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自传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26

怀念恩裕兄
　　与我同代同辈份的红学同行，人数原极有限，后起的一辈人数就多起来了。友人曾比为“雨后之笋，过江之鲫”，那有点儿开玩笑，可也确实多得惊人。人一多，品类不齐，舆论的微词时有所闻。也有一友告诉我，一次他在西郊参加有关曹雪芹“故居”的会，亲耳听见旁边一位文化部的女同志正对人说：“你看×××，哪儿还像个学者?”还有天津一名青年读者给我来信，中有一句话：“你们红学界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我读到此处，真是悚然憬然。凤兮枭兮，乎鸱乎?难怪人家说话有点儿毒。

　　我所以先提这些，是因为我敬重吴恩裕先生，数十年的切身经历品评，方信他是我所交的红学学者中人品最高尚、人心最仁厚的好人益友。

　　然而我们的交谊历程又不是很顺畅的，带着不少曲折和误会。提起这，我是感慨万分。

　　最初的隔膜，略无机缘相会，对他一无所知。当我看到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时，就见他对我有 “意见”，语气不太正常——不提贱名，只说成“《红楼梦新证》的作者”，提时也是为了 “指谬”(其实没错，他后来承认了)。这使我纳闷：我从未在文字中道及他，也不会有冒犯之可能。

　　第一次与他何时何地晤面，已不记得。记得清楚的是1954年10月“批俞运动”刚刚启幕那次，文化部长郑振铎先生主持大会，到会人很多，大抵文艺界知名之士，我亦所识甚少。最晚一个赶到的就是吴恩裕先生。

　　那时的印象留得清楚：穿一身十分朴素的灰布制服——简易中山装，当时人之常服也；右臂夹持一个黑皮包——此则民国时代教授身份的一种标志，也是高层知识分子的惟一“炫耀品 ”(当时是真皮，无人造物，很贵，只能夹持，并非后来的手提包)。

　　他入场时，颇有点儿“风尘仆仆”之致。看样子他认识的人也不多，找不到可谈者，就先和我说话。

　　只见他一脸的书生气，十分认真严肃，其第一句话就是：“思想批评必要，但是考证还是很重要，不能取消……”

　　书生气十足。他似乎一点儿也意识不到这并非纯学术的事情。我从此识得他为人真诚老实，还保存着“天真”。

　　在运动中，他的情况如何，我无所知。真正接触渐多、熟识而有了相互了解之后，他原先对我的一点儿莫名其妙的隔阂与误解完全消除了，于是互访也就多起来——还是他屈驾枉顾小舍的次数最多了。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35

吴先生英国留学，从师于拉斯基(Laski)，治英国政治史，一口纯正的不列颠英语发音(与今流行的美国英语不同)，也写一笔很出色的行书字，给我的很多信札，一律是毛笔竖写，绝不带洋气味(也能写大字，非常见功夫)；嗜京剧，唱余叔岩派须生，也颇有造诣。总之，是个有才华的人。但于古代文学却不内行，他是苦研曹雪芹，对《石头记》却生疏——这是他自己承认的。例如他著《曹雪芹的故事》时，要我为他每节题一首绝句，虽后来他未采用，却指着“文星之殒”这一首说深为感动。他不懂平仄，有一节题为《宗学夜话》，我告诉他“ 学”是入声属仄，四个字也要调声律，宜改为《宗黉夜话》。他接受了。

　　更有一次夜晚跑来，却是为了问一个“壸”字——一条脂砚斋批说“深得‘金瓶壸奥’”，他不识此字，以为是“壶奥”，不可通矣。又如永忠吊芹诗“欲呼才鬼一中之”，他不知是饮酒者“中圣人(上品佳酿)”的典故，揣度是“一申之”的抄误等等。说明他的本行不在这方面。

　　我们交情深了，谁也没因为这些琐屑而看不起谁，一贯以诚相待。等到1964年拙著《曹雪芹》问世，后来他下干校时，不断来信，说：“《曹雪芹》是好书!我到此什么也不带，只带了这本书，不离身边。也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

　　一入60年代，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步步升级，热闹起来了，他的精气神也十足地振作起来了，时常来找我。最值得一记的是邀我同到健锐营去访张永海——他听到一个线索，说张知道曹雪芹的轶事。

　　雪芹自离京城而到山村著书，此村究在何处?我与恩裕兄当然早就忘不下这个题目。到了196 2年纪念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盛大活动日益开展时，踏寻此村的愿望变成了必付实践的重要项目了。

　　传说曹雪芹寓居香山健锐营的线索，就是恩裕兄首先探索收获的。当时不止一头绪(互不相涉)不约而同地传述这一说法，于是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以为不会“空穴来风”，应有一定的来由。

　　他的热情与活动能力胜我十倍。一日，来邀我同访香山的张永海，据传他知道雪芹的若干遗闻轶事。

　　那天随恩裕伉俪(夫人名骆静蓝)奔到健锐营的正黄旗，找到了张家小院落。正黄旗是此营右翼四旗的头旗，位居从北向南靠山坡一排的北端(左翼四旗是从西向东一排，靠北面坡)。小院全似山村民户，早无一点营房痕迹。院中有树木，放一张长方矮饭桌，几个人围坐，听主人开谈。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37

壸奥 -------- 阃奥。壸谓宫巷，奥谓室隅。比喻事理的奥秘精微。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39

张永海其时年已六十多岁，人很朴实，看样子是个嗜酒者。恩裕兄访知此老者旧时曾在城内当过警察，盖辛亥之后旗人生计无着，多沦于杂役、小贩等业。自云蒙古族，本姓是章嘉呼图克图，“张”是后改汉姓(一如满族人多改为赵姓、金姓)。

　　听他讲时，骆女士作了记录，恩裕兄则不断发问，要他回答。今尚忆其所传的要点如下——

　　一、雪芹所居之处属镶黄旗的北营子。镶黄旗在他那儿的正北，遥望可见；北营子是那旗后的一处分支。地方有点儿荒凉，有时还见过狼。

　　二、雪芹来此的因由是“拨营归旗”——皆为一案的同犯者，从城里遣来的。

　　三、雪芹的“同犯”者有一个名叫鄂 (àｏ) 比的，二人是要好的朋友，他能画，也爱喝酒，二人常在一处。

　　四、雪芹续弦，生有一子，疼爱无比。不幸子亡，雪芹悲痛异常，常到小坟上去徘徊，不忍离开。

　　五、孩子死于中秋日，雪芹卒于大年夜，人称“双绝日”。孩子的死是因患“白口糊”。

　　六、雪芹在城内的一个学校里当过“舍夫”——他并将此名目解为“仆役”一类职务。

　　七、雪芹穷得很，行止不与常人相同，有点儿怪僻。常到处游走，腰间围一布包，内装纸笔 ——墨汁在笔帽里，走到一处，文思一来，坐下就写。

　　八、雪芹卒后，无力归葬祖坟，就埋在山后的一处名叫“地藏沟”的地方。

　　以上皆据实以记，暂不加分析评判。顺便一提：此后西郊的“传说”越来越多，愈出愈奇，聆之令人喷饭。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张老人的传说，未可全信，也未宜尽指为妄谈；在他原话之外，再捕风捉影，任意编造，哗众欺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为了踏寻葬地，我们又访过张永海一次。

　　那次是向文联洽借了一辆旧汽车(当时漫说个人，一般机关单位也极少有车的)。张永海坐在司机旁指路，他老伴见他坐上了汽车(那有“高贵”之感了)，面现惊喜之色。已记不清开往哪个方向，反正这“山后”又不是上述的北营子，距离颇远，这是否意味着雪芹已经迁居? 张永海未有明言。

　　在行至山深处，方知此地属部队驻处，不许通行。恩裕作代表下车去解释，部队电话问了文联，属实，车内皆学者——这才放行。但仍不许进沟乱走。故此行遂无收获，至今不知张所言何所依据。(后又传说葬地在“象鼻沟”。皆无法证实。)

　　那时健锐营地方已破旧不堪，原先有全营围墙、营门，一无所存，惟山坡上还残存石堡垒遗迹(此营“云梯兵”习练爬高攻堡之假想建筑)。脚下则遍布碎石，青黄不等，像是旧河床上的卵石，俯拾可取。恩裕兄为了纪念此行，拣了一枚，回家后费了数日苦磨的功夫，制成一个略呈椭圆的小砚，十分得意。

　　他为人热心肠，没有某些红学人物的抑人利己的坏心计，是我数十年深交的难得的高尚人士。他主动带我求眼科名医，关心备至。

　　他的宿舍是政法学院的十分敝旧的土平房，那排房屋前后开门，草篱茅舍。我常造访，留饭也是北方的朴实作风——大碗捞面条，只一味干炸酱，什么也没有，但食来很香。

　　恩裕兄为了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易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的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每念及此，不胜嗟惜。

　　亡友至交，不忍多提他的失误，只说一件极有趣的事：他在《曹雪芹的故事》中，设想了一位村妪老妇人，十分善良仁慈，时常帮助雪芹解忧济困。这确是极好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但当后来伪造“资料”或编制“传说”的人，先看过他的《故事》，便受了“影响”，或有意地“顺竿爬”，或讲出一个村居邻舍好心的“老太太”——甚至说她因不识字，将雪芹手稿剪了“纸钱”、给雪芹送葬等等奇闻怪语。恩裕兄不但不知“反思”一下，却兴奋地跑来告诉我：“原来真有一个老太太!我的书碰对了!……”

　　这样好友也就不便太败他的兴，笑而听之。(就这样，他还是有一次忍不住了，对我说：“ 这回是真的，你就别再置疑了!”)

　　更令我为难的是他后来提出了“质问”与建议，一是“我的材料你怎么书里都不收?”二是希望两人合作，对这些“新材料”如有不同看法，可以分加“周按”、“吴按”，各抒己见，展示学术民主、百家争鸣……

　　这足见他的一片诚心厚意，我不能作别解——那如何对得起良友?但实际上这是无法办到的。他对此是否有了芥蒂?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我们的友情也从未“变样儿”。

　　他不幸心脏病猝发而辞世。我极伤痛失此好友——“红学界”惟一的交谊最深的同辈好友，作了七律、绝句(七首)悼挽他(交周雷于送葬时张贴过)。

　　然而，他的病势，居然也成了某些人造谣挑拨是非的“资本”。

　　恩裕兄为满族人，自号“负生”，我致函于他总称此号，古无称名之礼也。

　　诗曰：

　　好友犹存赤子诚，可怜时世妄言兴。

　　七篇绝句今何在，往事斑斑感不胜。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40

难忘杨霁云先生

　　杨霁云先生，我很难忘记他。

　　杨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的老辈人(与孙用、林辰等在一起，编《鲁迅全集》)，他早年与鲁迅先生的通信，就收在《鲁迅全集》里。

　　1954年我奉特调到此社工作，一到位，除了见聂绀弩、巴人诸领导人之外，头一个热情

找我谈话的就是杨先生。

　　他一见我，满面春风，如逢故交一般地亲切，记忆中大约头一句话就是“你的《新证》写得好!”

　　稍久，知道他与聂绀老相与至契，他从“鲁迅室”到“古典部”来，总是先访聂老，而后连带找我。

　　他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仪表不凡，戴金丝眼镜，喜著长衫，风度翩翩；在我目中，彼时全社同仁，只有他最像个文化素养颇高的典型的中华学士。

　　以后方知，鲁迅讲授、撰作《中国小说史略》，论到《红楼梦》这一部分，相关资料尤其是胡适的《考证》，全系杨先生提示提供的。

　　是则不知缘于何故，他自早对雪芹之书怀有特殊的兴趣与感情。

　　我到社不太久，因《红楼梦》研究问题而“批俞”运动就开始了。我是“胡适派”，由“红 ”变“ 黑”。那时想不通，就不想再干这一行费力不讨好的事了。于是有些人也就对我“另眼看待 ”起来。

　　在那种形势下，惟有他热情如故，见面的话题总离不开一点： “你不要把研究《红楼梦》的事业放弃。那太可惜!”

　　我从他那里得到了精神鼓舞与支持，于是稍稍有“重振”的念头和勇气。

　　60年代初，由于国家大规模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引发了不同寻常的学术复兴契机。我在 1962年写了一组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曾获不少学者赞扬。杨先生在4月4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近读大著《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万马 ND627 中，振鬣长嘶，钦佩无量，欣跃无量。芹圃有知，当亦窃喜于地下而深感足下之为发隐阐微也。惜姗姗来迟，馋眼望穿，始获一读片段耳。深盼早日杀青，以饫愚昧，以启鄙塞。……” 这封信应是他读到开篇两节拙文后的响应，情见乎词，溢于言表，令我深为感动。不妨说，杨先生是我平生的知音至契的年辈最老的几位中的最恳挚者。

　　没过太久，“文化大革命”来了。初期我“表现”很好，大字报写得颇有“质量”，也许就因此受到“对立派”的重视了，或是由于更微妙的缘由，把我“揪”出来“批斗”了。一开始，给我的名目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 社中大院地上贴出大字标语，每个字大至一整张黄纸，在“周汝昌”三字上加以朱红的大叉，令人心惊胆战!)。说也奇怪，十年中总是不提“红学反动权威”一个字，而是将名堂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天天逼供，拍桌瞪眼，声色动人。

　　到了“文革”后期，“两派”成立了“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大联委” 的头头叫×××，是个汽车司机——那时本社最革命而且掌权的，号称“三大员”，即司机、食堂员工、电工等一群“工人阶级”。×××生得方面大耳，高身阔步，极够个“ 大员”的官相。又不知缘何，他看上了我，盯着我——有一回排队“领饭”(照样花钱交粮票，却给最次的东西吃)，他见我排在前头，硬把我“提”出来放在队尾。

　　又一次，我患了腹泻，那时不许病休，医生给开了证明，上三天“六小时班”。我按医证提前回家了，宿舍“门房”有革命家属，就电话到社，报告我的“行迹”，×××又硬把我“ 召”回到社，训我说：“你没病!”

　　过后，记不清哪年了，反正是“文革”之后，有一次霁老来访，不知怎引起的，他说了这么几句话：

　　×××说：“我不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我这×字倒着写!”如今周汝昌没成“反革命”，你的×字怎么写了?周汝昌写出了一部《红楼梦新证》，毛主席称许过——你×× ×写得出来吗?

　　霁老言下，义愤不平之气满座洋溢。

　　他又曾说：《新证》出后，颇有人横加訾议批判。惟有毛主席是《新证》的知音。

　　1969年之中秋，我们一同到了湖北咸宁干校。我与他体力相若，是“文弱书生型”，干不了重活，便分配给菜园子挑粪。我们两个成了很别致的“搭档”。

　　从厕坑掏了一个木桶大半满的屎浆，二人抬起来，扁担端头一前一后，只会迈“方步”，很 “潇洒可观”。从厕到园，路还不太近，走到一个大拐弯处，便在树阴下坐下来歇一会儿。这路上倒无人监督，很自由，我们便吸烟漫谈，谈的就多半是《红楼梦》。那情景，值得入红学史，可惜没人给拍照录音。

　　等到他从干校返京了，他时常走来看我——1970年我忽奉周总理特电调回北京，消息立即轰动了“向阳湖”畔，第一个来向我致意的便是他。他很高兴，几句话，作别而去，意甚珍重。他还猜度说：“大约是要出一部《红楼》‘样板’本。”

　　他常州口音浓重，我又耳背，南音听不清，他右手不能写字(因病)，不惜以左手“写话”给我，一笔一画，吃力而一丝不苟地写着。

　　在一旁的我，实在感动。

　　后来，已说不清因何，他不再来了，当系年迈步艰吧。我托一位旧同事捎一本拙著与信札给他，而此君表示不耐烦，不愿受我此托。从此，断了往来。

　　今岁向人探询，说杨先生春天已然逝去。

　　我很悲悼，还存有他借给我的书册。

　　谁写红学史，请将此情收入于一页之间，实为幸甚。

　　诗曰：

　　一生能得几知音，难忘先生意最深。

　　鄂北湖田担粪侣，树阴犹切梦《红》心。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46

相见恨晚

　　——纪念冒舒湮先生

　　以笔名“舒湮”为文林知重的老作家冒舒湮，与我晚岁结识，一见如故。同住京城，而仅得一面之缘，他即辞世。悼念之怀，不能自已，遂发为小文，以志翰墨因缘，兼存史文轶事。
　　奇得很——平生拜识的知名学者文家，几乎全是比我年长而不弃下交的忘年之谊，而且又多带有“传奇性”的因由经历，复限于一面而不可再会的人生契合之间。这也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致”——既感知音，又伤遽别。

　　“舒湮”先生何如人也?我一无所知，只在报上见过他的文章，也并非很多。一日，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寄来新印出的拙著《岁华晴影》的10册赠书，打开看时，竟是舒湮的《饮食男女》。明白是包装后将两包书的收件人书写互错了。

　　于是设法联系，果然拙著寄到舒先生之手。两家约好，我将书送交他老，换回《晴影》—— 签题一册奉赠于他，他亦自签一册回赠于我。

　　二人由此“相识”。

　　因此意外之缘，我遂对他的文集发生了兴趣。展读之下，便觉与时下某些“洋式白话”文家不同，是一位“旧学”根柢很厚的NFDAE轮老手——所谓“旧学”，其实就是中华文化传统教养涵咏之功夫，只要我们民族在，那永远不会真“旧”的。他的若干遣词造句，气格文风，已然不是年轻一代学文弄笔者所知所能了。

　　他还有一个长处，敢言，说实话，以真诚与读者相见。这更是我尊敬的品德。他的文笔老练自如，而无时流的扭捏做作的气味。

　　我写了一篇读后记，题之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我之拙文的题目，实隐含了“直”与“圆”两个眼目字。王摩诘的名句，连曹雪芹都借香菱之心之口而表示出了体会与赞赏，我借以为喻，而“大漠”又暗寓一层意思：舒老是蒙古族望族之后裔。还有，能赏其文者人数多否?也许不那么“可观”吧?是以我那“孤”字，也非无意而泛假之词。

　　在此以前，他已多次电话要来访晤，我总劝止：年高暑热，不宜劳累，一俟天气稍凉，我当趋车拜会。及他见到此文，当然更要来见。

　　中国自古的老实话，也是经验之谈：女为悦己，士求知音。文字行的人，尤其重视别人的赏誉，引为知己——既如倾盖相逢，平生素昧，于名利权位之吹捧毫不相干的知赏，那是更为难遇的，岂能无动于衷?是以不管我怎么“挡驾”，他还是不听，终于叩扉而降止小舍了。

　　他很朗爽，不拘俗常礼节，相见落落大方，如故交重逢一般，无有寒暄，落座就说起来，滔滔不绝。他的谈锋甚健，聆之忘倦。

　　他告诉我：他本名冒舒NFDAF(ｙīｎ)，一次在报上发文，名字给排成了“舒湮”。 NFDAF为诚义，湮是泯没了，他幽默而言曰：反正我是已经“湮没”了，就顺水推舟，采了这个“湮”，不再“更正”。

　　他的上世望族名门，我略知一二。说起来也有新意——

　　第一，冒姓不念汉字音的ｍàｏ，念“墨”(本为入声字，北语归去声)。但一般人总是误读，也没办法。

　　第二，相传始祖为元太祖忽必烈，经他考证，认为不确，应是宰臣伯颜之后。

　　仅仅这两点，已经是“超出常识”了。

　　至于他的上世冒辟疆与父亲冒广生(鹤亭)，在他意中以为那是人人尽晓的事，不必多及；但在今日一般“文家”来说，则又未必如此。只说冒辟疆，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家住江苏如皋，有名园题曰“水绘”，有美人董小宛，有“影梅庵”等等，董小宛后来硬给说成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等等旧话前尘，我们见了面却绝不谈及这些。

　　见面之前，我倒是曾以信札奉询于他：鹤亭先生辑录的《批本随园诗话》(有正书局旧版上下二册)，其原书底本可尚幸存否?——这是因为我曾疑心印本文字有所删节，而另据《说元室述闻》所引一条文字对勘，其繁简异同相差甚大，故欲一究其详，盖其批语历史纪实价值极高也。

　　舒老为此复了信，说家世文物皆不存于他这一支人的手中；《批本》一书则有某某新印本二种，详为举列。看来对家世文献十分熟悉。

　　经我劝阻不可冒暑奔波，无效。忽于一日来了，上文已叙。出我意外，坐定之后讲的全与文坛艺苑无关，而是讲说父、祖两世与国、共双方政要人员的密切关系。他的记忆如彼其清楚，说起来真够得上是“如数家珍”、“口若悬河”(悬河，谓瀑布也)。

　　他讲的许许多多的国、共人物的名字，种种层层的历史经过实况，非常丰富复杂，我这个书呆子本来对政治历史就缺少知识，聆听之下如浩瀚江河，一点儿也记忆不下来，自叹“不是这里头的事”。只记得他讲家下与周总理家是世亲，交往尤密，说一回总理到他家看望长辈的事。

　　舒老说：正在努力写回忆自传，而写到这些关节上，有时犯考虑，下笔不容易，往往踌躇搁置。

　　这由事实证明不虚：比如他这本随笔集第一篇就是追写他陪父亲和毛泽东见面的情景。毛泽东对他父亲既熟识又敬重。但他多次话及：此文却遭编者删削了，很是致憾。

　　这次会面，带给我礼物，一件精美的建漆长方托盘，黑地上书朱文寿字。我很珍惜。

　　此会丝毫未及其他，即告辞而去。以后又常来电话，总是说要来再叙衷肠。我也总是说我要回拜，不敢常劳远驾。

　　另有一次是寄来了邮件，都值得一记：
　　一件是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性情中人》的写人的文章，在几位旧新文人中，我荣列第二位，题曰“相见恨晚”。这句话看似寻常，却令我深为感动(我听好几位长者对我说过这句话)。

　　第二件是一张照片——看时，乃是我为昆山顾亭林祠所题七律诗，已刻石墨拓，而他老竟为此费了这番心意——诗早已不记得了，得此方唤起了旧日文思。

　　第三件是一本英文杂志，上面有文介绍他的令嫂贺翘华女士丹青绘艺的专文，附印有题赠她的拙句手迹。

　　这件事我未及告知他老。贺夫人是名教授冒效鲁(叔子)先生的德配，今已望九之高龄。只因昔年我与效鲁先生同为赋诗题咏齐白石老人《红楼梦断图》的旧谊者，此事今无知者了。我正要出版《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就拜烦贺老为补绘这张已经佚失的名作《梦断图》：当世无第二人有资格补画此图了。这是墨缘注定的佳话。

　　承贺老欣然命笔，而且是两次重作。我另有文记此事(载《新民晚报》)。

　　我很尊敬舒老这样的文史高明之士，可说是家学渊源，经纶满腹，后生不易与之相望于项背之间了。

　　我曾以一七律诗幅大书为赠，其句云：

　　读冒舒湮先生《性情中人》(见《中华英才》)，感叹万端，赋诗驰寄：

　　非关宋玉擅微词，痛惜深针亦至悲。

　　一世人心秦镜彻，百年史案楚骚滋。

　　文章落落知谁鉴，风义铮铮益我师。

　　月旦名流应有意，孤烟大漠总萦思。

　　未料今岁某月间，忽闻舒老遽然化去的消息。此前他还电话问过拙诗中的某一个草字，似乎有意就此诗写一篇文字。可惜已不复可能了。

　　但我更想念的是他的为人之品格风采，他的未完成的回忆自传书稿。

　　我不知他老身后可有人为他收拾残稿，以慰其平生之怀抱及志趣。哲人虽萎，其文笔却是要设法保留与流传的。

　　诗曰：

　　倾盖相逢诗亦奇，茫茫文海望相知。

　　平生一面缘何薄，恨晚心声最可思。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47

黄裳·我·《红楼梦》·水西庄

　　刚才接到黄裳兄寄来的一本新著，不免又想起我们两个的“关系”，似乎不妨一叙。我比他大一点儿，通信时是称他为“裳弟”的，但到“文章”里却不宜，那是我们的私交(也是深交)的称呼法，一撰文，就得“权变”了，乃以兄称之——多年来“体例”如此。

　　我们是名实相副的真同窗，因为是南开高中时期的同班兼同屋，真是日夕盘桓，不离形影。我们两个的体质、性格等等，都很不一样，可是“共同语言”却很多：爱书，爱文学，爱京戏 ……他个性很强，在一般的同学眼中他是并非“交游”甚广的，谈得来的也是有限数的。他脾气执拗，好说真理，爱“抬杠”——因而绰号“小牛儿”。那时同“斋”(宿舍)住的，有黄宗江，他因演话剧男扮女装，得绰号曰“小妹”。一位观众席上的家长老太太爱上了“她 ”，说这闺女真“俊”，意思想讨了做儿媳妇。我与宗江还又有燕京大学校友之谊，又同在京城文艺界，但难得晤会，而黄裳兄远在沪上，却与他交往甚深。宗江在抗战时的著作《卖艺人家》，还是黄裳题的封面——毛笔字也自有风格。宗江当了演员，黄裳做了“报人”。如今他们都成名了，宗江不必再“介绍”，黄裳则是一流散文家，剧评家，全国作协理事，还是高级的藏书家。

　　我们是被九一八的炮火冲散的，他们到了“大后方”，我却在家乡受沦陷之苦。那时候，望祖国如在天上，如在梦间，渴盼一丝消息也无计可得。我父亲望之尤切，让我订了一份《华北明星》报(天津英文版)，是想从“外国人”那里获得一点儿真实信息。谁知那报早被侵略者“劫收”了，登的都是“倒霉社”(“读卖”Domei)的报道。父亲埋怨我：“看了报，一句也不给人讲讲听听!”我甘受责怪，不忍说破——怕使他老人家更感伤心难过。后来烦人偷偷安装了一副能收内地广播的“耳机子无线电”，冒着很大危险，每等到夜深了，秘密收听。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万里之遥的微弱但又清楚的声音——广播开始是岳飞的《满江红》，我哭了。那低沉、严肃、悲痛而又雄壮的乐声与唱声，我至今如在耳边!——必须叙明这一层，读者方能理会：当我在旧书摊上偶然买到了一本宗江作、黄裳题的《卖艺人家》，见那故人的手迹，见那国难期中四川土纸印制的书册时，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激动?感慨?向往?羡慕?怅惘?……真是无以名之，万言难表。

　　就这样，我们彼此失散不相闻问，也不知过了多少年。1950年，我的红学论文在《燕京学报》第十期上发表了(发学生的文章，是大学学报的创例)，不知黄裳兄由何而读到了，在《文汇报》摘载了论文的一部分，来信告知于我，并附有晚报所刊读者撰文表示赞同的资料。我们这才又有了联系。

　　我们失散以前，每日晚饭后，情意悠闲，风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墙子河畔为度，饱领落日归鸦之趣、霞天散绮之奇。我们不光是走，嘴里当然在说笑，不知怎的，话题往往落到《红楼》上来。这毕竟所因何故?今天我已解说不清了，而且所谈的到底涉及哪些点或面，也是不能追忆的了。只记得曾论及一义：像《红楼》这样的中华文学之菁英，必须译成一部精确的英文本，使世界上的读者都能领略一二。于是黄裳兄遂发一问曰：我们有“红学 ”这个名目，可惜外国还不懂得，比如英文里也不会有这个字呀，这怎么办?我当即答言：这有何难，咱们就能造(coin)一个新字，就是redology!他听了大笑。

　　多年来，他在资料和精神上给我以支持和关切，非专文是叙不尽的。60年代我考证大观园遗址，文章是经他手编发的头版头条。因此，惹怒了“四凶”之一的姚老爷。运动一兴起，黄裳兄和其他同仁吃了大苦头，甚至出了一条人命悲剧。“四凶”灭后，他写了一篇《夜访大观园》，非常精彩，也是红学历史文献。那是他来京时与宗江聚会，宗江住处离恭王府很近，便建议裳兄入府一游。那文章实在好，我已收在拙著《恭王府与红楼梦》里。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47

今年，他又为《石头记会真》作了序，发表在《新民晚报》上。

　　裳兄作为大藏书家的事情，就更难叙写了，因为题目太大，性质很专，非本文所能容纳，只好留待日后另篇再叙。如今只说一点。开头我说的接到他的新著，就是他藏书的精品之一瞥、一脔、一斑——已令人惊叹不止了。此书题名《清代版刻一隅》，专讲清朝木雕书板的工艺之美。他自己序跋，作于1984年。如今摘引跋中的一段，以飨津门读者——

　　宛平查为仁的《蔗塘未定稿》的开花纸印本，也是可以作为乾隆中精写刻本的代表的。真是纸洁如玉，墨凝如漆，笔法刀工，风神绝世。过去不知是出于何人之手。后来又见汪沆的《津门杂事诗》，风貌全同，知同出一人手写。最后得到陈皋(对鸥)的手稿《沽上醉里谣》，才知道几部书都是他手书上板的。这稿本前半部简直就是上板前的底本，后半才有随时录入的手稿，还有许多改定，变成了行草。陈皋与厉鹗、万光泰、汪沆、符曾、吴陈琰等都是水西庄中的上客，是查为仁殷勤招接的好朋友。查氏的园亭一时聚集了众多的杭州名士，成为文艺沙龙那样的地方，这是研究天津文化历史不能遗忘的。水西庄早已湮灭了，只剩下几部精刻书还是当时活动的见证。

　　他那时说的这一切，真是

　　目光如炬，先获我心。如今水西庄学会成立了，我忙碌得还没写信告诉他。他如得知此讯，一定也很高兴，也会支持。

　　黄裳兄原是八旗家世，祖上隶镶蓝旗，可能是“驻防旗”而落户于京畿的。他本姓容，

黄裳只是后来一个笔名，但如今知其真姓名的不多了。他在少年时个头儿就不高，体质壮实，方面，大眼，长睫，闪闪有神，又有慧秀之气。自少时爱书如性命，同屋时他就买《四印斋所刻词》那种精美无匹的刊本。但彼时没想到他竟会成为国内大藏书家，其入藏者皆系罕见难逢的孤本、稿本、精本。“文革”中“抄”走了几大汽车书，后来听说发还了，不知是否完璧归赵，抑或也有失落?他于每部书必有小题记，笔致风雅。少年时健谈、风趣，年老了再见面，变得不那么豪迈而显得深沉稳重了。当今高士也。

　　诗曰：

　　同岁同窗同意气，津沽名校说南开。

　　谈红说梦风华在，晚步霞天照影来。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49

勿忘斯人

　　——亡兄祜昌之思

　　我们弟兄，排行五人，我居幼，“挨肩儿”的是四哥，即祜昌。

　　四哥与我的关系最为亲密深切。他寿至七旬晋九，因家庭条件太差，患病(本是可医或缓解而非致命的慢性病)失医，不幸辞世。

　　他忽然走了。我总像不大相信这个人就没了，分明还和我形影相共，心意不分；还会来京小住，秉烛研《红》……

　　可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情景了。

　　他走了之后，我像失去了自己的“一半”，踽踽凉凉，独来独往，彷徨于“空间”。

　　我的红学道路是他引导的，而且数十年来是“同行共命”的为《红》辛苦者。我这个“ 著名红学家”的头衔，其实是他给我准备和赋予的。

　　他对曹雪芹与《石头记》的痴情挚意，远胜于我。我受了他的感染和感动。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这力量成为排除万难、自强奋进的“能源”。祜昌是个苦命人。

　　他的苦，不惟世人难晓，他的家里人也未必尽谅尽解。“有命无运”这个命题是雪芹首创的。祜昌的命苦其实该说是厄运。他平生的两大致命关卡是学程的意外不幸和自己失算。

　　他是天津名校南开中学的高材生，成绩甚优，文学才能已露头角。毕业后投考北大，原不成什么难题；谁知天降倾盆大雨，一名“大孩子”初入京城，值此“天变”不知所措(无人相伴，又无外出雇车的经验)，遂白白地误了场。据他的记忆，此场以前的考试，答得十分满意自信。

　　据我推断，如不误场，他是张中行先生的同班。因为那年的国文试题是由陈寅恪先生拟定的，其中有一项是“对对子”，出的“上联”是“孙行者”。相传最佳者对的是“胡适之”— —“适”与“行”对仗极工，别的古人名字带“之”的不乏，但上一字都对不上“行”(适有“往”义)。

　　这可扼杀了他的文学之命运的康庄大道。如若不是这般意外，也许他早已成了文界名流或文史学者、教授。

　　第二个“致命”点是他考北大失意后，无可奈何地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的国文系。由于复杂的因素，他在彼处无精打采，难有进境。已读了三年，只一年足可对付毕业，取得学历资格了——他忽然要尽弃前功，坚决退学，考取了一个浙江银行的练习生!一着走错，全盘棋输。

　　他为人讷讷不能巧言，落落不交俗友，看不上那时的世态人情……这样能得“上司”的青目与欢心吗?自己越走路越窄，终于辞职不干了。

　　以后经历铁路局、新港的小职员职业，大都类此。解放后，勉勉强强充当了故里的一个商业局的业余中学的教师。

　　他最不善于讲话，没有一点儿“口才”与讲授艺术。他能讲得让学员“喝彩”吗?其况可想而知。为人性直，一句假话不说，对一切人以诚相“料”相待，结果到处受嗤，四处碰壁，自己不会处世，也不能尽怪人家看不入眼。

　　此人之苦，苦在这里。

　　自1948年夏秋之际，我从北京借来了稀世之珍籍《甲戌本石头记》，他就一心立志要为雪芹的真本原笔恢复光辉，湔洗污垢(伪续篡改)。动手录副本，尽两月之功完成。

　　我于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仍读西语系；是祜昌的提示，竟然发现了胡适先生遍觅不得的《懋斋诗钞·东皋集》内有大量题咏雪芹的篇什——从此“曹学”遂有崭新的迈步重兴。

　　我在燕大不断研芹续有进境，每一新获，必先函告于他。他大喜过望。我们当时的鱼雁传书，是一项珍贵红学史料——可惜“文革”时散亡已尽。

　　祜昌矢志为雪芹校出一部真本《红楼》。他为此巨业一直辛苦到临终的前夕。此书恐有千万字的浩瀚工程，一手写录，心力俱瘁——他乐而无悔。

　　这项巨业，独力苦支，未曾得到任何人的重视与扶持。反而因为“与胡适的关系 ”，三次抄家，片纸无存，立锥无地，衣食濒绝……

　　此书题曰《石头记会真》，是他毕生精神的“化石”。

　　我拿什么文词来纪念这样一位胞兄和同行共命之苦人?自愧无力不文，粗记数行，以志吾痛，本不足为世人道也。

　　诗曰：

　　手足情深结几生，同怀哀乐事光明。

　　六十年间辛苦尽，为兄为弟是殊荣。

　　2000年10月26日写讫

巴山 · 发表于 2013-1-21 15:51

张爱玲眼中的《红楼梦》
　　张爱玲在文坛享有盛名，自愧未曾读过她的小说、剧本，偶然见到一两随笔性文章，竟然都谈到了《红楼》，而且见解不凡。这才引起我这孤陋者的注意，真是于心戚戚焉，不能轻易放下这个题目。

　　人的文艺天赋差异之大，源自造物弄人——有美有丑，有善有恶，有仁有智，有才有德…… 造物的“配方”十分奇特。别的素质才能不难见，惟有文艺审美眼光的高明(水平和能力)，最是难得多遇。我平生所逢，张爱玲是一位。尤其她是符合雪芹标准的“脂粉英豪”，又与 “须眉浊物”不同，弥觉可贵之至。

　　她在回忆胡适之先生的文中，本来是以《海上花》为主题的(话题开头是从她的《秧歌》叙起)。我看到《海上花》，想起在燕京大学时已注意这部“奇书”。对白是吴语，我凭“参悟”能懂个七八分，剩下的就请教同窗许君政扬。他是浙江海宁硖石许氏，却在上海长大，正好以“吴侬软语”的声调“学”给我听，顺带讲解个别词汇和特殊习俗等，十分有趣而得味。那时我已体会到：自《红楼》出后，一直无人能学到雪芹的笔法语调，惟此书却有“ 三分神似”，实为仅见(此意曾写入拙著)。如今一见张女士话及这部杰作，立刻想道：下面谅必也要牵连谈到《红楼》吧?果然不出所料，紧跟就是一大段——我已读过她另一处谈《红》的卓识高见，因此总盼还能见到一些类似的文章。这正可谓“夙愿以酬”——尽管还有点儿“抱怨”太短了。

　　她说：第一点，从十二三岁时读《红楼》。第二点，只这年龄而头一回读，读到第八十一回，什么“四美钓游鱼”等等，忽觉“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

　　我读到此，真是又悲又喜，又喝彩、又感叹——莫知何以表述我的心情。

　　这是一位绝代的天才，她的文艺审美水平特高——用我的话说：她不俗，有灵性，有艺术眼，有上智上慧，非同小可。

　　她有一部考论《红楼》的专著《红楼梦魇》，其自序写得比这个更好。她有极精彩的话，如云：版本中一个异文，“字比笆斗大”，“往我眼里跳”!(笆斗，农村盛粮谷的柳条编成的大斗。)这可见她对《红楼》是如何地精熟至极。从这一点说，只有她能够称为真正的、头号的“红迷”。

　　她极感高鹗的伪续后四十回的毒害性，名之为“附骨之疽”——其影响之深且久，已难医治。

　　在回忆胡先生的这篇文中，她又提到：在美国，告诉洋人中国诗、画的“发展”(独特造诣之义也)，他们因为不懂，只有承认；但若说中国小说的“发展”，就人人“露出不相信的神气”了。因为，小说代表是《红楼》，在他们读来，只看到一个“故事轮廓”——而且 “是高鹗的”!那就是“钗黛争婚”的一场“三角恋爱”熟套闹剧，没有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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