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自传

巴山

　　她的话不多，却极深刻沉痛。对这位国际驰名的女作家，我一无所知，只见到这么两篇论《 红》之文，便觉十分钦佩与倾倒。

　　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初次接触《红楼》这样的书，即能感到曹笔与高续是那么霄壤天 渊 之悬殊大异，你怎么解释?是谁“教”给了她要区别?是什么机器统计出“词汇”差异表让她 知晓了“科学数据”?都不相干。

　　这就是雪芹讲的“通灵”之性，是“娲皇”赋予的——“天分 (ｆèｎ) 中 生成”的。中华文化讲究这个，中有至理。

　　然而，也有人相反，他们感不到那种巨大的悬殊大异，倒是认为前后“浑然一致”，“都是 曹雪芹的原著”……而且，曹之所以伟大，不在前八十回，全在后四十回，云云。

　　这个“附骨之疽”的毒害性一至于此——可也得思辨一下人的文艺审美能力，不能只骂骨疽 。这是个文化难题，也许一万年还会“君向潇湘我向秦”。

　　张爱玲还指出说：“《红楼梦》应该把后四十回伪续割去，任其‘残缺’不完，后面可以加 上研究佚稿的成果。”(按，应包括后文情节要点、人物结局、章法结构……)这又正合我们 倡导并一直实行的“探佚学”的宗旨，可谓相视莫逆，会心不远。

　　报上说张爱玲客居美国，性情孤僻，逝于寓所，无人知晓。邻居多日不见其踪影，方有疑虑 ，发现人已亡逝。幽独寂寥至此，令人闻之凄恻。

　　她原籍河北丰润。丰润也曾是雪芹祖上的籍地。与曹寅为至好的张见阳，留下了《楝亭夜话 图》，就是丰润张氏。他与纳兰公子(性德)也是至交。他们三位可称康熙盛世词坛三友。

　　丰润又出了张爱玲，对《红楼》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 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

　　我在美时，不及知上述这些情况意义，也就失去了试行探访她的机缘。如今念及，深为悔憾 。张爱玲有极高的天赋，也有她的“乖僻”的性情。这完全符合雪芹所说的“正邪两赋”而 来之人，岂偶然哉?

　　诗曰：

　　邪正相寻两赋来，英豪脂粉见奇才。

　　《红楼》高见何人及?惆怅殊乡境可哀。

　　2000年10月31日写讫

巴山

弃园中的周策纵先生　　
     策纵先生久居美国，为中外咸知的名教授，博学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称他是一位综合 性学者，因为学兼中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论著是英文本的《五四运动》(The May 4 th Movement)，而又覃研甲骨金文学，对中华古文化有独创的见解(如以古文训诂学 诠释“诗”的本义、“巫”的文学艺术祖源关系)。他作七律诗极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 然而也善于写写“白话新体诗”，都有雅人深致而无时俗庸陋气。盖根柢厚，天赋高，又非 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没见他在百端忙碌中有过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 然之事。

　　他的学生似以港、台的留学者居多，桃李门墙，弦歌绛帐；而翰墨交游尤广，可说是遍九洲 ，满天下。

　　他有巧思，即如译一个地名，也饶有意趣。例如他所在地Madison一般译为“麦迪逊”；他 则独运匠心，译为“陌地生”，令人见之生无限远想慨然之意——盖虽早入美籍，犹有故国 之思，弦外音响，言表之内蕴，于三个汉字见之矣。

　　又如1980年之夏在北美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时，开幕致词者共二人：一位是威斯康 辛大学校长，一位就是他，他以倡创会议者的身份以英语发言，提到那会议所在地一个小湖 名叫Mondota，他就向大家介绍，说会议为何单单在此召开——湖名已经显示了：它叫“梦 多榻”!可知在此必善梦，亦善《梦》也!

　　这方面，似乎颇有古人所赞的“锦心绣口”了。

　　我与策纵先生初不相知，及他筹备这个“破天荒”的国际大会时，首次访问大陆，专电约 会一晤款谈。

　　他住在北京东城的华侨大厦，我按时赴约。那可谓之一见如故，因“共同语言”太多了。那 次谈得很愉快，他回美之后，立即寄来了诗章，专记良晤与初识的感触。其诗皆题在一组当 时所拍的照片之纸背。其句有云：

　　［小序］燕京与周汝昌学长兄畅论《红楼梦》，归来得书，即以所摄 影片奉寄，各系小诗：

　　其一

　　故国红楼竟日谈，忘言真赏乐同参。

　　前贤血泪千秋业，百喙终疑失苦甘。

　　其二

　　百丈京尘乱日曛，两周杯茗细论文。

　　何时共展初抄卷，更举千难问雪芹。

　　诗共四首，具载于拙著《曹雪芹小传》，今不具录。《小传》卷首，即他赐序，为红学史上 一重要文章。“两周”者，海外称他为“西周”，不才为“东周”。“初抄卷”者，盖指《 甲戌本石头记》而言也。

　　他在序中首次提出了雪芹书中的“痴”义，是受晋代阮氏诸贤的影响。在他的启示下，我于 1986年重到“陌地生”而撰作《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时，便特设了专章细论这个重要的文化 精神问题。

巴山

        1980年夏的国际红学大会，是创举，也是壮举盛会，为红学的声价之远播四海五洲，建 有 丰功，则策纵兄首倡之力也。我躬与盛会，也是承他力邀而敦促——我因年迈耳坏，本不拟 远行，他几次函札“促驾”，说：“兄不可不来!”我方决意赴会，不能辜负他如此的厚意 。

　　大会的盛况，不能在本文详叙，在此只是记一记我们二人的学谊。

　　这次赴会，来往旅费、食宿，皆由大会招待，且一下榻，即又送来支票200美元，以供零用 。因我年纪大了，耳朵不灵了，他特请一位学子盛女士助我听、译，不仅如此，他怕我初到 异域不习惯那种洋饭食，特嘱一位陈女士(大学讲师)每日赶做中国饭给我送到旅舍。这种心 意，太不一般了，怎能忘记?正是古诗的话：“中心藏之，何日忘(平声)之!”

　　此后，他曾多次于信札中提到，他将设法让我重游北美，在那儿多住些时，可得卜邻夜话之 乐。

　　我还是无意离家，惮于跋涉。可是他终于又安排好了(与赵冈兄协同的好意)，我作为1986— 1987年度的鲁斯基金会资助的访问教授而再至威斯康辛。

　　这一年，我们的相聚难以备述。他也开车带我们(女儿伦苓同行，照料我的衣食起居诸般事 务)去旅游。春日佳节，到一处野园去赏海棠(那儿植有多种不同的海棠花)；中秋月夜，则 在他的书斋联吟共饮。

　　他为参加胡适之先生百年诞辰大会而赴台，我为之代课，讲《红楼》，讲宋词，讲古文… … 受到港、台、韩国男女学子的热情欢迎，临别还依依不舍，盼望我能再讲下去。尤其台湾 的张美芳女士，每周必主动开车来一次，帮助买菜购物(在那儿地旷人稀，商店分散，相距 甚远，无车是难以过活的)。真是令人不知何以谢之。——而策纵兄虽未明言，我却认为这 都不出他的关心嘱托。

　　在他的住宅四周，有空地，有树木，是为“弃园”。宅前有玉兰，室内陈设有雕漆螺甸屏风 ，有台湾工艺木雕人物……但我最开眼界的是书刊之丰富，每日邮件一大堆，目不暇给，我 们这儿是望尘莫及。台湾书商的大批新书目录，也使人眼花缭乱：我惊叹他们的经营能力， 在美国各大学销售大套丛书，实为一项巨额交易。而我们大陆的书，却很少达于彼域。此为 何故?不得而解之。

　　他的历年的岁尾贺春红柬，其实都是诗柬。这是一位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学者，而本质却 是一位诗人。我们的倡和篇什不少，皆难备记。

　　他在七十五岁总结学术教学生涯时，门生弟子为他征文编一册纪念文集，曾来索稿，其时我 忙冗异常，赶论文是无有可能的了，便立赋小诗一首为贺，兼志“两周”的红缘。其句云：

　　鸿蒙一辟镇悠悠，岂必红家总姓周。

　　欲结奇盟动天地——直齐宇宙筑红楼!

　　豪言壮语，我环顾中外，除他之外，无复可语此者，慨然亦复怅然。

　　1998年之11月，13家文化教育单位组织联名为我举办了一次大会——为八十岁贱辰赐寿，兼 贺 《周汝昌红学精品集》出版，地点北普陀，主持者好友多人，与会者一百数十人。主办者曾 发函邀请策纵先生，惜未能至，却寄来了贺诗，蒙王畅先生邮示，其句云：

　　八十松龄正少年，红楼解味辟新天。

　　两周昔日陪佳话，实证相期续后贤。

　　这首诗，引起了《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龙协涛先生的重视，在对我的专访记录中特加论述。

　　及至1999年5月，策纵兄到北大开会，龙先生设宴，特召我到郊西去与他相会，重新遂了“ 两周”的佳话之盟契。此皆可纪之一页也。

　　尤其不可不一提及者，是此前一年他到京参加“ 红研所” 、“红学会”主办 的国际红学会时， 我因与该所该会无关，且连年有人“围剿”，无有与会的资格与“脸面”。而开幕式上却说 我之不到会是“身体不佳”云云。策纵闻之，当晚即同浦安迪教授(Prof.Andrew H.Plaks,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汉学家、小说研究专家)驱车来访——见我怡然自得，健康无恙，不 禁哑然失笑。

　　诗曰：

　　自疑何事爱《红楼》?惭愧人人话两周。

　　海外谁知有红学，八零一会定千秋。

巴山

海外红学三友


　　——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刚

　　平生两次游美，1980年的国际红学大会已有文粗记。1986年秋又重游，是去做Luce Sch olar (鲁斯学者)。提起Luce，早有缘分：我入燕京大学(1940年秋)，所到的第一处游赏之地即是 Luce Pavilion，乃Luce捐资所建，燕园中人则称之曰“岛亭”——它是未名湖中的一个小 岛，乾隆时旧园遗迹石舫，即在其东侧。我在亭中加入国剧社，唱了一段“西皮慢板”；中秋夜独到亭旁赏月怀乡。那时如何想到我七十岁时又与其续结学缘。

　　闲话休题。且说1986年之爽秋，住下不久，就见一份华文大报上的一条斗大的铅字标题：《 红楼风雨急》!不禁大吃一惊。

　　细读了这整版的长文，方知是夏、唐两位老朋友因薄物细故的“《红楼》问题”而起了争端 —— 由学术竟发展到学术以外的感情用事，互揭互贬……唐德刚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大标题是：《 夏志清贴我的“大字报”》(此乃戏用大陆“文革”时的用语)。简直又惊人又逗人，一时轩 然大波，震动纽约教育、学术界。

　　但他们两位都非俗士常流，多年老友，一时“交锋”，不久就为关心的友好们“打和”了， 复交如初。这是一桩趣闻兼佳话，二人风格皆可师也。

　　我住的是威斯康辛大学所在地Madison。1987年暮春之初，纽约的学者及华人文化团体都来 邀我到纽约去讲红学。于是我才有了东行的机缘与兴会。

　　先说明，那春夏是两次访问了纽约。第一次是由普林斯顿转到纽城，第二次是直抵而未他顾 。

　　我是个不太好“挪动”的人，虽有Luce的旅行费，也不想到各城去广开眼界。忽有学友浦安 迪教授函邀，要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讲《红》。这是美国数一数二、几乎压倒哈佛的名 校， 我却愿去看看。于是商量讲什么题目，浦先生喜欢听我讲《红楼》结构学，约定后于3月3 1 日飞抵纽约，一位美国学生到站迎接，并开车直奔普城。到达寓所还未坐定，台湾籍名教授 高友工先生便热情来打招呼——后知他是向来不肯如此行动的，对我真是特例而破格之礼数 了。对此，我深为铭篆。

　　4月1日晨起，到餐室去早点，桌上已摆满了鲜花。那天是中华古历三月初四，我的七十岁 生日，见此好花，精神十分欣喜振作。

　　当时遇有一位日本访问学者偕夫人在室，已用餐完毕，致礼而去。

　　那天下午，在“壮思堂”讲《红》，颇受欢迎的情景，已有文粗记。讲后又有小型讲座，皆 大陆、港、台女学士，一位美国男士(他研究巴金小说，认为巴金受《红》的影响)。大陆二 女 士，一为吕正操先生的女儿，一位是在京熟识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吴得安(她毕业赴美，我 作数首绝句赠行)。晚上是浦先生请晚饭，特到一家华人饭馆，吴女士作陪——浦先生却在 一旁干坐着，因他是信教人，不食猪肉。

　　吴女士又于一日晚上请我(与女儿伦苓)和高友工教授吃饭。浦先生有事来不了。食次，高先 生劝促我，“你先把那几回 最关键的补出来!”这是指雪芹八十回后的佚文而言的。他的一篇英文论文讲《红楼》的 诗境，极好(可参看拙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又次日，浦、吴两位热情送我们到火车站，车票还优待老人。火车十分平静，缓缓而行，一 点儿也无杂乱之形迹。

　　到了纽约，本来只想会见夏志清与唐德刚两先生。唐先生在1980年红学大会上已然结识，成 了熟人，夏先生则闻名不曾谋面。可是，最先来访我的却是台湾籍的傅运筹、赵乐德伉俪。 我一到达，他们便知道了——不知由何渠道?其消息之灵通，实在让我惊奇。

巴山

           傅先生在联合国工作，小行草钢笔字写得清秀之至。赵女士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先生 的曾孙女的女儿。夫妻二人，皆是“红迷”。从此，我们成了好友。
　夏先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专家，其英文版著作在海外享有盛名。他邀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讲 ，却值彼校系里经费未到，无法承诺，他就自掏腰包，仍要我去践诺。他派一位大陆留学研 究生唐翼明先生到中国领事馆去接我。到校时，查建英女士已在楼内等候。

　　在他的办公室内，为一群美国学生讲《红楼梦》的意义与原著佚失的“后三十回”的探讨。 其时名记者陆铿先生与一位台湾的报人，都赶来旁听。

　　外国学生因下堂有课，都有点恋恋地、不得已地走了。查女士对“探佚”这门新红学很感兴 趣，对我讲的(推考而得的)情节表示惊奇。

　　因系里支不出报酬，夏先生过意不去，特意在一处名为“月亮宫”的饭馆设宴招待我晚餐， 查女士仍在座。奇 巧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4月1日遇上的那日本学者夫妇，也在那里晚饭，我眼拙，早不能认 出了，他们却记得我，起身向我行一个大鞠躬礼。这令我十分感动。

　　还有更奇的：到北京教过英语、与我大女儿月苓同事的一位美国女士不知怎么得悉我在那儿 ， 也赶来看我，并邀我与伦苓到她住处小谈叙旧。及至告辞出来，已然是满城灯火，目迷五色 ；宽敞的市街汽车如织。我们不识路，幸亏女士拦车“打的”，才于深夜回寓。

　　这些事，历历如在目前。

　　再讲唐德刚先生。

　　我和他初不相识，1980年国际红会的第一天第一场会，他正坐在我的右边，就好像他久知我 的一切，如旧交重逢的一般，并即席写七绝一首见赠。他为人忠厚风趣，口才并不高，可文 章写得真漂亮。

　　他与胡适之先生关系甚深，著有胡适之口述自传(原英文)汉译。

　　后来他访大陆来到北京，又有好几首诗赠我。

　　其中一首今录于此：

　　汝昌兄辱诗索和，用通叶原韵

　　试考芳园八九分，花枝巷口有脂痕。

　　排场戏续忘真假，“评”“证”蝉联见梦魂。

　　我到大都访邸宅，人传耆宿别宵昏。

　　绍兴相国原居首，君住京华第二轩。

　　等到这次重到北美，一到纽约，他也就立即联系上了。因他正好为他所在的纽约市立大学筹 备一项新课程：世界各国文化代表作，将《红楼梦》列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名著。彼校的文学 院长、系主任等根本不懂《红楼梦》是怎么回事，难做决定，他遂让我去给这些领导人士和 教授等讲讲芹书的意义。

　　那回我很着意，因为这是《红》书的荣誉。我在美国虽然受到多次“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的称许，可那是一般日常酬对的口语和较易讲解的课程。轮到讲《红》的伟大意义 ，我这已然丢失了五十年不说不用的英语，可就怕不敢保准了，我特嘱德刚兄替我请了一位 英 语流畅的沈教授作为“准备译员”——如遇到我表达有了困难时，我就改用华语，他来用英 语转达一番。

　　这是个大难题!向全然不懂的洋人讲什么《红楼梦》?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烦大得多呀!

　　我记得也是先从解说“红楼梦”三字的意义讲起。他们听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好不容 易归到了一句话：“这部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丰厚的中华文化 意义”时，德刚兄听到了我说出cultural significance时，他立刻大声呼出“There”一字 。

　　这个字，在我们中国话里不能译为“这里”，而应译成“正是这话了!”“这才说对了!”

　　这么一来，院长们才像释然，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讲后，德刚兄送酬金，我正访夏先生于府上，他竟找到了。这回聚会，也留了照片。

　　——我的记忆和叙法有了疏误：我和夏先生初次见面，是德刚兄安排的一次聚餐，他邀了好 多位在美华人作家作东作陪，请我和夏先生上座。我带了一幅墨书红楼诗奉赠夏先生，他很 高兴，立时起立合影，把字幅当作二人的“中间人”。第二天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讲时，他又 特意将它带去，展在桌上让同学们看。

　　夏先生赠我一册书，掀开末页给我看，见一段题记，其末句写的是他是个“周迷”——指喜 读我的红学拙著也。

巴山

分别后，他有一次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读到我的纪念胡适先生的七律诗，特意来函加 以赞语(他与胡先生的关系并不甚洽睦，然不因此而妨碍见赏拙句，此即可见格高)。

　　后来《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在台湾出版，中有引及他的论《红》警语，故寄赠请正。又得赐 函，末云：“兄学大如海，弟万不能及也!”

　　这些过奖之言，固不敢当，然亦应当一记，庶不负他的一番心意。

　　他的论《红》名著题曰Love and Compassion(《爱与怜悯》)，多有精辟的识见。

　　我与夏先生是学术之交，言不及它，此会唐先生撰有专文纪实，发于报端。夏先生还夸我的 英语“到底是燕大出身的，果然不同”。我试问他：“我若请您到大陆去开红学会，您去吗 ?”他答曰：“你若请我，我就去。”言外之意是别人请，那是没门的。

　　这次到纽约，草草叙来，已如此冗长，谁知不久又第二次重访。

　　记得那是纽约亚美协会的主事者萧女士忽惠函来邀，说办一个夏令年会，要我去讲讲《红 楼》的事。我说刚回来不太久，不想再往了。她不答应，一再恳洽，说一切费用全部由会 方负担，务必前来!我见如此恳切，不宜再辞了，就鼓兴再行。

　　简而言之，是到一个“岛”上的“金氏学院”(本名 King's College，义为 “国王学院”， 南人读“金”如King也)去聚会。那儿十分热闹，有各种节目。在美同胞见了我们都很亲热 。

　　讲时，有港校两教授和台湾女作家李昂同台。主题原是“环境保护与文学”。三位讲了轮我 换题。 我演讲的题目是“《红楼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的“开场白”说《红楼梦》也有环境 污染——大家很惊奇。我说：林黛玉葬花，不是就因 为随水流出，园外就脏的臭的乱倒——花还是沦于不洁之地了吗?这正是环境污染之证。

　　大家一下子把兴趣提高了。

　　我讲雪芹原本的真故事真价值，与程高伪续后四十回绝然不同。香港教授在我按时限结束时 起立说：我要讲的有一点周先生已然讲了，不必再述，我愿让出20分钟，让周先生续讲。

　　谁知，20分钟又讲完了，台下听入了“迷”，主席女士宣布：“离晚饭还有一小时，请周先 生再续，如何?”听众热烈鼓掌。于是我一直讲下去。好像有大陆记者还报道了此事。

　　第二天，傅先生开着车来了，把我们接到他府上小住。也是讲红学的事，听者是他请来 的台湾文界人士，男女多位。而因此会，才又引起了把拙著新稿《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付台 湾出版的拟议。一位李莉女士为此尤为热情出力。在此志之。

　　诗曰：

　　夏唐名士亦鸿儒，浦氏华文能著书。

　　天下奇才何可记，为《红》不碍笔殊途。

巴山

自鉴
　　这本小书之产生与问世，多承出版社的盛情至意，屡加督促，我方决心命笔，心情实际上是 很矛盾的。照“常规”说，人老了都喜欢忆旧谈往，似乎正可遂此心愿；但我怕提起那些并 不令人愉快的经历。人生百味，品尝得不少，何必絮絮于此而不多讲些可喜可贺的事情?道 理和愿望是一回事，而回忆纪实则不能夹入一点儿“理论概念”和“美丽想象”，我脾性也 不喜欢什么“浪漫主义”，只好硬着头皮、耐着急性，“强制”自己完成任务。所谓矛盾， 此为主要之点。

　　次要的呢?是自念平生落落寡合，一无真正值得记录的内涵，二无足以动人的笔力，出来也 只是平庸乏味的凡品，有甚意味?自觉无趣。

　　但终于落笔的原因却在另一方面(不是解决了矛盾)，即借此提出一点证明，“考证并不万能 ”。历史实况的曲折复杂，绝非“考证”能得其真际。

　　我是让人家赐呼“考证派”的人，可我不相信考证有多大神通。如我所记于此的真情实境， 我若不叙，谁其知之?单凭“专家”去“考证”，能讲清讲对了多少?我是十分怀疑的。

　　所以又想，记一记也好，省得日后捕风捉影，也可“预防”妄人有意歪曲、编造，诬谤抹黑 。

　　约定今年6月交稿，因事冗拖到8月底，再不能越限了，也更无力打磨润色，真是中怀愧怍之 至。疵谬之处，幸予指正，无任企祷。

　　中华古夏历庚辰岁之七月二十九日草讫

巴山

校后记

　　这儿例题校后记，其实我早已不能自校了，大抵皆女儿助手之力。这回则除她校后，又烦请 友人张秉旺先生复校一过。我近年所出之书都存在错字，希望此书不至于那样子令人遗憾了 。

　　责编韩敬群先生对这册小书付出了热情的精力，在内容简介中予以溢美之词，令我惭感。而 且，他还因此书而题诗见赠。我也步韵勉和了一篇，录于卷末，以志翰墨因缘：

　　毫端蕴秀动成文，何可一日无此君。

　　岁晚弦歌多忆旧，少年心事亦拿云。

　　真人假面纷纷见，瓦釜黄钟细细分。

　　梦里乾坤说不尽，且斟佳酿荐溪芹。

　　——和周汝昌先生《自题》

　　梦里乾坤绝妙文，江阿万里忽逢君。

　　平生心迹悬明镜，一代风流付乱云。

　　慰老看花迷重雾，观人入木欠三分。

　　当筵顾曲从来事，愧报琼枝只献芹。

　　——叠韩君韵为谢

　　韩、张两先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择善而从，深为感谢。

　　中华的传统，以诗的形式传递交流各种各样思绪情肠，看了古人的诗集，没有不受感动与欣 羡的，我愿这一文化传统薪火相传，及于万世不改。

　　这册书并非是想写、可写的都已“应有尽有”了，那差得太远，若时间、条件让我放开手， 还要写很多很多。事情太多太杂，限制了我——当然这种文字也不是我生平最想做的工作， 因为落笔总是太简率，目力又难“加工”润色，实无可观。古有“乱头粗服”之喻，那只能 是“美人”的一种美，不容滥加比拟。您想，本是一个须眉浊物，加上年纪大了，更是老丑 不堪——倘若再将头一乱、服一粗，那“丰采”又当何似哉?所以世间自以为所写的文字都 是“文章”的“作家”们，实在不免有“顾影自怜”之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四者 实乃“三才”而多了一个“物”，这才组成了千古脍炙的名联骈句。三才是中华人对世界、 人生的综合观。天、地、人都表现为一个让人称奇称叹的大美至美，无可超越，无以形容。 而在此之间，“我”在哪儿?“我”当如何?言念及此，汗颜以至浃背。愧煞人也。书名中之 “我”，自然是“自我”的我，此一小我，写在三才之下，盖自疑自诧：“你是谁?你有何 才而敢处身于天、地、人间?”

　　换个方式说，即是：天地生我，我百无一能，只会写这样的“文章”——这对得起天之高地 之厚吗?

　　这也就是手写回忆小文时，心头时时自理自乱的情怀。但我又实实甚爱“三才”的世界人生 观，尤其是这个“才”字。我甚至想“人为万物之灵”应该修正为“人为万物之才”。天若 无才，是为蠢天；地若无才，是为愚地。人若无才呢?古语曰“不才”。

　　有才之人又分“大才”、“小才”——“小才微善”，乃是雪芹之语。古又曰“小有才”， 不知是同是异?

　　旧日看小说，总有“郎才女貌”一词。后读《千字文》，方知“女慕贞洁，男效才良”也是 六朝先哲的文辞了。才华，才情，才思，才调……总令我打心里喜欢。至于曹子建才富“ 八斗”，曹雪芹“鸿才河泻，逸藻云翔”都是好例。所以，古来又有“怀才不遇”、“才 命相妨”的话头。

　　述及这些，就是为了说一句：人若无才，不必为文。故所谓“不文”者，无才不才而已，岂 有他哉。

　　诗曰：

　　画蛇加足也堪怡，

　　“校后”循规亦“记”之。

　　天地生人皆有用，

　　我才我用一寻思。

巴山

       老早就想把周先生的自传收集到一处，然后仔细阅读。尤其是记述在津南的生活片段，每读一遍都倍感亲切。一般人读不懂的乡音方言我一下子就明白。还有老一辈间的传说故事，先生虽没有写明，但我从老人们的传说中也知道一些。

巴山

                                                 感怀周汝昌

               来源：今晚报    2012-10-05
　　周汝昌是继胡适等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前不久，周老先生的突然离世，一时让我难以接受。
　　望着周老亲自签名盖章送我的《不可忘却的文缘》一书,思绪慢慢地把我带回那曾经的岁月……
　　因为和周汝昌老先生是同乡，所以从中学开始我就对周老的情况很关心，对胡适这位“大陆的最后一个关门弟子”十分崇拜，看过不少周汝昌老先生的著作和介绍周汝昌老先生的书籍和文章。
　　由于喜欢文学的缘故，自己的一些散文、诗歌，时常在报刊上发表，并偶尔也能与周老的文章在同一版面上邂逅，让我这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感到很欣慰，每次都把刊物妥当收藏。家乡的《海河柳》杂志创刊后，自己的文学作品经常与周老的大作在《海河柳》上相遇。从2008年第5期起，我的小说《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开始在《海河柳》杂志上连载，而在此期间。周汝昌老先生的《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也同时连载，自己颇有一份自豪感。20世纪末，天津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开设了反映各界人士精神风貌的纪实类人物专题栏目，在这一专题栏目里，自己又恰遇周汝昌老先生，这让我这位周老的粉丝，不免兴奋不已。
　　《海河柳》杂志创刊以来，每年的春季都要在周老的家乡天津咸水沽召开一次新春联谊会，因身体及工作的缘故，远在北京的周老，不能亲自前来到场开会，他总是让小儿子或小女儿代其参加联谊会。记得2008年的新春联谊会，周老的儿子和女儿一起来到了会议现场，并且带来了周老的发言录音。由于周老年纪大了，个别发音听不清， 周老的儿子就在一旁翻译，情景非常感人。其中有一首周老写给家乡的诗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海河柳，离别久，怀乡念故常回首；即今新岁又回春，万紫千红总随后，也须花红伴柳翠，相依相伴如亲友，相辉相映到永久。”
　　近些年，由于身体的缘故，周老很少来家乡了，但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却从未忘记他。每年4月14日是周老的生日，为了不在生日那天打扰老人，每逢周老生日的前一天，老乡们总是带着一些周老喜欢的家乡土特产去给周老过生日。周老的忘年之交，刘国华编辑是每年必到。每次他都会从家乡给周老带去老人最喜欢的煎饼果子、鳎目鱼、海螃蟹。
　　这些年，自己一直想去给老人过一次生日，到北京看望一下周老。但由于自己远航在外，总是一次次错过。万没想到，未能给周老过生日，成为自己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