　　问题的来源倒是“事出有因”，而且不止一端的。

　　粗粗总括，不承认“自传说”者不出两派：一是中国小说传统一直是“写(别)人”，极少“ 写 (自)己”，故凡见一本小说就先猜其“本事”为谁家谁人的事迹。二是将外来文艺理论牢记 在心，奉为圭臬，认为小说都是“虚构”或“集中概括——典型化”，不存在“写谁”的“ 对号入座”问题。

　　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主张，源于本土传统，极力反对“写己”之论。此是民初 年代之事，至今后继有人。以“虚构”、“概括”为理由而批判“自传说”的风潮，则是 50年 代以来的事。批判者以为如谓曹雪芹著书是写己，是乃极大“错误”——甚至是“阶级”性 质的错误，非常严重，难以宽恕。

　　实际如何呢?

　　雪芹的伟大，不是死守常规，正在于他敢“破陈腐旧套”，所以开卷即言：此书乃作者亲历 的“一番梦幻”故事，所谓“通灵”之玉，乃是“借”它来“编述一集(记)”的“假语”、 “ 荒唐言”——即以小说体裁来写自己的经历(“梦幻”者，作者惯用反语瞒人，正指真实)。

　　但此意此言此行，太创新了，常无人敢于相信罢了——清代已有人指明此书是“自况”、“ 自寓”。

　　“况”、“寓”云者，早已将“素材”、“原型”与“艺术加工”、“穿插拆借”等等“演 义”手法包括在内了，何尝“不懂历史与艺术的分别”?

　　至于“虚构”、“概括”，我完全承认：世上古往今来本有虚构、概括方法写成的小说，尤 其 是在西方那种理论的影响或指导之下的有意识或也如彼而作的结果。但我不承认因此之故， 中国乾隆时代的曹雪芹也“必须”就是如彼而写他的《石头记》。

　　有模式，有教条，有艺术的特点与个性，有“自我作古(创始)”，焉能一概而论。

　　但我还是要强调一点：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也不单靠逻辑推理，也不能是理论“规定”；对 文学艺术，除了那些，还需要感受与领悟。

　　我相信“自传说”的理由，是本人的感知，而不是先读了专家学者的权威论证。

　　我最深切的感悟是雪芹写下的那两首《西江月》——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奈凄凉。”

　　“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

　　…………

　　这些“难听”的话，是说谁呢?

　　奇极了——我没见一个人出来讲讲，他读了这些“评语”之后想到的是什么?是“同意”作 者对宝玉的“介绍”和“鉴定”?还是略为聪明一层，知道这乃是反词——以讥为赞?

　　无论如何，读至此处之人，该当是有一点疑问：世上可有一个大傻瓜，他十年辛苦、字字是 血的著作，就是为了偏偏要选这么一个“怪物”作他的全部书的总主角(一切人、事、境、 变……都由他因他而发生而展开而进�┬小�…��)?这个“偏僻”、“乖张”的人物，如此不 堪言状 ，选他的目的用意又在哪里?——即使你已明白此乃以讥为赞的反词，那你也该进而追问： 如果他是写不相干的赵钱孙李以至子虚乌有的捏造产物，那他为何不正面大颂大扬大称大赞 ?他为什么要费这一番“纠缠”而引人入其迷阵?难道他神经上真有毛病?

　　经此一串推演，智者已悟：雪芹特意用此手法以写宝玉者，乃其“夫子自道”也——除此以 外，又能有什么更准确的“解读”?

　　——以上这一段，说的不是别的，就是着重表明一点：读《红楼梦》，你玩味他的笔法，只 要有点儿悟性，就能晓知此书写宝玉——石头入世的红楼一梦，即是“作者历过一番梦幻… …借通灵之说而作此《石头记》”的真实原委；此书的“自况”、“自寓”、“自叙”、“ 自传” 的性质本来丝毫不误。作者雪芹不过因为当时此一性质惊世骇俗怕惹麻烦，故此小施“文字 狡狯”而已，并无多大玄妙神秘可言。

　　这就是需要一点悟性——比“考证”更重要。书中类此之笔法，例子也不少，我谓举一足以 反三，可以不必絮絮而罗列无休了吧。

　　诗曰：

　　积学方知考证难，是非颠倒态千般。

　　谁知识力还关悟，慧性灵心放眼看。

巴山

脂砚即湘云


　　平生在红学上，自觉最为得意而且最重要的一项考证就是本节所标的这个题目的内涵。

　　这种考证，与其说是靠学识，不如说凭悟性。

　　雪芹原书“定型”的本子，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正文之外，回前回后，眉上行侧，文 句夹写双行小字，有数以千计的“评语”，这是我们传统款式。“批”是欣赏、感触、


评论 、讲解等多方面的“读书小札”的性质(与今日之所谓“批评”、“批判”无涉)。

　　第一个念头是：雪芹如此高人，生前历尽辛酸百味，“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幸而成编， 他会同意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他的心血文字作批，而且定本是正文与批语“ 同步” 、 “齐位”的 高度珍重呢?其人又如何对雪芹之为人、之境遇、之心情、之义旨……一切了解那般亲切清 楚?

　　有人说他是雪芹自作自批；有人说是雪芹的“舅舅”；有人说是“兄弟”；有人说是“叔叔 ”……

　　这都是揣测、猜度，并无实据，所举理由也很稚弱甚至滑稽。

　　我的考证又从何入手呢?

　　我先被两条批语打动了心弦：书刚一开头，说绛珠草思报灌溉之恩，而无可为报，遂拟以泪 为酬，因有“还泪”之说——于此即有一条眉批说：“余亦知还泪之意，但不能说得出。” 我们需要思悟了：还泪是女儿的幽思与至感，若是男子，焉能有此意念?

　　这像是一位女子在随读随批。

　　稍后，另有一批尤为重要：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常］哭芹，泪亦待尽 。……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何幸?合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

　　我每每惊讶感叹：如此惊心动魄的语意口吻，有些人竟十分钝觉，读不出什么，或且提出“ 舅舅”、“叔叔”等怪论——不禁诧问：舅舅叔叔“老长辈”们，能说出“一芹一脂”的话 吗 ?芹字单称，何等亲密!“余二人”，何等至近的关系!怎么成了对一个“外甥”、“侄子” 的“还泪”情缘呢?!

　　这些“红学专家”们的“读书体会”与“考证逻辑”怎么到得这般境界?大奇，大奇!奇事莫 过于此了吧?

　　我就以此二批为大前提，作出一个假设——

　　批书人是位女子，而且她与雪芹的关系似乎是夫妻亲爱之谊，非同一般泛泛——更非普通的 后世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

　　我的假设能成立吗?

　　女性批者，由很多佐证步步显明了，如“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今知者聊聊［寥寥］， 悲夫 !”这一条批，就足是女子无疑——因那是贾母内院给宝钗过生日，在席的皆是内眷，而人 数不多，黛、钗、湘三个都在。

　　由此就引发了第二大要点，此女批家是书中何人的“化身”或“原型”?这可要紧之极!

　　既然这位批书人是女子而且与雪芹关系至亲至密——而且又是书中人物之重要一名，那么， 她该是谁呢?

　　答案的寻求要分三层次。

　　黛、钗二人，在曹雪芹原著中皆不寿早亡，能悼芹者只有一个可能，即是湘云。一也。

　　十多条记载证明：原著中结局是宝玉与湘云历经劫难，复得重逢，结为夫妇——正相吻合。 二也。

　　批语中独于贾母谈到幼时家中也有一个如藕香榭的竹阁，曾失足落水……即便批注云：“在 此 书以前，已似早有一部《十二钗》的一般了，余则将它补出，岂不又添一部新书!……”这 话 大有意趣——贾母幼时即史家姑娘，为史家旧事前尘而补写一部如同《石头记》、《金陵十 二 钗》式的书，除了史家的姑娘史湘云，还有哪个会萌生此想呢?湘云后来诗社中取号“枕霞 旧友”，就是说贾母幼时史家有此阁名叫“枕霞阁”的缘故。三也。

　　佐证还有很多，因这儿只是以此为例来说明考证之需要悟力，不是复述此一考证的全部论据 ，即不多叙了。

　　此说出后的反响也耐人寻味——

　　第一位就是顾羡季师(随)，他是完全给予肯定，并且满心高兴地引了杜句“往来成二老，谈 笑亦风流”，说应该为之写一篇传。

　　第二位是张慧剑，他以“雨苍”的笔名在沪报发文，特介此一新奇的考证发现。

　　第三位是陈迩冬，他在山西执教时，专程带领学生进京，对我说：此来有“二为”：一为专 访 聂绀弩，研《水浒》有专长；二为拜访你，特赞“脂砚——湘云说”，并云：“新近又出来 一个‘舅舅说’，真煞风景，太讨厌，该打回去!”

　　后来他又“仿改”龚定庵诗见赠：

　　少年尊隐有高文，红学真堪张一军；

　　难向史家搜比例，商量脂砚到湘云!

　　(按原诗见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二四一)

巴山

第四位该数林语堂。他在海外读了拙著《新证》，特撰《平心论高鹗》，对我破口谩骂(辱 及父母)，切齿有声——可是他却非常赞同“湘云说”!(他的这一赞成，却被

　　某位 红学家加以讥嘲，说“湘云说”是“匪夷所思”——他认为脂砚是“叔叔”，并臆断其人名 “曹硕，号竹磵”……云云。全是胡扯，故从无一人再提起这种荒唐之论。)

　　还有一位，是翻译家李 民。

　　1977年12月李先生忽然赐函，只因读拙著见考证脂砚之时，说是“一步又一步地，而且是惊 心动魄地”，知道了她即史湘云，以及二人相依为命共同著书的情节时，不禁“热泪突眶而 出!”这封信具有极大代表性，字字句句热情至性。

　　此数例之外，零碎难记的尚多。

　　还有一位朱贵清，安徽人，退休老干部，他坚信脂砚即“李枕霞”——史湘云，写出专著， 自费印赠于人，一腔虔诚感叹，令人起敬。

　　这就又是考证获得成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例。这种考证，只靠死读书、形式逻辑、书本明 证……那种常规方式是无济于事的。比如脂砚晚期又化名“畸笏”，是二是一，也须先弄清 楚 ；再如不少人见了“因命芹溪删去”一语中的“命”字，便以为此乃“长辈”口气，云云， 却不悟雪芹书中的“命”字，绝非“命令”的死义，而只是“使”、“让”、“叫”、“教 ”等口 语之泛用义而已(如门子“不命”知府发签；如凤姐“不命”贾琏进来等文，此等“命”字 何尝与“长辈”有任何关系?)

　　——好了。以例为证，可见“考证”不“可怕”，也不“可厌”，不是洪水猛兽，它的功用 是广泛而巨大的，把考证批臭是个很严重的错事，可惜可憾。

　　说到根儿上，悟性识力也不过是一义的分说罢了。比如，《石头记》原本中几首七律诗，都 至关重要，有两首的两处对句——

　　一云：

　　茜纱公子情何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又云：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此二联皆是一男一女之对举并题，而由此互证，即知宝玉与雪芹(主人公与作者)是不可分的 ，脂砚与女性批书人也与书中女主角人物是不可分的。诗句说得已经是金针度人，需人自解 了。

　　诗曰：

　　个中红袖掩啼巾，还泪奇情此一闻。

　　痛语更求重造化，商量脂砚到湘云。

巴山

考证之乐

　　考证，也说成考据、考订。50年代因批俞批胡，考证也受了株连，批得很厉害。其实大多数 人还弄不清“考证”是怎么一回事，只听说它是该“批倒批臭”的东西，一时“谈考色变” 。报刊书社，一闻此二字，吓得三魂走二魂，“敬鬼神而远之”。于是，真才实学从此掩容 缩影，唱空调搬教条的成为文化学术的典范。

　　几十年过去了，从无一人敢为它讲一句话。近时，方知季羡林先生有文章，最为之争名分， 复声誉。不禁感慨系之矣。

　　其实哪一行也从未离开它这一法宝，只不过名称不叫“考证”而已。比如科学实验，反复印 证，出数据，画曲线，示规律，破疑难，得结论——这就是“考”而“证”之，不考无从证 ，得证皆由考。经济须“考证”，医学须“考证”，“声光化电”，皆由考证而来，修来 “正果”——批倒了它，人类将复归于“洪荒”乎?

　　考证的功能很多了，非止一端，大致说来，一是纠谬；二是辨伪；三是决疑；四是息争；五 是抉隐；六是阐幽；七是斥妄；八是启智；九是破腐；十是发现!

　　有很多原先不为世知的事情的曲折复杂之内幕，诗文的写作背景与文辞事义，事与事的因果 ，人与人的关�┫怠�…��无不需要考证而后方能发现——哪儿也没有“记载”和“说明” 。

　　考证使人们只以为是“仁智”的看法不同的错觉，变为正误是非的严格界划，而不容以“各 存己见”来“相提并论”。

　　但考证之事实非容易。它需要学、识、胆、诚、�┮濉�…��而更需要有悟性。悟性， 到底怎么讲解形容?没法说个清楚，但它并不“玄虚”，而且作用很大。

　　今举一例，试看其中意趣——

　　研求曹雪芹的，都要追溯家世史，不能“就芹论芹”，那什么问题也看不清，说不明；因此 至少要上追曾祖、祖父。一看诸书记载皆言其祖父是曹寅兄弟二人，弟名曹宜，字子猷，善 画。大家一直这么承认不疑。我得见曹寅诗集之后，确知其弟子猷号筠石、芷园者，不幸早 亡，诗句悼念痛切。而故宫档案中那个曹宜分明当差到雍正朝，是个武职，也没说他“工画 ”的事。而且，曹寅另有一个弟弟叫曹荃——这就怪了。

　　因此就要“考证”，考证就是必须解决这个疑难的怪问题。

　　那么，这又怎么下手呢?除上述史料外，再无处寻找任何线索了呀!

　　这儿，已不仅是学识的事情，就要一点儿悟性了。

　　在中华氏族谱牒文化中，有普遍传统，即一姓家族为同辈份的兄弟堂兄弟等，取名的汉字都 用统一的“偏旁”，我们的字典中本叫“部首”者是也。由此可推，寅、荃、宜三名失此规 律，则“荃”非本名，而是变名，中有缘故待详。

　　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忙着写另一章书稿，就烦四哥祜昌相助，说：你给查寻一下字典辞典， 要一个字，条件只两条：一是“宀”部首的；二是此字必应与一个“猷”字有经典关联。 并不复杂繁难。

　　祜昌接受了这个“任务”，就自去“用功”。谁知，只隔了几分钟，他就到我屋来了，说： 我找着了一个“宣”字。《诗经》上有句话，是“秉心宣 猷”，大约就对。

巴山

我一听，大喜!说：太对了!太对了!我们已经找到曹宣!

　　这就是拙著《新证》中设有一个专节，叫做《迷失了的曹宣》的来由。

　　在这儿，当然得略有古文字训诂学的知识。因为，在篆文时代，“偏旁”往往左右可以不分 ，如“好”，也写成“子女”，“够”“多句” 不分，“幕”“暮”无别……这就是“宣 犬酋 ”后世皆作“宣 猷”之故。

　　我们初步结论：曹寅有弟，名叫曹宣，表字子猷，典出《诗经》——正如名寅字子清，典出 《书经》一样。

　　但还有一个怪字“荃”，又怎么解?

　　原先没法想通，现在一知是“宣”便又悟到：北音“宣”“玄”不分，犯了康熙大帝的嫌讳 ——他当侍臣日在左右，一叫“宣”就犯帝讳，那是不行的，即只有一个变名的办法。此种 古时不乏其例。

　　至于为何选上一个“荃”?那也许是康熙的意思，或者由于某次呼名说成了此音，遂顺水而 推 舟。从音韵讲，宣本音suan，北音变为xuan，改名之音则是quan，s—x—q的讹变，有以致 之。

　　这个考证出来以后，反响也十分有趣：

　　非常赞赏的，是聂绀弩老作家。撰文不以为然并有微词的，是赵冈教授。也有些虽不明文反 对而私下蓄疑的学者，以为这样考证有点儿“太悬”，不敢凭信。

　　聂老是一力调我到出版社的人，我一到社他就送我一首诗：

　　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

　　不是周郎著《新证》，谁知历史有曹宣。

　　这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了。

　　但无论如何大有赏音，人家总不能把“假设”当定论。

　　直到后来，李华先生发现了康熙本《上元县志》的曹玺传，果然载明长子曹寅，次子曹宣 。于是反对、讥讽者闭口，我们的奇特的“考证”胜利了!(至于曹宜，完全是另一个人，兹 不多赘。)

　　我们的考证之时有奇迹，也可由下一例来得到耐人深长思的印证。

　　《红楼梦》原本传世者止于八十回，记载多得很；坊间一百二十回本乃是伪续。四十回拼配 谎称“全 璧”，这是公认的事实，已成常识。但伪续四十回到底出于何手何因，看法就大有不同了。

    有研者认为，伪续并非程伟元所作，是他真从“鼓担”买得了一部旧续残本，作者不明；程 与高鹗只是“补缀”、“润色”，收拾成编罢了。还有不少人坚谓四十回也是“原书”云。

　　我则相信张问陶在《船山诗草》中所记的一则诗注，明言《红楼》后四十回皆高所补。加 上 高之友赠高诗亦有“不数石头记”的话——这就是在捧赞高氏的诗文八股等另有专长，而不 能把《石头记》算作“首选”。这完全佐证了张问陶的诗注，且张是高的内兄，其姊张筠嫁 与高鹗，两家至亲，备知底细。

　　须知，那时作小说并不是一件“光彩”的“文化事业”，人皆讳之，岂有以此妄称于人之理 ?

　　明、清小说作者极少留真名的，皆署以别号，讳莫如深，因为那非正业，亲友社会皆嗤笑， 乃“不肖行径”。此类证据太多了，直到《儿女英雄传》，只署“燕北闲人”，《老残游记 》只署“洪都百炼生”……真名都“考证”之所得也。

　　正因如此，我就非常怀疑一点：为何程、高都在书之开卷大书真姓名?尤其是高鹗，竟在序 中说出了“名公巨卿”赏读《红楼》的话，这是破天荒的奇特现象!

　　因而，揣断其中必有缘故。

　　有此一疑，引出一悟——

　　原来，《能静居日记》同治九年一条，记载亲闻老学者宋翔凤言说《红楼梦》是乾隆末 年 和��NFDB4�！俺噬稀钡模�我立即想到：和��NFDB4�＞褪悄俏弧懊�公巨卿”无疑了，其时绝 无第二位能向乾 隆呈上一部小说——那是他主持《四库全书》时为了篡改有“妨碍”的一切古书今作而出的 坏主意：抽、撤、换、改、销毁等手段中的一招，伪续四十回是阴谋(也偷改前八十回原文) 。所以“全本”一出，士大夫“家置一部”，天下风行——是官方的事啊!

　　为此，我写了一篇三万字的专考。然而，有人竟发文说我是“极左”的“罗织罪名”!

　　有趣!——到1984年，到苏联访古抄本，方听彼邦学者说：莫斯科大学图书馆所藏一部程高 本 ，有第十届教团团长、汉学家卡缅斯基的题记，写道是：“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刷的。” 程高本正是武英殿修书处的木活字摆印的!

　　一切明白了，官方的秘旨，特殊的“措施”。真让人惊心动魄!那些“护高”以及说我“罗 织”的诸公，面对这种硬证，似乎应该“反思”一下了吧?

　　以上可见，“考证”之功，岂可妄加轻蔑哉!

　　诗曰：

　　治学研《红》所为何?中华文化此长河。

　　从来万事皆须考，有证能休众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