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自传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57

追寻雪芹

　　平生苦慕曹雪芹的人品才思，五十年来北京城里城外，遍求他的踪影，哪怕是一点蛛之丝马之迹也好，足慰渴想。这些经历，我大部分写入了《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中，如今难以 (也不必)再讲。香山一带渺茫的“传说”初时发生在健锐营，而大军营与“薜萝门巷足烟霞 ”、“衡门僻巷愁今雨”、“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的景境无法牵合。以后吴恩裕先生也转向了南辛庄杏石口那方向去了，此说与王文志老人的“香山后街”实地见闻所印证相符，也与万安山法海寺出家之传说巧合。

　　城里只有一个右翼宗学(西城石虎胡同)是可信的有关地点。曾因修盖民族大厦而将要拆除，得群众民意反映，我以急件向中央呼请保留，蒙准，幸存。

　　后来发现了档案，记载雪芹幼时自南京返北京时，曾住崇文门蒜市口的一处原为空房的院子里，院内共房屋17间半。

　　于是，热心的人士就在那地方寻找这个故居的珍贵遗址。

　　寻找的结果出现两说：一谓此院即蒜市口西街北的16号院，后改新门牌207号。根据《乾隆京城全图》所绘，此院共房21间而非“17间半”；一谓在此稍东的街南，却有一院，数其房屋，有18间而一间特大，合一间半的面积——正为17间半。故雪芹故居当在此处。

　　最近的情况：那一带因街道改造，旧房皆将拆除。热心的人士出来吁请保留——但不提两说，只言207号。

　　从去年以来，承蒙崇文区的人民政协领导多次登门见访，征询拙见。我当时的回答，大意是以下三点：(1)故居究在何院，已有二说；(2)两院各陈理据，应研究何方理据较为充分；(3) 既一时难定，则建议保留一条“文化旅游街”，即由蒜市口西端起，经此东西走向的短街，到向东南拐大弯处(地名曰“大石桥”与“北河槽”、“南河槽”之转折点)，然后向东南不太远即卧佛寺(妙音寺)，乃雪芹贫困寄居之所(齐白石老人曾亲访、绘画、题诗)。由此邻又即明末抗清名将烈士袁督师(崇焕)的墓园；再东南又连接上万柳堂、夕照寺等古迹名胜。这条线足可代表崇文区的文化历史之底蕴深厚。

　　我这建议，本身是不无可取的，但实际上已无可能，因为售地开发的合同并不包括如此“出格”的举措之余地。目下剩下的这个吁请保留一个“故居”小院，已属分外之想，还不知得允与否呢。这一点崇文区政协在谈话中已流露得十分清楚。

　　话不絮烦，简而叙之，中经许多环节，如会议、报纸宣传、电视播放……颇曾成为“热点” 话题。后来《北京日报》发一篇记者署名文章，首出揭示：宣传的“207”说法不是惟一的见解，摆出了切磋讨论的不同意见。这样，打破了独家的一言之论。

　　今年的×月×日，忽蒙新从巴黎归京的华新民女士同新华社经济部主任王军先生惠临，华女士十分关切此事，希望我也协助她，共同呼吁保留雪芹故居地。我为她的热忱感动，义不容辞，就与她商讨：故居地点已有两说见于报道了。我的处境不宜硬性武断何说可信，我愿请求保留这段小街的全貌，也是一种历史环境气氛，胜于只孤立一个(尚在争议的)“点”上。

　　她欣然同意，拿出纸笔让我当场书写。

　　我不假思索地写了一份书面，上款是给有关领导同志，内容是曹雪芹故居可与英国莎翁故居意义相埒，足以代表中华文化形象。因有二说并存未定，请求保留“蒜市口街”全段(即上文所述自西口起东至大石桥拐弯处止)。

　　王军先生当场抄录一份副本备用。

　　以上是当日夜晚的情景经过。

　　他们怎样上递的，未蒙明示。

　　后来华女士又曾电话来，说红学界多人联名请保“207”，也要我联署。我说我的书面已经写了，应当依约上达了，如何可以又单为一个说法再署名上请?那样岂不成了一个出言信口、毫不负责之人了?我不能那么行事。(她说，还是应该把“207”先保下来，以后再说……)

　　最近，又蒙崇文区政协见告：此事的联署上请已达中央，从中央到市、区党政领导都有了批示。最后仍由政协研定上报。政协根据有关专家的鉴定，该院地面一切建筑、遗存旧物等项，皆年代甚近，并无清代中叶时期之物件可证。又有有关文物保护部门的公函，内称以该院为曹雪芹故居，证据不够充分，有关部门亦无有依据为此采取措施……

　　政协在这些情况下，拿不出真证据，大约也是爱莫能助了。

　　大家的心意是极可贵的，各位所费的心力亦皆至为感人。可惜没法拿出有力的证据，以致诸般热忱努力没有自己的实证可为支持。结果如何，在我此刻执笔时尚未得到确讯。

　　五十余年来，到处寻求雪芹遗迹，可想而知了。

　　还有一点，不妨顺便提上一提：康熙在世时，曾问曹NFDA5，你家家产如何，总未见报来。曹NFDA5 回奏——其时他还年幼，是听老管家人代述——除江南田产房屋外，京中有“鲜鱼口空房一所”，而不言蒜市口。此一件文献本身即有矛盾。其可能性有二：一是老管家人记错、说错；二是隋赫德向雍正奏报时弄错。如是后者，那么“故居”又应在鲜鱼口了?(鲜鱼口在正阳门外大街左侧，与蒜市口相隔“兴隆街”等长胡同，但同为古“三里河”岸的市集处。)

　　诗曰：

　　蒜市东西街一条，故居何处觅题标。

　　十七间半方为准，莫向闲人访乱谣。

巴山 · 发表于 2013-1-19 23:57

本帖最后由巴山于 2013-1-21 14:42 编辑

思路与想法
我好琢磨事儿，想其间的道理，虽非“思想家”，倒也好发谬论，惹人窃笑。这些思路想法不足为训，然既是“自我介绍”，就该如实陈述，有善不必顾虑自诩夸扬，有过莫加粉饰回避。

　　我的“思想方法”不喜欢机械割裂、甲乙对立的理论古人的办法，以为那是没能真懂人家的意思、未能“感通”的毛病。
　　这是不是“折衷主义”?或者主张好坏善恶是非正误都可不分，全无所谓?那又并非我之本意。不是要泯灭区分差异，不是要“和稀泥”。我想的是人们历来常常论到的一个“情”与“ 理”的对立问题。

　　人们送我一顶高帽叫“红学家”，我有了理由可以顺水推舟——就拿《红楼梦》作例来比喻拙见。

　　依我看来，曹雪芹这个人怪就怪在他的“思想方法”。比如——

　　石、玉、人，三物本是不同的，而在他看来，可以互通，可以转化——通与化有一基本因子，就是“灵”与“情”。故曰“大旨谈情”、“灵性已通”。故而石变为玉，玉化为人，本质有了共同的东西(性情，功能，作用，意义……)。

　　“石→玉→人”，这个“公式”甚至让我想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曹雪芹是“东方达尔文”，也有他独创的“进化论”。

　　雪芹公子不但不把“物”与“人”对立起来，还把“正”与“邪”调节了一回，生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离经叛道的“怪论”：即他所写的108位异样女子都是“正邪两赋而来”的奇才异质，其“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

　　这有没有价值?中国思想史的大著中列过这么一章一节的专论吗?讲红学讲了一百年二百年，不讲这个根本大题，那红学又是干什么?有它存在的必要吗?红学家们，你们可以赐答一下吗?

　　多年以来，“家”们说了：曹雪芹的伟大就在于以“情”反“理”——故一个“叛逆者”( 古代革命家)也，云云。这种见解“古已有之”，至晚到“诠释”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已经大畅斯风了。

　　众口一词——就全对了吗?其实，雪芹的书中从来未尝反“理”。咱们先从“情”讲起。

　　情是什么?怎么“界定”?我的办法与词典不同，我曾说过：精，米之最佳成分也；晴，气候之最佳境界也；清，水之最佳状态也；菁，草之美也；倩，人之美也；请，语之礼也；靓，妆之好也……如此可见，“仓颉造字”，中有至理，循律以推，则可知情，心之最高功能与境地也。

　　故人必有情，情之有无、多寡、深浅、荡挚……可定其人的品格高下。这儿就发生了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中华文化儒道释三大家，他们对“情”怎么看待和“处置”?
释迦牟尼，其人有情乎?无情乎?记得有一副对联，道是：“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说得最好不过了。佛若无情，不会去受千辛万苦，只为了一个普度众生。众生都要普度，他心方安，难道世上还有比这更多情的人吗?

　　先师顾随先生讲一故事：玄奘大法师苦住天竺国十七年，一次忽见到中土传来的一把扇子，因而感伤而生了一场病。有人便讥讽说：“好一个多情的和尚!”顾随先生说：玄奘上人不多情，他会远涉万里，去国十七年而苦求真经(也是为了度人)吗?

　　正好，在佛经上，“众生”一词，或译“诸有情”。在中华古汉语，人也叫“含生”、“含灵”。这就充分表明：有感情有灵性的，才能叫人，方够一个“生”字。

　　释迦牟尼遭遇的极大悲剧就是“情极之毒”(脂砚斋评贾宝玉)，他为众生离苦，寻不到一个办法，最终认为“情”是一切苦恼的本根，离苦必须绝情断情!

　　儒们不大讲“情”，只讲忠孝仁义、三纲五常……这其实是把“情”伦理化、道德化——即人际关系制约化了。其实呢，一个真孝子，全是一片真情体贴父母的言谈行止。如果只凭的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概念”，一个“孝”字教条训话，他绝对成不了一个名实相副的“孝” 者。此理最为重要，可惜人们却常常弄迷糊了。

　　所以，《长生殿》开头就大笔点睛，说是“……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而《戚序本石头记》第二十六回回前题诗中也恰有“画蔷亦自非容易，解得(至情)臣忠子亦良”，正谓此也。

　　见了此等历史语言，如只知“批判封建思想”而不悟中华古代人的情感实质，那就什么文学艺术也难多讲了。

　　道家呢?虽说是“太上绝情”、“至人无梦”，讲“涤除玄览(心)”，摒除杂思，一心守静，似乎无情了；可是濠上之游，庄、惠二人互辩“乐哉鱼乎”，知鱼之乐，非情而何?

　　佛经里说闻法者或悲感涕泣，或欢喜奉行——既有悲有喜，可见佛之说法也要感动听者，此又非情而何?

　　看来，古今大哲人，大智慧，无不为“情”的问题而大费周折，尽管貌似不同，实则“其致一也”。

　　说到此处，再看雪芹公子才人，就见出他的“大旨谈情”的见解主张，是非同小可了。

　　宝玉(雪芹的化身或幻相)的最大特点是“情不情”——以“情”心来对待那一切无情、不情之人、物、事、境。

　　他自幼率性任情，故有“狂痴”之罪名；但他最讲道理，故最能体贴他人——此即“理”也。比如，他心怜平儿，欲稍尽心意，却知她是兄长房中之人，亦嫂级等次也，便不能忘理而任情。比如他在嫂嫂凤姐生日那日，因情而私出城外，为尽一礼，然又服膺书童茗烟之言，尽礼之后，还须即速回家，以慰祖母，以贺贤嫂——此又非“理”而何哉?

　　举一可以反三，书中类此者，在在昭然，无俟枚举。

　　是故，雪芹未尝将“情”、“理”绝对化起来，敌对起来，势不两立起来。说《红楼》是一部“反理教”的书，岂其然耶?

　　孔孟等圣贤，出于治国安民的好心，把“情”伦理道德化了。雪芹则是：在伦理、社会

关系上，承认“理”是适可而必要的；而在独处自便之境中，则将“情”诗化起来，艺术化起来。两者并不构成绝对矛盾冲突——甚且有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情，即“天”是也。理，即“人”是也。情与理谐，是即“天人合一”的大道理——亦即中华文化的最大特色与精髓所在。

　　——我的“思想方法”颇与雪芹有相近相通之处。是以我说我不喜欢把事理人情割裂两截、制造人为的对立的那种识见主张。

　　我们中华人至今日常生活用语从未废弃“情理”一词，相反，一直遵奉运用。宝玉不乐于高冠礼服地贺喜吊丧的纯“表演性”俗礼，是因其中已失真情，而绝不可以举此以为“反理” 之证。宝玉不喜功名禄位，也只因其间只有官气，而无真情——他特重者是一个“真”字。性真情真，待人以真，对事以真……是以十分感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俗世伪装，作奸取巧，利己害人。

　　我尊重雪芹，喜爱《红楼》，全在于此。什么“爱情悲剧”，什么“婚姻不自由”……还有“反封建”、“叛逆者”等等识见，那是另一回事，与在下的“思路与想法”，关系就很小了。

　　诗曰：

　　后贤难议议前贤，“情”“理”相逢仇对煎。

　　细究中华文化史，天人合一否耶然?

飘泊 · 发表于 2013-1-20 09:33

两大才子，他们真的将人生“参透”，视为“六如”、“二如”了吗?我怀疑。比方雪芹若真看破了尘世一切，诸相皆空，那他绝不会再“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地去写什么“红楼 ”之“梦”。

如果曹真看开了，也就不会有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了。

飘泊 · 发表于 2013-1-20 09:39

。“生活不能自理”，十足的废物一个。我坚信今后的时代社会，绝不会再出现我这样的人了。

周做学问也许不错，但做人可能还是比较失败？生活不能自理，打了引号，也许是自嘲，不知何意。

飘泊 · 发表于 2013-1-20 09:49

巴山发表于 2013-1-15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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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为证?说来有趣。

　　我大哥(震昌)英才早逝，留有照片。后见鲁迅少年相片，不禁惊奇：他们何其相似乃 ...

我记得周恩来家族是来自绍兴，跟绍兴周家（鲁迅家）同族。再加周扬，周汝昌，都是周瑜的后代？

飘泊 · 发表于 2013-1-20 09:56

过了些时，听说表妹受了某君的引诱，随他私奔津市，不明不白地成了夫妇……

　　舅家当时只有此女，出了这种事，自觉不光彩，竟与女儿断绝了关系。

　　我知悉以后，十分难过。我这才醒悟，自责：追究事故的责任根源，还是在我。我无可推卸，是负罪的。因为是我害了她。

生活比故事跟精彩。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28

飘泊发表于 2013-1-20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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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周恩来家族是来自绍兴，跟绍兴周家（鲁迅家）同族。再加周扬，周汝昌，都是周瑜的后代？

是的，应该是这样。顾曲家风也是这个含义。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30

飘泊发表于 2013-1-20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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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比故事跟精彩。

呵呵，应该都精彩的。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39

飘泊发表于 2013-1-20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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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做学问也许不错，但做人可能还是比较失败？生活不能自理，打了引号，也许是自嘲，不知何意。

当然是自嘲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4:43

不悔——知愧

　　我还是服膺曹子雪芹的话：“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八个字像是只不过一两层道理，其实却是千回百转、回肠荡气的人生感叹。不是不悔。若真的不悔，那愧又何来?其愧既又有余，则其悔之深可想而知矣。然而，悔到底是个“马后课”，比及知悔能悟，事情早已明日黄花，成了“历史”，故曰无益。俗话还常说“追悔莫及”。是以万人能悔，虽是好事，毕竟那万人已然做成了至少一万件错事坏事了。呜呼，岂不可悲，岂不可痛!

　　这么说，其实还是一层最浅的常理。倘若细究起来，雪芹是个大智慧者，他那话含蕴的内情恐怕还深还厚得多。那“无益”，也许并不是顽固不化，执迷不悟，死不回头；而是这种悔者，本来丝毫没做什么错事，倒是做极高尚极善美的事——可结果呢?做错事坏事的万人都功成名就，位高禄厚，洋洋乎自得，而这个做好事的曹雪芹，却落得“万目睚眦，众口嘲谤 ”，一生忍辱负垢，受尽了欺侮贬抑、诬陷伤害。雪芹之知悔而又曰无益，盖深嗟人世之险恶，天道之不公。把他那无比沉痛的话看浅了，读错了，则是更加可悲，更加可痛!

　　我常常为此而自己忧愤：世人待他太浅薄、太恶毒了。心里十分难过。

　　只因这么一点痴念，我自己也走上了一条可愧可悔的狭路。

　　我不幸之至——当上了“红学家”。

　　甲子(1984)那年，我作过一首《自咏》的自度曲，幸有存稿，其词曰：

　　为芹脂誓把奇冤雪。不期然，过了这许多时节。交了些高人巨眼，见了些魍魉蛇蝎，会了些高山流水，受了些明枪暗钺。天涯隔知己，海上生明月。凭着俺笔走龙，墨磨铁；绿意凉，红情热。但提起狗续貂，鱼混珠，总目眦裂!白面书生，怎比那绣弓豪杰——也自家，壮怀激烈。君不见，欧公词切。他解道：“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怎不教人称绝!除非是天柱折，地维阙；赤县颓，黄河竭；风流歇，斯文灭——那时节呵，也只待把石头一记，再镌上青埂碣。

　　您看这支曲子，可不算短，该说是个大曲。它说了那半日，到底说个什么?那中心焦聚，正是个悔与不悔的问题。因为这实在合题对榫，我才引录于此，以见我这拙文，并非随时就题托寓，真是在自家胸中，思量已久了。

　　这支曲子，分明说的就是一个悔，一个不悔。说悔，那语气好像是受了那些魍魉蛇蝎的那么多的明枪暗钺，可谓遍体鳞伤，若不当红学家，何至如此?是则悔之之意存焉。说不悔，那语气也不为不强了，为了给雪芹、脂砚洗雪奇冤，受了这等人的欺辱伤害又算得什么? 倘若因此而悔，一切都不值一哂了，也把雪芹的价值给拖下不少。我怎么能改易初衷，向魍魉蛇蝎投降呢?

　　所以，始终不悔，永远不悔。

　　这一不悔，是永恒的。我将继续承当一切明枪暗钺的惠然垂顾。

　　欧公的那十四个字，见于他的小词《玉楼春》。我以为，把它摘取来移赠雪芹，最是贴切不过。雪芹是我中华最崇高最伟大的情痴，但他的小说(原著，不指一百二十回程高伪续本《红楼梦》)绝对不是为“风月”而作。他的情痴，已臻极处，应尊之为“情圣”才更对。但是，痴还是一个关键的字义。此痴，非本义“不慧”之谓，相反，那正是大慧若痴，如同大智若愚之理。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方能无退，即不悔。

　　雪芹明示吾人：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其不悔之教，可谓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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