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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江斜月

公元767年，杜甫在夔州写出了千古名篇《登高》。此时的诗人已经五十六岁，上距他开始自称“野老”的天宝年间已近二十年，下距他在湘江孤舟上逝世的时刻只有三年，他已是一位迟暮之人。如果把安史叛军攻陷长安看作诗人遭遇世乱的起点，他已经在兵荒马乱中度过了十一个春秋，是一位十足的离乱之人。如果把诗人离开长安经秦州入蜀看作其飘泊生涯的开端，他已经在异乡飘荡了整整八年，是一位十足的天涯游子。况且此时的杜甫患有肺病、风痹等疾病，又过着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心情与身体都处于十分恶劣的状态。此时唐帝国的形势也毫无起色，朝政仍旧荒乱，外族入侵和地方军阀叛乱时有发生，战祸不断，民不聊生，杜甫殷切期望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已彻底破灭。深秋时分，年迈的诗人独自登上夔州城楼。夔州是一座山城，它建在白帝山的山腰，其城楼曾被杜甫写成“缥缈之飞楼”。城楼俯瞰着奔腾湍急的瞿塘峡，杜甫曾描写峡中的水势是“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又写其情状是“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山川景物堪称形胜，又正值秋高气爽，木叶脱落，诗人放眼远眺，远近的景物历历在目。凌厉的秋风中夹杂着哀怨的猿鸣，纷飞的黄叶增添了肃杀之气。滔滔的江水滚滚而来，使诗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故国远在万里之外，百年人生已临近终点，天涯羁旅，抱病登台，此时此景，情何以堪？此诗以“登高”为题，它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登高所见之景，但那些景物都是用来渲染气氛的，它真正的着力之处在于抒写登高所感。诗人所感受的绝非爽朗愉悦之情，而是苦闷、忧愁乃至痛苦、绝望。登高所感如此，真不知何苦要来登高！也许诗人本来是抱着解闷消愁的目的而来登高的？他没有料到登高眺远反而触动了他的愁肠。我知道杜甫曾做过类似的傻事，他在两年前的冬至那天写道：“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如今又想凭借登高来“遣兴”，没想到登高眺远后更“转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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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眺远使人伤感，似乎是古代诗人的传统。《楚辞?招魂》中早就说过：“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春天眺远尚且伤心，何况黄叶纷飞的秋天！避乱他乡的王粲本想借登楼来销忧，不想既登之后反而悲不自胜：“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李白虽曾豪迈地宣称“登高壮观天地间”，但像他那样豪气干云的诗人千古能有几人？杜甫是不用说了，早在长安时期，他与高适、岑参等人一同登上慈恩寺塔，就已“登兹翻百忧”，透过高塔远景看到了笼罩着山川景物的愁云惨雾。在寓居成都时，诗人在百花盛开的春日登楼眺望，却写出了“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的沉痛诗句。及至他在迟暮之年飘泊到荆湘一带，更是每次登高都会黯然伤神。在白帝城楼上，他“泣血迸空回白头”。在岳阳楼上，他“凭轩涕泗流”。其他诗人也常有登高伤怀的经历。韩愈害有恐高症，他自称冒险登上华山绝径后竟然“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李肇的《国史补》中因此附会说：“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如今在华山苍龙岭山腰的石壁上还刻着“韩退之投书处”六个大字，是一个失败的登高记录。此外，韩愈在贬谪途中经过秦岭，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叹。柳宗元在柳州城楼上远眺，看见的是“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晚唐诗人许浑悲叹“一上高城万里愁”，连性格豪放的杜牧也声称“百感衷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一生襟抱未曾开”的李商隐更是视登高如畏途：“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仿佛他是被人强拉着一步一步登上城楼的，这与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真是天差地别的两种登楼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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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宋?陈与义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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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听　雨
宋?蒋　捷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凭，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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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他又叹息说：“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的确，回忆是老年人的专利，也是人生渐入老境的象征。三年前我鬼使神差的动笔写了一本《浮生琐忆》，完稿后猛然想起梁任公的这番话，不禁大吃一惊。揽镜自照，果然看到一个两鬓苍苍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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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什么使得老年人屡屡回忆过去呢？仔细考察梁任公所举的几个例子，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妇回忆的是年青时“今年欢笑复明年”的欢乐生活，元稹《行宫》中的白头宫女回忆的是唐玄宗时代的盛世光景，汉初在长安城东种瓜的召平回忆的是自己在秦朝封东平侯时的荣华富贵，拿破仑、阿剌飞（今译“阿拉比”，十九世纪埃及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回忆的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一句话，他们回忆的都是人生过程中的“盛时”。为什么人们喜欢回忆盛时？很简单，“盛时”是人生中最充实、最愉快、最有意义的阶段，要是没有它，人生会变得枯燥乏味、琐屑卑微、毫无意义。当人们在垂暮之年回首平生时，盛时就是低矮丘陵中突起的一座奇峰，是迷茫夜色中闪烁的一点灯光，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它独占了。人们的集体记忆也是一样，唐代安史之乱后，人们最爱回忆的就是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光景，杜甫在《忆昔》中深情地回顾：“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直到五代，王仁裕还写了《开元天宝遗事》以追记其盛况。北宋灭亡后，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以追忆汴京的繁华。南宋灭亡后，周密撰《武林旧事》以追忆杭州的繁华。可见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中，最爱回忆的就是故国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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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让我们看看古代诗人对生平的回忆：758年，五十八岁的李白被长流夜郎，途中作诗赠辛判官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759年，李白又作诗赠李之遥说：“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765年初，五十四岁的杜甫即将辞去幕职，作诗说：“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766年，杜甫在夔州再次回忆那段往事：“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众所周知，李白一生中最得意的经历是天宝初年供奉翰林时赋诗御前、平交王侯，杜甫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是四十岁时向朝廷献赋得到玄宗赏识，待制集贤院，并当众考试文章。对于两位曾热心求仕且诗名盖世的诗人来说，以文章惊动人主当然是最为荣耀的得意之举，除此之外，他们的整个人生中没有什么耀眼的亮点了。无怪他们要在诗歌中一再回忆那段转瞬即逝的光荣时刻，且语带夸耀，喜形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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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年，二十三岁的辛弃疾在济州率五十壮士攻入金军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铁骑渡江，投奔南宋。到了晚年，辛弃疾在词中再三回忆那段壮声英概的战斗经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箓，汉箭朝飞金仆姑。”1172年，四十八岁的陆游到南郑从军，在抗金前线停留了八个月，那一段经历使他终生难忘，并在诗中反复回忆。十三年后，诗人回忆说：“我昔从戎清渭侧，散关嵯峨下临贼。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山荞畲粟杂沙碜，黑黍黄糜如土色。飞霜掠面寒压指，一片赤心惟报国。”二十年后，他又回忆说：“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辛弃疾和陆游都以文学家而名垂青史，但他们自己最看重的人生事业却是抗金复国。前者曾在青年时代驰骋疆场、亲冒锋镝，后者亦曾在壮年时亲临前线、冲掠敌阵。虽然那两段经历都不足一年，却是他们的人生记录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无怪他们铭记在心，梦寐难忘。辛词有句云“梦回吹角连营”，陆诗有句云“铁马冰河入梦来”，在梦境中屡屡重现的经历，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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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要是人生中压根没有上述的“盛时”，情况又将如何？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生平既没有像李、杜那样以文章惊世，也没有像辛、陆那样曾从事轰轰烈烈的崇高事业，当他们渐入老境时，又该回忆什么呢？其实情况是一样的，任何人的一生中总有他自己曾感到幸福的短暂时刻，总有他自己梦寐难忘的特殊情景，那些时刻和情景会在他心中勾起永久的回忆。记忆是属于我们个人的，回忆是发生在我们内心的，即使我们所回忆的事情在旁人眼中平常无奇、平淡无味，但它们仍是我们心中最珍贵的收藏品，是我们精神世界中的无价之宝。萤火虫的光芒当然不能与华灯或明月相比，但当它在昏暗的夜色中熠熠闪耀时，却也是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同样，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相对而言的亮点，它们会吸引我们回首往事时的主要目光。钱穆说得好：“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尽管我们记得的不过是一些平凡琐屑的往事，但只有它们才能为我们的人生注入生气、赋予意义，只有它们才是我们的“生命之真”。我没有选录上文所提到的李、杜、辛、陆回忆平生的作品，而把陈与义、蒋捷的两首词介绍给大家，就是因为后者更能叩动我辈普通人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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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与义的《临江仙》大约写于1136年春，当时他正告病闲居在湖州青墩镇的僧舍中。此时上距靖康事变已经九年，九年来陈与义先是奔走避乱，后又浮沉宦海，心情一直欠佳。在一个雨霁初晴之夜，诗人闲登小阁，思绪不知不觉地回到了青年时代。洛阳城南的午桥庄，自唐代以来就是著名的游赏胜地。诗人在午桥上聚友夜饮，满座宾客都是豪杰之士。桥下的流水静静地流淌，泛起滟滟的月光。杏花横斜，月影满地，众人在悠扬的笛声中举杯痛饮，直到天明。其实那只是一次普通的月夜聚饮，然而又是一段多么愉快的经历、一片多么难忘的情景！时隔二十多年，诗人心中还如此清晰地记得那次聚会的满座嘉宾和彻夜狂欢，记得那夜的长沟流月和杏花疏影。至于其后经历的二十馀年的漫长岁月，倒反而迷茫得像一个短暂的梦。